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信奉“民以食爲天”的古訓，連孔聖人也坦承“食、色，性也”，一句“吃了嗎”更是人們見面時最溫暖的問候，可見中國的“吃喝文化”是相當發達的。然而，倘若是普通老百姓講究點生活飲食甚至出幾個“美食家”，那也就罷了，問題是，中國歷史上的平民百姓常常食不裹腹，飢寒交迫，若遇上水旱肆虐的災荒年景，被迫“易子而食”也並不罕見，根本無緣享受美食。那麼，又是什麼人狂喝豪飲、享用饕餮盛宴呢?答曰：“官人也。”的確，中國古代官場的“吃喝文化”在一茬又一茬官員身體力行的接力吃喝中，不斷“發揚光大”，幾乎成了風靡官府的“時尚”、不可阻遏的“潮流”。如果有心人對數千年中國官場吃喝掉的錢財統計一下，那肯定是個驚天動地的天文數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從百姓那裏搜刮來的民脂民膏有相當一部分是被官吏們吃掉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舊制度下的官場就是一幅醉生夢死的“吃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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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一個“規律”：在新王朝建立初期，最高統治者往往勵精圖治，力倡儉樸，帶頭節衣縮食，吃喝風處於“青萍之末”;到了王朝中期，由於天下承平日久，百姓休養生息，社會財富日積月累，出現所謂“盛世”，這時的統治者日益喪失了當初的進取精神，沉湎於聲色犬馬不可自拔，吃喝風遂如狂飆突起;至王朝末期，吃喝風迅速滋長，成了誰也管不了、堵不住的“心腹之患”，直至“抽心一爛”，土崩瓦解。由此可見，王朝中期是吃喝風盛行的關鍵時期，其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實在是茲事體大，最終關係到社稷安危。這一“規律”在清朝歷史上，演繹得淋漓盡致。
清朝初期，滿清統治者尚能保持戒懼之心，在順治、康熙、雍正諸朝，官場吃喝風不算嚴重。然而，到了乾隆時期，在皇帝的鼓動下，吃喝風“勁吹”，至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吃喝風幾乎到了瘋狂的程度。嘉慶、道光年間，黃河年修費用有五六百萬金，但真正用於河工者不到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被官吏們“吃”掉了。河督請客，需用一籃子豬肉，卻要宰殺50頭豬，只選取最好的部分，其餘的全部扔掉。吃一次駝峯，竟然要殺三四頭駱駝，鵝掌和猴腦也非精華者不食，甚至一盤豆腐也要花費幾百金。一頓宴席，吃上三晝夜司空見慣。當時的各廳道從元旦到除夕，除非大忌之日，每天都要聽戲宴請。曾任西安糧道的張集馨在《道鹹宦海見聞錄》中記載，每有官員路過西安，他都要一面張燈結綵，一面準備演戲和宴席。宴席分上席和中席，上席5桌，中席14桌。上席必備燕窩燒烤，中席必備魚翅海蔘。演戲、宴請再加上送禮，每次花費總在200金以上，全年更是不少於5萬兩黃金。爲此，他十分自責，稱“終日送往迎來，聽戲宴會”“幾於無日不花天酒地”“有識者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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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官場的吃喝風如鴉片一樣摧殘着清王朝健康的肌體，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其中極少數眼光敏銳者如曾國藩及其幕僚趙烈文已經預感到大廈將傾，其時已迫在眉睫。1867年，當清王朝因洋務運動似乎一切都欣欣向榮、呈現出“中興”景象的時候，趙烈文目睹官府明火執仗、社會兩極分化、百姓窮困潦倒、朝中大臣無能、外敵虎視眈眈的社會現實，斷言大清王朝將在50年內滅亡。堪稱大清朝中流砥柱、“中興名臣”的曾國藩聽了趙烈文的分析，也深感無力迴天，只能閉上眼睛對抗日益迫近的暮日，惟“日夜望早死”。不幸的是，趙烈文一語成讖，44年後清王朝果然在一片吃喝風中吃盡了自己的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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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吃吃喝喝，小事也，何以危言聳聽，扯上邦國興衰?”此言差矣!吃吃喝喝，固然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每天都發生的小事，但官場的吃喝卻會產生“蝴蝶效應”，不斷擴展其消極影響：其一，吃吃喝喝會從星星點點的腐敗現象發展成爲社會的整體性腐敗。當一個社會的肌體健康時，即使有局部潰爛，還可以通過自身強大的“免疫力”，將腐敗現象逐漸消除，如雍正朝對康熙晚年官場腐敗現象的整肅，即有效清除了侵入肌體的“吃喝病毒”，使雍正朝吏治爲之一新。但當一個社會陷入整體性腐敗時，雖華佗在世，也是藥石難治了，清朝嘉慶以後的吃喝成風，即不可避免地成爲帝國衰亡的原因之一。歷史反覆地告訴後人：當官場出現吃吃喝喝的苗頭時，就要重拳出擊，將吃吃喝喝的腐敗現象消除在萌芽狀態，否則，等其惡性發展後再去收拾，就爲時晚矣!其二，吃吃喝喝喪失民心，動搖國本。如果吃吃喝喝僅僅是消耗了一些社會財富，那還可以挽救，若吃吃喝喝發展到人神共怒、喪盡民心之時，那就無可救藥了。民心是社會的溫度計，是判斷是非曲直的標尺。清朝中葉以後官場吃喝的無度揮霍，最終喪失了人心，而失人心者必然失天下，這是歷史的無情鐵律，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貌似強大的清朝“巨舟”終於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瞬間傾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