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門慶與潘金蓮的故事，路人皆知。但是，殊不知在宋朝竟然有真人版的西門慶與潘金蓮。那麼，他們都是誰？又發生了哪些男娼女盜的勾當呢？
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京城發生了一起鬧得沸沸揚揚的官員通姦案。判登聞檢院（相當於直訴法院院長）王珫與他的兒子王仲甫，被人告發跟大理評事（最高法院的法官）石士端之妻王氏通姦。通姦本就是令人不齒的行爲，父子二人與同一個女子私通，更是讓人瞠目結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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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諫官自然要發起彈劾。神宗皇帝於是詔“付有司劾治”，由大理寺調查王氏通姦一事。最後調查屬實，法官建議將王珫免職，不過宋神宗赦免了對王珫的罪罰，“許令釐務”，即類似於“留職察看”。但王珫“略無愧恥，遽請朝見”，大搖大擺上班。
御史朱服很看不過眼，又上書彈劾，說王珫“父子同惡，行如禽獸”，這樣的人怎麼還可以當直訴法院的領導？應當將他“投棄荒裔，終身不齒”。在御史的堅持下，神宗皇帝不得不將王珫除名罷官，“放歸田裏” 。時爲元豐四年六月。
事情本應到此結束，但大理寺在審訊王珫父子與人通姦一案時，有涉案人供稱，宰相王珪的兒子王仲端，也與石士端妻王氏有奸（怎麼都姓王？）。不過大理寺的法官大概覺得不可信，也可能不想節外生枝，並沒有採信這一供詞。
知諫院舒亶輾轉得到信息，當即上書宋神宗：“（王）珫父子事連（王）仲端甚明，有司以故觀望，不敢盡理根治”，請徹查清楚。
舒亶當時並非在大理寺供職，他是從哪裏得知王仲端被人供出來一事的呢？這事兒說起來有些複雜。我們從頭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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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主審王珫一案的法官，是大理寺丞王援，他的上司是大理少卿朱明之。朱明之與翰林院學士王安禮是親家，又知道王安禮與宰相王珪有隙，一直想找個機會打擊王珪。恰好大理寺在審鞫王珫父子通姦案時，獲得王珪之子王仲端涉案的供詞。朱明之得知，覺得機會來了，便暗示王援：將案子做實，你不用怕王珪，我們都給你撐腰。
朱明之是王援上司，而且王安禮以前也提攜過他，因此，王援決定迎合朱明之之意，協助其打擊王珪父子，於是收集、捏造了一些王仲端涉及通姦案的證詞。朱明之自己也給皇帝打報告，附上王援提供的證詞，說王仲端跟通姦案有些牽連。
退朝後回家，朱明之故意在妻子面前說：皇上聽說王仲端也涉嫌通姦，非常生氣，要求深究，嚴懲不貸。朱妻是王安禮的侄女，她又將丈夫的話告訴了堂兄、王安禮之子王枋；王枋則將這話傳給了在京等待安排工作的前權漳州（今福建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練亨甫與知諫院舒亶相識，正期待舒亶引薦他呢，得到這一情報，立即又告訴了舒亶。
由此可見，那朱明之很有心計，不但僞造了神宗皇帝的批示，並將僞造的批示巧妙地傳播出去，“意欲傳達言事者以聞”。他的目的達到了，舒亶果然立即上書彈劾王仲端。
此時，王仲端“亦自訴”，要求朝廷查個水落石出，還他清白。宋神宗便詔大理寺繼續審鞫王氏通姦案，又“命內侍馮宗道監劾”。時爲元豐四年七月。
在大理寺着手調查王仲端是否參與通姦之時，朱明之的另一位姻親、集賢校理蔡京向朱明之透露了一個情報：宰相王珪已經懷疑你們做了手腳，你們“切須仔細”。
七月底，負責監劾的馮宗道回去報告宋神宗：王仲端涉嫌通姦一事，其實是王珫案中一名叫做許貴的當事人“避罪虛妄”，胡亂攀供，並無實據，王援手裏的所謂證據，都是僞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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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大怒，說：“獄丞王援承勘作奸，不可不治。”詔令將通姦案移交御史臺，在同文館成立臨時法庭，由監察御史裏行朱服、檢正中書刑房公事路昌衡主審，馮宗道監劾。
案子審了兩個多月，終於審鞫清楚：王仲端確實與王氏通姦案無涉，他是受了朱明之等人的構陷。
元豐四年十月，同文館臨時法庭宣佈結案。神宗皇帝對所有涉案的官員作出處分，撒職的撒職，降級的降級，開除公職的開除公職，課罰金的課罰金。
大理寺丞王援、王安禮之子王枋“各追一官，勒停”，停職並降官一級；大理少卿朱明之“追一官”、“落職”，奪去館職並降級；前權漳州軍事判官練亨甫爲謀官位，無事生非，“除名勒停，編管均州”，剝奪公職，並送均州（今湖北丹江口）編管；集賢校理蔡京干預案情，“落職”，奪去館職。知諫院舒亶誤信謠言，彈劾不當，罰銅二十斤。大理卿崔臺符、少卿楊汲“坐知援等爲奸，俱不按發”，也是“各罰銅二十斤”。
這一起劇情既“狗血”又“烏龍”的通姦案，至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