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爲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當時五品京官(相當於副廳級)爲例，俸祿1年80兩銀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總共不及200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僱員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這讓本國官員羨慕不已。
羅伯特·赫德，28歲擔任大清海關總稅務司
晚清洋務派熱衷於軍工的現代化，這有着鮮明的時代特色。其實，不惟軍工上，在其他工商領域，清朝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也聘請了相當數量的洋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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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6月18日《申報》發表了《稅務司德璀琳稟總理衙門請開鐵路條陳》一文，積極慫恿清政府造鐵路。文廷式在《知過軒隨筆》中寫道：李鴻章欲設銀行，閻敬銘亦頗爲然，惟不欲用洋人。李鴻章雲：“若不用洋人，人卻不信你戶部。”可見，在當時，連李鴻章這樣有見識的高官都認爲辦銀行一定不能少外國人。再如1909年新疆布政使王樹枏聘用比利時人畢德生在新疆創設郵政郵局等等，晚清所有的先進工商業領域無疑都少不了洋人的影子。
爲何晚清常用外國人代表中國辦外交事宜?原因無外乎兩大方面：一是客觀原因，清朝官員不懂近代外交規則，使得談判無法順利進行，只好藉助洋人;二是主觀原因，清朝大臣們都把與洋人打交道看作苦差事、累差事，一不小心，吃不了兜着走，一個字“怕”。
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最初的使命是爲“馬嘉理案件”向英國道歉。郭嵩燾開始也以年老多病不想去，慈禧太后親自召見，他這才勉強接受。同年8月，清廷正式加授他爲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出國後，郭嵩燾在日記和報告中對西方有些肯定的描述，遭到了國內保守官員的羣起攻擊。甚至還有人告發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後任期未滿就被清政府召回，他的《使西紀程》一書也被禁止發行並毀版。有此先例，故晚清官員對於洋差事，常常是推之唯恐不及。於是，晚清政治最愛用的所謂“以夷制夷”策略就順理成章地用到了外交上，許多外國“替代品”應運而生，最有名的是蒲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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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2月出訪的蒲安臣使團是清朝歷史上向海外派遣的第一個肩負外交使命的正式外交使團，負責人卻是個外國人——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被授予“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頭銜。爲了維護面子，使團成員包括清政府總理衙門的兩名章京，爲了平衡列強關係，任命了兩位副團長，一個是英國人柏卓安，一個是法國人德善。使團在歷時兩年八個月的出訪中，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領導權完全掌握在蒲安臣手裏，他四處包攬交涉、談判事宜，甚至擅自與外國締約，而中國使臣成了點綴品和觀光客。
其實在蒲安臣使團之前，還有個斌椿使團。1866年，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要回英國結婚，總理衙門派前山西襄陵縣知縣斌椿與其子廣英以及鳳儀、德明、彥慧等3名同文館學生，隨赫德赴歐洲觀光遊歷，這是晚清中國官員走出國門、遊歷海外的第一次嘗試。使團人員在英、法、荷、德等9國遊歷了7個月，所寫的遊記《乘槎筆記》《航海述奇》等，記錄了晚清官員對歐洲最初的見聞，實際上是赫德藉着回家結婚的機會帶着他們到歐洲幾個國家“公費旅遊”了一次。
晚清歷史上，英國人赫德極其風光，除了長期擔任海關總稅務司，還曾多次“是中國和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重大談判的外交代表”。
1894年，天津海關的德國稅務司璀琳爲李鴻章所看中，被清廷派遣出使日本商談中日甲午戰爭停戰條件。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也受清政府聘請，與侍郎張蔭桓等共赴日本商訂停戰合約。可想而知，當時的滿清政府賦予洋人多大的外交權力，把國家存亡都押在了外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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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員的待遇相當優厚
晚清乃多事之秋，正逢用人之際，於洋員的政治待遇格外優厚。譬如華爾、戈登、德克碑、漢納根，在本國軍隊中他們都是微不足道的下級軍官，一被清政府聘用後，立即破格提拔爲高級軍官，這在當時是普遍現象。再如赫德這個28歲的外國青年，卻掌控了晚清的重要經濟命脈。赫德29歲被授予按察使銜(正三品，相當於副省級)，46歲被授予頭品頂戴，1911年9月病故，清政府追封他爲太子太保。他是有清一代官爵最得寵的外國人。
同時，洋僱員是絕對的金領。在清人所編的《普天忠憤集》卷七中記載：“當世每聞‘洋人’二字，則目爲智巧，月俸多至七八百金，少則二三百金。”以當時五品京官(相當於副廳級)爲例，俸祿1年80兩銀子，支米80斛，加上恩俸，總共不及200兩，而一個最低等級的洋僱員的薪水也是他的10多倍，這讓本國官員羨慕不已。
截止1874年，福州船政局每月的經營費用在5萬兩到8萬兩之間，其中就包括了幾十名法國僱員的薪水1.2萬兩白銀，屬於其中最大的開支項目，而其他2000名中國工人的工資總額約爲1萬兩白銀，150名中方管理人員的總薪水額爲1200兩。(《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外懸殊如此之大，也難怪老外都願意來中國打工。
晚清洋僱員薪水拿得最高的是中方短期僱員美國外交大臣福世德，一場談判結束，《馬關條約》簽訂後，清政府“給美員福世德酬勞十五萬圓。”(《東方兵事紀略》)
清朝上下對於洋員的態度
1860年，西方軍隊的火力以及英法軍隊協同清軍守衛上海的情形給清朝當權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人甚至認爲，只要有幾艘像英軍那樣的炮艦，一下子就可以拿下太平天國的天京。皇室成員中最“洋化”的恭親王還設想借用外國軍事力量來熄滅國內起義的烽火，但曾國藩等地方大員極力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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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一批長時間避難上海的江蘇社會名流對於清軍剿滅太平軍缺乏信心，他們說服江蘇巡撫薛煥和上海道臺吳煦向皇帝投遞了“借”洋人軍隊助剿的請願書，而負責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卻對僱傭洋人軍隊心存戒備，他的觀點是利用西方的辦法而不是非得僱傭外國軍隊，譬如他很贊成創辦中國的兵工廠來製造西式武器彈藥。在是否僱傭洋員問題上，李鴻章則把曾國藩信用和捨棄的兩方面都靈活採用了，顯然，他比他的老師更講求實用，更務實。
據李伯元的《南亭筆記》卷十六記載：張之洞的下屬有時一天都難見到他，而對於洋僱員則恰好相反。外國人跟張之洞相約3點鐘見面，他兩點半就在餐廳等候，即便很睏倦也硬撐着，對待外國人可謂誠意十足。
“何人能屆橫流決，今日真憐大廈傾”。文廷式在1900年發出瞭如此感慨。雖然清朝上下搞了洋務，也僱用了衆多外國人，但清朝這個龐大的軀體已腐爛不堪，迴天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