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慈禧究竟是保守還是開明，學術界一直存在較大爭議。其實，一個人的思想既與她的成長環境、知識積累有關係，又會隨着時代變化而變化。任何帶有絕對性的結論，都會失之偏頗!
慈禧出生在封建禮教盛行的社會，從小就受着封建倫理道德的教育。進宮之後，她所受封建倫理道德的規範更加寬泛，約束也更爲嚴厲。毫無疑問，慈禧的政治態度必然要受到封建道德倫理觀念的深刻影響。慈禧在咸豐二年(1952 年)被選入宮，那時她才 17 歲。從此以後，她難以接觸日益變化的現實，“她足不出京，對於中國人民的生活習慣茫無所知，對於國內發生的事情只憑京師和各省大臣所上的……報告和奏摺來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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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慈禧的政治態度中具有保守的一面是理所當然的。 戊戌年光緒帝要求變法，慈禧許可的前提是“無違祖制”， “若師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則是得罪祖宗，斷不可行”。
在清末新政時期，慈禧對興辦女子教育，採用西方的教育方式仍不以爲然。1908 年 11 月傅增湘曾爲設立女子師範學堂的事情，向慈禧請示，“太后問：汝曾辦女學堂，究竟如何?聞成效頗好!對：在天津創辦女學三處，又辦女小學八處，……成效頗佳。太后曰：女學生規矩最緊要，以後當益加奮勉，務要整齊嚴肅。又問：學堂科目如何?對：……。太后曰：學科自以中國學問爲重，其洋文算學等不過稍求新知識，並未嘗有大用處。”
由此可見慈禧對西學的態度依然是有所保留的。時人亦曾記載：“近日慈聖大不以學堂教科爲然，召見京察各員，無不垂詢學堂，甚至拍案厲言：‘經書乃爲人之根本，何可廢棄?’又云：‘私立學堂必較官立者爲愈’”。
並且：“如果誰想更改中國的傳統風俗習慣，那麼慈禧也是絕對不允許的”。
在《清宮二年記》中有着諸多的例證來說明慈禧這種保守的性格。如慈禧在 1903 年即新政舉辦後兩年仍舊認爲：“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所欣羨者，如其海陸軍與機械之類。惟論其文化，吾必謂中國實居首選。”並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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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禮俗，素稱文明，今以不及者爲代，非智者所爲。”西方的禮俗是不及中國：“彼西人者，依其習俗，固和藹且恭謹。惟其禮儀，則不能與吾途並論。餘且作保存之言可也。蓋中國俗尚，吾深佳之，終吾之身，頗不欲其或有更易。”
另一面，慈禧的性格中亦不乏開明的表現。洋務運動，慈禧給予洋務派以很大支持，贊同洋務派的洋務主張，重用洋務派進行革新活動，甚至有學者指出，“慈禧實際上是洋務運動的指揮者和決策者”。
戊戌變法之初，慈禧也默許了光緒的改革活動。庚子之變以後，慈禧在各方面都展示了其開明的一面：慈禧願意接受西方事物(這將在下文提到)，讓女官德齡替自己翻譯西方報紙，建造宮殿參用西制，殿堂中之陳設也“悉用西式”等等。當然，新政啓動和向立憲政治轉變，則更是其開明的顯著表現。
慈禧在她的一生中所表現出的開明，其原因之一在於她受到的傳統教育很有限，這雖然給她帶來學識上的侷限，但同時也帶來了思想的靈活性和應變性方面的好處，行事不那麼循規蹈矩。她沒有在受教育過程中得到不可違背的準則和堅定的信仰。傳統雖然對她頗有影響，但沒有在慈禧的意識中形成一整套的理念。慈禧對傳統的遵循是“服從”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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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並沒有在慈禧的意識中形成一種自覺性。因此慈禧才做出了許多反傳統的事情，她沒有像頑固派那樣，堅決地排斥洋務運動等新生事物，而是具有一定的靈活性，正如研究者所言，“作爲一個相當精明的統治者，西太后對事物有較敏捷的反應能力，靠經驗、感覺何不是理論學說的支配，她能夠針對不同的形勢在一定程度上調整統治政策。”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慈禧受着環境、傳統觀念的制約和眼界的侷限，她保守的一面比較突出;但是她在具體的決策中又有相當地靈活性，表現出開明的一面。慈禧的這種政治態度，影響了她在晚清大變局中的應對措施，對晚清政局和近代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