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產電影《大唐玄奘》在五一檔上映，影片講述了唐朝高僧玄奘歷時17年，不畏艱難險阻，前往印度取經的傳奇故事。由於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影響，唐僧取經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然而文藝作品終究無法取代真實的歷史，甚至有着不小的差距。一代高僧玄奘成長的中古佛教史背景是什麼?他爲何要“偷渡”出境?玄奘在印度學成歸來後，如何捲入唐朝政治鬥爭?他的身份意識發生了哪些變化?圍繞上述問題，澎湃新聞採訪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教授孫英剛，請他爲讀者還原歷史上真實的玄奘及其鮮爲人知的晚年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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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玄奘出家前的家庭身世如何?
孫英剛：玄奘祖上都是當官的，他的祖父陳康做過北齊的國子博士，父親也是早通經術，做過江陵縣令。他的哥哥也是一位很有名的僧人，玄奘的出家跟他哥哥可能有點關係。在他成長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很多隋唐時代的重要人物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他的出家，就受到隋代有名的大臣鄭善果的激賞。
我們現在有一種誤區，認爲僧人都是出身底層、沒飯吃纔去出家，但中古時代很多僧人的教育背景和社會地位都很好，絕非泛泛之輩，玄奘當然也是如此。又比如他有一名弟子窺基法師，就是唐朝名將尉遲敬徳的侄子。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以玄奘爲代表的這批高僧?除了和尚的身份之外，他們都還是知識分子，有的還是大知識分子。玄奘是大翻譯家，對義理也有很多貢獻，跟他同時代的道宣，學問也是好得不得了。道宣是律學大師，同時又是歷史學家，寫有《續高僧傳》、《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廣弘明集》等等。所以，我想強調這些僧人本身就是社會知識精英中的一部分，我們今天要討論那個時代的知識和思想世界，不能把他們排除在外。
其次，當時的佛教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宗派壁壘。玄奘早年曾到處留學，去過四川、相州(今安陽)、長安、洛陽等地，跟很多高僧都學習過，博採衆長、轉益多師，當時有名的僧人比如法常、道嶽等，都曾指導過他的學習。不論地論、攝論，都能廣泛學習。所以玄奘生活的時代，學術氛圍是自由、包容的，所以才能產生那麼一大批高僧。
澎湃新聞：他決定西行的真實動機是什麼，爲何會成爲一名“偷渡客”?
孫英剛：首先玄奘肯定不是像《西遊記》裏講的那樣，是被唐太宗派出去的。他實際提出過出去的請求，但並沒有得到回覆，所以最後被迫“偷渡”出去。關於玄奘西行的動機，除了受到前賢如法顯事蹟等人的感召，主要是隨着對佛學造詣的提高，感覺很多學說分歧。當時，隨着佛教在中土傳播，由於對原始佛典的理解不同而出現不同的學說，一方面，這可視爲是對佛教原教旨主義的背離，標誌着中國佛教具備了在印度和中亞佛教之外獨立發展的能力，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對於玄奘等僧人來說，卻希望去印度找到最初的原典，來化解翻譯或解釋帶來的記載差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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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個契機就是武德九年(626)，有一位來自印度的僧人波頗到達長安，組織譯場，許多中國僧人都參加他的譯場，玄奘就從他那裏聽說在印度的那爛陀寺有位戒賢法師講授《瑜伽論》總攝三乘之說，因此就產生了去印度的想法。玄奘結侶上書朝廷，要求西行，但是被拒絕了。似乎唐太宗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兒，所以等玄奘回來之後，太宗還談起他怎麼沒有經過允許就出去等等。澎湃新聞：玄奘的取經路線應該就是絲綢之路吧。
孫英剛：對，他走的就是已經成熟的絲綢之路。
我們今天看地圖他繞得很遠，先繞到中亞，再從中亞經西北印度進入印度腹地。可能有人會問，中國和印度不就挨着的嘛，他怎麼繞這麼遠?但這條路就是當時成熟的交通路線，商旅、使節、高僧走的都是這條路。橫穿青藏高原在當時還不是一條常規路線，一般人不會去走。
商人跑來跑去是爲了求利賺錢，像張騫這種使節也是應募出使，爲了建功立業，而像玄奘、法顯這些人就是純粹爲了信仰，這是玄奘的偉大之處。
澎湃新聞：抵達印度後，玄奘的主要活動有哪些?
孫英剛：這些我們就只能根據他在《大唐西域記》中的記載來說了，其中有些我們相信，有些也不信。比如玄奘記載了一段與印度戒日王的對話，他說當時《秦王破陣樂》已經傳到印度，戒日王還問起過他相關內容，但我覺得這不太可信，因爲《秦王破陣樂》是歌頌唐太宗的，怎麼那麼快就傳到印度?而且玄奘還說因爲這首樂曲，印度的君主對秦王(“秦”是李世民登基前的封號)也很仰慕，所以這些話就很讓人懷疑是不是他編出來爲了討好李世民的
不過應該說，玄奘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一位留學生。他在印度那爛陀寺跟隨戒賢法師學習5年，成爲“十大德”之一。玄奘的聲望達到頂峯是戒日王在首都曲女城爲他舉行無遮大會，據說沒有人能夠“詰難”他，但這些都是玄奘自己講的。
無遮大會後，玄奘就決定回國，當然有很多人要挽留他，就像現在留學生回國時一樣。不過當時勸他的理由是，印度是“佛土”(佛陀出生的地方)，回去則是邊緣地區，但玄奘最後還是堅持回去了。
澎湃新聞：歸國之後，迎接玄奘的是怎樣一種政局?
孫英剛：玄奘在唐代歷史風雲中的角色其實和政治有很大的牽連。他回國的時候，唐朝剛剛經歷了一次政治動盪，就是太子李承乾被廢，這件事本來與玄奘沒有直接關係，但這是他回來之後面臨的政治局面，我推測是對其有利的。因爲李承乾身邊原來有一幫關係密切的僧人，包括玄奘曾經的老師法常等人，所以李承乾倒臺之後，在長安比較活躍的普光寺僧團就瓦解掉了，逐漸退出歷史舞臺的中心，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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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除了唐太宗晚期之外，他對佛教並沒有那麼強烈的信仰，我們知道他也支持道教，對宗教更多是利用的態度。比如，太宗知道玄奘從國外回來知道很多信息、有知識，就希望他還俗當官。另外玄奘的語言能力不是很強嗎?就如榮新江等老師們敏銳地強調過的一點，太宗就想讓他把《道德經》翻譯成梵語，然後倒流回印度，這就像我們今天輸出孔子學院一樣要輸出本土文化。
由此可見，太宗作爲君主，操縱宗教的能力是很強的，包括他讓玄奘寫《大唐西域記》，現在很多老師都講，《大唐西域記》實際上就是一個重大國家項目，因爲太宗當時已經有進軍中亞的野心，那麼情報收集就很重要，所以我們看《大唐西域記》裏的內容，那些中亞國家的兵、民、牲畜數量都記載得很詳細，很像一份調查報告。唐朝對外戰爭，往往帶有主動性，而且都是提前若干年收集情報。在對高句麗的戰爭中，也是如此。因此，玄奘回來之後，就不由自主地捲入到政治中去。
同時，玄奘又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很變通，比如他在翻譯經書的時候就發議論說我們這個時代根本沒有“轉輪王”(佛教認可的世俗君主)，但他在給太宗寫信、給高宗上表時，就一直稱他們爲“轉輪王”，所以他對君主的態度比較圓融。太宗晚年跟玄奘的關係很密切，有很多接觸的機會。同時，玄奘跟長孫無忌、于志寧這些大臣的關係也很密切。
澎湃新聞：在“佛土”印度成名回來後，玄奘自身的身份意識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孫英剛：這個問題其實在中土僧人身上都有，不過在玄奘身上體現得比較鮮明。佛教畢竟不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到了唐代，儘管中國事實上已經成爲佛教傳播的中心，但玄奘仍然感覺很矛盾。一方面，他作爲佛教徒，到印度後就感嘆他怎麼沒有生在“佛土”，應該是感到自卑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中土”之人，有點“民族主義”。
這裏舉一個例子，玄奘回國之後，有一位僧人法長要回印度去，玄奘就託他帶信給印度的一些朋友，這個信後來就保存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裏，大致就是講“我們唐朝皇帝治國有方，而且推崇佛教，現在的佛教水平不比你們那差”，從信中的口吻來看，是有點“文化自信”的意思。當然這種變化也有一些軍事、外交背景，因爲王玄策借吐蕃的兵，在印度打了一仗，很成功，還押了很多俘虜到長安去，所以一下子就給中國人很多自信。
澎湃新聞：如今提起玄奘晚年最大的學術成就，可能就是他組織譯場、翻譯佛經。
孫英剛：玄奘在學術上還是有不少敵人的，因爲他有“原教旨主義”的一面。陳寅恪說過一句話很經典，我以前經常引用，就是“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陳寅恪是拿玄奘的例子作比喻，說玄奘的唯識學之所以不能在中國思想史上佔據主導地位，是因爲它太強調外來的東西。
一種思想要想在中國被接納，需要一方面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民族本來之地位，我認爲這句話也可以用來評價玄奘的翻譯。總之，玄奘有雙重的身份認同：第一是作爲佛教徒，第二是作爲中土之人。這雙重身份是糾結在一起的。玄奘在翻譯上屬於“直譯”，他不認同此前鳩摩羅什的“意譯”，如果用“信達雅”的標準，鳩摩羅什是“雅”，翻譯的句子中國人更容易理解。而玄奘比較原教旨主義，比如梵語bodhisattva這個詞，以前都翻譯爲“菩薩”，但他認爲應該直接音譯爲“菩提薩埵”。玄奘一大部分工作是要把以前翻譯過的經典進行重譯。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不認同。比如高宗就告訴玄奘，讓他先把沒翻譯的翻譯了，然後再重譯已經翻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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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於玄奘的傳記，如果我們讀玄奘弟子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再對比同時代道宣《續高僧傳》中的《玄奘傳》，就會發現有很大區別，雖然《續高僧傳·玄奘傳》中的部分內容應該是後人添加的，但是它能從側面反映出玄奘當時受到的一些打壓。熊十力原先也寫過《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指出玄奘所面臨的一些挑戰，比如他認爲玄奘不善於順應俗情,不許講“舊經”,以致於引來“舊學”的誣毀，等等。
《續高僧傳·玄奘傳》那一卷只寫了兩位僧人的傳記，另一位是印度的僧人那提，他帶了很多梵文原典到中國來翻譯。根據道宣的記載，玄奘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包括掠奪他的經典、阻礙翻譯等等。當然關於這個事情，從熊十力到季羨林先生，他們都討論過是否可信，但我想不管是否爲真，道宣這麼寫，至少反映出存在着對玄奘的不滿。
道宣在當時也是一位佛教領袖，聲望不在玄奘之下，他也參加過玄奘的譯場，但很快就走了，他可能覺得不投機，對玄奘的翻譯並不買賬。而且在《續高僧傳·玄奘傳》中，道宣也沒有怎麼提玄奘翻譯的事情，等到玄奘弟子爲老師立傳的時候，才增加了大量關於翻譯的內容。
澎湃新聞：如今關於玄奘西遊求法、翻譯佛典等事蹟都廣爲人知，而他的晚年活動卻少有人提及，根據學者研究，他的晚年處境其實相當艱難?
孫英剛：由於玄奘身不由己地捲入了當時黨爭，而且和于志寧等這些輔政大臣關係密切，所以很可能被歸爲舊臣一派，玄奘晚年的時候，高宗就不是很待見他。這些，都可以去讀劉淑芬教授的一篇長文《玄奘的最後十年》，講得很清楚，發掘了很多信息。尤其玄奘去世之後，還莫名其妙地遷葬，把屍體挖出來從白鹿原遷到少陵原，我們現在也說不清楚原因。玄奘的葬禮也很簡單，大臣都沒參加，很不符合他的地位。還有玄奘弟子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慧立寫完之後埋進地下，過了很久，才從地下挖出來，由彥悰增補而成。種種跡象都表明，玄奘晚年受到政治上的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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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在是對政治非常敏感的一個人物。從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很多代皇帝都跟他有着比較密切的關聯。乃至他死後，中宗還在使用他留下來的政治遺產。等到玄奘去世之後，他在政治上還有影響，比如他的弟子德感、慧沼在武則天崛起的過程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對政治參與過深，是雙刃劍，玄奘本人也被傷到，德感也在歷史長河中湮沒。德感在武則天的政治宣傳中起過很大作用，他在世的時候，風光無限，是國師一級的人物，但是在武則天去世後，他的身影在文獻中就幾乎被抹去了。我感覺玄奘一系僧人的政治性都比較強。
還有個例子，武則天當初懷唐中宗李顯的時候難產，就請玄奘來護持，玄奘借這個機會就向高宗和武則天說，如果將來要生男嬰就讓他出家做“法王”，於是中宗出生之後，高宗就給他賜號叫“佛光王”。所以等到中宗上臺之後，他本來就信仰佛教，於是玄奘就變成可資利用的遺產，到8世紀初，玄奘去世半個世紀後，中宗還會到大慈恩寺去追念，提拔玄奘一系的僧人，強調自己和玄奘的關係等等。玄奘跟政治的關係密切之後，一方面可以因爲君主的扶持得到榮光，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跟隨政治起伏而遭遇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