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親見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滿清政府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財政制度的腐敗。公務人員的薪水只是點綴品，實際上全靠陋規來維持。
陋規是不公開的公家收支，爲政府及社會所默認的。以現在用語來說，好像我們大家所稱的黑市。
這種辦法削弱了公務人員的公德心，也使他們把不規則的收入看成理所當然的事。
清廷對官吏的這種收入視若當然，常說“規矩如此”，竟把陋規變成規矩了。這些官吏對下屬營私舞弊也就開隻眼閉隻眼。如果拿一棵樹來比喻政府的話，這種陋規的毒汁可以說已經流遍樹上的每一枝葉，每一根芽。
政府只要求稅收機關向國庫繳納定額的稅款。主持稅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樣的藉口理由，在正規賦稅之外加徵各種規費。這樣一來，如果有一兩銀子到了國庫，至少也另有一兩銀子成了陋規金。
在滿清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錢遠較繳入國庫的錢爲多。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索要。官吏向民間搜刮，結果官場陋規愈來愈多，人民負擔也愈來愈重。乾隆皇帝幾次下江南，開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民間搜刮而來，清代在乾隆朝爲極盛時代而衰運亦在此時開始。
清代後期，徵稅與捐官等方法均未能使清廷達到籌款的目的。因此不得不乞靈於借貸外債，而以讓渡鐵路建築權或礦產開採權爲交換條件。這自然是飲鴆止渴的辦法。
現在或許還有人記得清廷將四川省內鐵路收歸國有，以爲轉讓築路權予外國公司之張本，結果觸發了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時遭光緒帝國喪，地方士紳，披麻帶孝，頭頂“德宗景皇帝神位”，長跪於總督衙門之前，哭呼先帝，保佑四川，不使鐵路收歸國有，弄得政府啼笑皆非。
所謂陋規制度究竟是怎麼一種辦法呢?中國當時分爲二十二行省，大約包括兩千個縣。縣的行政首長是知縣，他不但掌管一縣的財政，同時還是一縣的司法官。
他的薪水每月不過數兩銀子，簡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費用都只能在陋規金上開支。如果上級官員經過他那一縣，他除了負責招待之外，還得供應旅途一切需要財物。對於上級官員的隨員也得送“禮”，所謂“禮”，通常都是送的錢。
我的故鄉餘姚城外的姚江岸上有一座接官亭，這是各縣都有的。如果有上級官員過境，知縣就在亭裏迎候。大約六十年前的一個下午，我發現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趕過去一看，原來是大家在觀望學臺和他的隨行人員。這位學臺正預備去寧波主持郡試。
前一日，知縣已經從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幾條大船，那條專爲這位學臺預備的船上裝了好幾只加封條的箱子，至於箱子裏面裝些什麼，自然只有經手的人才知道了。
我遙望着學臺等一行換了船，學臺踏上最華麗的一隻，隨後這隻載着官吏和陋規禮金的小型艦隊就揚帆順着退潮駛往寧波去了。那種氣派使我頓生“大丈夫當如是也”的感觸。我心裏說從今以後一定要用功讀書，以便將來有一天也當起學臺享受封藏在箱子裏面的神祕禮物。
知縣還得經常給藩臺的幕僚送禮，否則他就別想他們給他在藩臺面前說好話;如果搞得不好，這些師爺們還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種禮金加起來，一個知縣爲保宦海一帆風順所花的錢就很可觀了。同時人情世故也告訴他必須未雨綢繆，何況他還得養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隨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補知縣無不垂涎收入比較大的縣份。以我的故鄉餘姚縣而論，就我所能記憶的，沒有一個知縣在我們的縣裏任職一年以上。
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縣如果當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萬元叮噹作響的銀洋。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因此藩臺只派些代理知縣，任期通常一年。這樣一來，候補知縣們的分肥機會也就比較多了。
知縣任滿離職時，通常都得正式拜望藩臺一次，藩臺總要問一聲他的缺好不好。當時對於所補的職位叫做缺，也就是等於問他得到了多少陋規金，他的親朋戚友與他談話，也常常以同樣的問題做開場白，說“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罷”。
經手政府收支的官吏，官階愈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數目也愈大。據說上海道臺每年可以獲利十萬兩銀子。所以上海道臺的缺，是全國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藩臺、督撫以及北京有勢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觀。
連平定太平天國的學者政治家曾國藩也贊成陋規制度。他曾在一封信裏爲陋規制度辯護，認爲要順利推行政務，就不得不如此;他說一個官吏的必要開支太大，而且還得贍養一家和親戚。咸豐同治年間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蓴客曾在日記裏抱怨總督張之洞送他的“禮”太輕。
過了幾天日記裏又有一段記載，爲：“午後至陶然亭，張之洞來，我避之。”可見張之洞從陋規金中提出來贈與李蓴客的禮太輕，結果就得罪了這位名士了。
在滿清時代，有前程的候補官員只要花很少的錢，甚至不必出錢，就會有僕從跟隨他們。這些僕從們也會含辛茹苦地追隨不捨，希望有朝一日他們的主人時來運轉，他們也就可以分享陋規了。
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氣，大刮一筆。如果流年不利，官爵遲遲不能到手，僕從們也還株守不去，直至最後一線希望消滅時爲止。一些倒黴的主人，受不住飢寒煎熬，只好投繯自盡，以求解脫。我在杭州讀書時，曾經聽說有一位賦閒多年的候補知縣，因爲受不住債主催逼，結果在大除夕自縊了。
變相的陋規惡習甚至流佈於小康之家，廚子買菜時要揩油，僕人購買家用雜物時也要撈一筆。尤其在北平，僕人們來買東西時，商店照規矩會自動把價格提高一成，作爲僕人們的佣金，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錢”。
這種變相的陋規之風甚至吹到外國而進入拿破崙的家裏。拿破崙有個中國廚子，服務周到而熱心。
這位偉大的法國將軍臨死時記起他的忠僕，就吩咐他的左右說：“你們要好好地待他，因爲他的國家將來是要成爲世界最偉大的國家之一的。不過這位中國朋友很愛錢的，你們給他五百法郎罷!”
陋規之風更瀰漫了整個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個碩大無朋的章魚把它的觸鬚伸展到全國的每一條交通線上，吮吸着國內工商業的血液。厘金是在太平天國時期設置的，旨在籌措戰費以供應清廷士卒。太平軍雖然被平定，厘金卻始終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規大致是這樣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詐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經紀人出價投標，只要他出價高，譬如說一年二十萬塊錢，他就可以獲得在某一關卡或若干關卡徵收厘金的權利。
這些關卡通常設在官道上的貨物必經之地，得標的人就成爲此一關卡的釐卡委員，受權向過往的貨物徵稅。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內收到三十萬塊錢，他把二十萬繳交政府，其餘的錢就歸本人及其合夥者所有。
因此他規定大多數的貨物都得抽稅，以便充實他們的私囊。
辛亥革命以後，陋規制度逐漸被戢止，厘金制度亦於稍後廢止。官吏的薪俸也提高了。但是貪污案件還是屢見不鮮，僕役間的揩油風氣迄今未衰。有一位太太罵她的廚子揩油揩得太貪心，結果與廚子大吵其架。有人批評這廚子貪心得像條餓狼，他的答覆是：“如果一個人不貪心，他也就不會當廚子了。”
北京某大使館的廚子每買一個雞蛋，就向主人索價一毛，大使祕書的廚子爲主人買蛋，卻只索價五分錢一隻。大使夫人問：“爲什麼我買雞蛋要比祕書太太多花錢呢?”她的廚子答道：“太太，大使的薪水要比祕書先生的高呀!”汽車主人也常常發現汽油箱“漏”油，原因就是司機“揩”油。不必要的修理，更使保養費大得驚人。
自從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執政以來，中國一直在設法阻遏政府中的貪污風氣，並且規定了幾種對貪污舞弊的嚴厲罰則。但是陋規制度在清朝以前就已存在。
數百年的積習，不是幾年之內，甚至二三十年之內所能完全革除的。自從現代財政制度建立，公家道德逐漸提高以後，中國已經革除了很多積弊。行政技術正與時俱進，相信它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達到組織健全的現代國家的水準，徵收賦稅和控制財政的有效辦法也會漸次建立。不幸當時內亂外患並乘，致使功敗垂成。
我們中國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認爲邪惡的產生只是缺乏正當的教育而使善良的本性湮沒，中國社會風氣的敗壞導源於腐朽的財政制度，而非缺乏責任感。但是這種制度對社會風氣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因此我們迄今仍蒙受其遺毒。
補救之道在於建立良好的制度，來接替腐敗的制度。單單廢止壞制度，還是不夠的。
消除腐敗究竟由於良好道德，還是由於良好制度呢?沒有健全的品德，這些制度固然無法實行，但是單憑道德難道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嗎?單憑少數高居要津的專家就能夠制止千千萬萬中國職員的不法行爲嗎這還是要靠良好制度下的中國職員的通力合作。這就是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國的現代大學除了實事求是的學術立場之外，也是經費從無私弊的又一實例。抗戰期間，因爲物價高昂，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們始終辛苦工作，力求維持學術水準。絕大多數的學生，除了接受現代訓練之外，在教授和大學當局的良好影響之下，對於如何誠實而有效地運用公款，也自然養成正確的觀念和良好的習慣。
最重要的是對公款處理的態度已經起了根本的轉變，過去大家都默認甚至讚揚陋規制度，到了抗戰以前的幾年，有識之士不但討厭它而且隨時加以譏諷，這種風氣的轉變，再加採用現代方法，當時我們相信對於將來公共行政各方面的經費處理，必將產生重大良好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