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軼事講的是，宋宣和四年(1122)五月，宋徽宗決定伐遼。如此軍國大事，他卻任命宦官童貫和蔡攸爲正副統帥。蔡攸是當朝權臣蔡京的長子，年輕無知，從來不懂軍事，也沒有帶兵的經驗，卻還狂妄自大自吹自擂，聲稱伐遼功業，垂手可得。出師前，蔡攸辭別皇帝，見兩位婀娜多姿的美女在皇帝身邊，竟然指着美女對皇帝說：“臣下功成歸來，請把她們獎賞給我。”宋徽宗聽後，只是微笑而不加責備。
《宋史紀事本末》是一部以紀事本末體編撰的宋朝史書，它以歷史事件爲主體，完整敘述一個歷史事件始末，基本上還是以《宋史》爲藍本，在歷史文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所以，以上的史實是可信的。這段史實，可以說明宋徽宗對蔡攸之偏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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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寧三年，徽宗賜鴻臚丞蔡攸爲進士出身，拜爲祕書郎、以直祕閣、集賢殿修撰，編修《國朝會要》，在兩年內又升至樞密直學士。蔡京入相後，再加蔡攸爲龍圖閣學土兼侍讀，詳定《大城圖志》，修《大典》，提舉上清寶籙官、祕書省兩街道錄院、禮制局。當時定書修典的道史官僚百餘人，多爲史館、服文館、集賢院的俊才博學之人，而只有蔡攸懵不知學，以大臣之子的身份領袖其間，很多人心中鄙薄，並不服氣，但又無可奈何。蔡攸爲何如此得寵且膽大妄爲，其實一語道破，他的父親是宋徽宗時權傾一時的重臣蔡京，而且蔡京父子和當朝皇帝宋徽宗又有着說不清道不白的關係。
史書上有說蔡攸“傻癡愚鈍”的，其實此人聰明的很。據史載，宋哲宗元符年間，蔡攸在京裁造院作監守，當時不過二十二、三歲，已頗知抓住一切機會爲自己前程架橋鋪路。當時，蔡攸每次上裁造院時都能趕上朝臣退朝，他就算計好時辰出來，以便正好能和下朝的端王相遇。於是，端王每次下朝都能看見一個比自己略長几歲的眉目清秀的少年下馬拱手立在一邊，謙恭有禮，觀之可親。端王就問左右僕隸，少年是哪家的公子，左右說：“是蔡承旨的兒子。”端王便在心中暗記其人，這位端王不是別人，他就是後來的宋徽宗。
蔡攸奉承宋徽宗另闢溪徑，頗有心計。當年他爹蔡京提倡“豐享豫大”，搜刮花石綱，大興土木，廣修殿宇來取悅徽宗，邀功請寵。蔡攸卻常和王黼一起，在宮中服侍徽宗開曲宴。他倆常常換上短衫窄挎的戲服，臉上塗個五顏六色，雜在倡優誅儒中間，講一些市井上淫媟謔浪的野話給徽宗取樂。他倆還常常帶着徽宗微服出宮，逛秦樓楚館，眠花宿柳，一時寵信百倍，勝過其父。徽宗崇尚道學，蔡攸就講一些奇見異聞，說有什麼珠星壁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還找來道士林靈素等人來證實那些神異故事。那些個道士其實也不是什麼正經道士，裝妖爲幻，蠱惑人心，說天有九霄，神霄最高，而徽宗就是神霄玉清王降世。蔡攸還四處建神霄祠，助紂爲虐，搞得朝野怨聲載道。於是，蔡攸一時間寵幸無比，他的妻子宋氏出入禁中就象自個兒家一樣，兒子蔡行領殿中監，親近皇上又勝他老子一籌。這樣，蔡攸跟徽宗講話十分隨便親暱，甚至不拘禮節，也就不足爲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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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攸此人心狠手辣，爲自己往上爬，甚至敢對父親兄弟下手。宣和六年，“三起三落”的蔡京第四次被徽宗起用爲相時已78歲，“目昏眊不能事事“，將一切決斷全交給季子蔡絛處理。於是，引起蔡攸不滿，他對兄弟怨恨在心，就向皇帝屢訐蔡絛之罪，甚至勸徽宗殺掉蔡絛。徽宗令蔡絛停職待養，不得干預朝政。蔡攸仍不解恨，還對父親積怨愈深。當蔡攸受封少師，權力與蔡京不相上下時，便與蔡京各立門戶，別居賜第，父子幾乎成了仇敵。
據《宋史·奸臣傳·蔡京》中記載：有一次，蔡攸到蔡京府第探視父親，見父親正與客人說話，蔡京就讓客人迴避。蔡攸上前，握着父親的手爲其診脈，假惺惺地說：“父親大人的脈勢舒緩，身體是否感覺不適?”蔡京回答說：“沒有。”之後蔡攸藉口禁中有公事，匆匆辭去。客人窺見，不解蔡攸此舉動，便問蔡京，蔡京回答說：“你不知道，我這個長子是想用我有疾爲由逼我罷官。”果然沒過多久，徽宗接連下詔，撤去蔡絛官職，復勒蔡京致仕，而把蔡攸擢升爲開封儀同三司、鎮海節度使少保。
歷史告訴我們，凡奸臣當道，必是昏君當朝。蔡京、蔡攸父子橫行無忌，是背後有宋徽宗在撐腰，是皇帝和他們沆瀣一氣，狼狽爲奸。徽宗與蔡京父子之間的君臣關係，實乃北宋末期新舊黨爭產生的一個政治怪物。宋徽宗上臺後，一下子把舊黨甚至新黨中的政敵全部打下去，而讓蔡京這個一再變節、投機取巧的官場混混執掌大權。徽宗爲何重用蔡京父子，是因爲他們諂媚有獨到之處。雖然有時徽宗有點厭惡他們，但終於仍離不開他們。蔡京提出“豐享豫大”的口號，說什麼徽宗的統治是天下太平，財物豐富，可以盡情享樂一番了，這就深得徽宗歡心。蔡京見徽宗垂青花石，便投其所好，於是變上演了一出“花石綱”大戲!蔡攸則另闢蹊徑，以“曲宴”“逛窯子”等來取悅皇帝，上演了一出出曠世醜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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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當時對受宋徽宗寵信的貪臣排列，人稱“六賊”的有蔡京、王黼、童貫、樑師成、李彥、朱勔、楊戩、高俅等，蔡攸還排不上號，即使按史家對北宋先後出現的三十多位較大貪官排列，蔡攸也排不上號。看來，蔡攸實屬小巫見大巫，從而也反映出北宋時期各個歷史階段的貪污狀況之嚴重。蔡京父子權勢熏天，盛極一時，是北宋政治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宗室外戚與朝臣高官恩蔭子孫的制度，可以說是對皇權世襲制的一個重要發展。在中國封建社會，世襲制的變種即表現爲任人唯親的任子制和恩蔭制，導致官僚體制的血緣關係網絡化。更由於君主的專制統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當然，君要臣“旺”，臣那能不“旺”?!
當然，和歷史上幾乎所有貪官奸臣一樣，蔡京父子也沒有好下場。北宋末，金兵圍困汴京，蔡京被太學士宣佈爲“六賊”之首，貶竄嶺南，中途死於長沙，數天無人收屍。蔡京死在流放途中後，朝中御史聯名上書，指出蔡攸罪惡並不比其父小，特別是燕山之役的失利禍及宗社，其驕奢淫逸爲世人不及。於是朝廷將蔡攸流放到廣東萬安，不久欽宗又賜他自盡。他尚猶豫不決，左右授以繩，乃自縊，結束了可恥的一生。雖則蔡京、蔡攸父子死有餘辜，然而，此中的深刻教訓應該被後人“刻肌刻骨，追思罪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