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國侵略者的堅船利炮之下，清政府真正感受到了工業的力量，感受到了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未經歷過的恥辱。就在這內憂外患，大清江山搖搖欲墜之時，一些有見識的大臣開始呼籲“師夷長技以制夷”之運動，就是學習西洋之長項爲我中華所用，即西學中用，從而達到強我中華，抵禦外辱之目的。這場改革，歷史上稱之爲“洋務運動”。
“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句話出自於晚清大思想家魏源所著之書《海國圖志》，在此書中魏源就提出了學習西方爲己所用的思想，而且明確提出了“夷技”所長之三點，即“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此著作及思想一經提出，立刻受到清朝一些重臣所重視，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大員都積極倡導之，掀起了一股向西洋學習之熱潮。而清政府也極其重視這股學習西方之熱潮，其中掌權者議政王恭親王奕訢以及軍機大臣瓜爾佳-文祥，這都是洋務運動的力挺者。
我國曆史上的無數次改革都會遇到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所謂“保守派”的阻撓，晚清的這次洋務運動也同樣面臨着這個撓頭問題。而且，這一次是要引進西洋技術和科學知識，儘管洋務派已經強調僅學習西洋技術與知識，並不以西人思想和制度所用，但是還是遭到了朝廷上下，絕大多數人之反對。其實，這也不能怪這些“唱反調”的大臣們，他們自始至終都接受的是中國儒家傳統文化體系教育，他們一生所推崇的就是文化修養，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平心而論從個人修爲以及個人思想“武裝”這個層面來說，這些傳統文化確實優秀，但是面對這“科技改變世界”的大潮流，仍然秉持着傳統思想而拒絕先進文化與科技的話，那就是絕對的因循守舊。
其實地方大員曾國藩以及中央奕訢等人，之所以能夠推崇洋務，主要還是他們見識到了洋人的強兵利器之害。曾國藩等人與太平天國之纏鬥，很大一部分是利用洋武器才角逐出勝負。而奕訢更是見識了洋人恃其利器直接逼宮紫禁城，這些親身所經歷之事實，讓他們有了啓蒙之思想，成爲整個洋務運動之中流砥柱。相反，大部分在京官員並沒有多少真刀實槍的經歷，要讓他們一下子接受這種與自己所學大相徑庭的西洋文化，那簡直就是不可能之事。所以，洋務運動伊始，朝野上下反對之聲呈壓倒之勢，這讓洋務派陷入尷尬之境地。
曾國藩(1811年-1872年)
瞭解中國歷史的朋友們會知道，我國封建社會之改革能否進行甚至持續，最根本的關鍵因素是最高統治者之想法。歷史上的大改革家，無論是商鞅、王安石還是張居正，他們的改革從如火如荼到一盆冷水，決定最終結局之關鍵，無一例外的就是這最高統治者。洋務運動自然也不會例外，整個洋務運動始終，大清王朝的實際最高執政者就是慈禧太后，所以慈禧太后的態度與行動將直接決定洋務運動之命運。
在我們傳統的印象之中，慈禧太后是典型的守舊派代表人物。之所以會有如此印象，其重要原因就是慈禧太后鎮壓了光緒皇帝之改革變法，史稱戊戌變法(關於這場變法之始末緣由，我們擇期再敘)。但實際上慈禧太后，尤其是其垂簾聽政，把持朝政伊始，慈禧太后並非因循守舊，甚至是相當激進。
愛新覺羅·奕訢(1833—1898)，即和碩恭親王
當恭親王奕訢將主旨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奏摺興奮的呈交給慈禧太后的時候，慈禧太后表現出和奕訢同樣興奮，因爲慈禧太后同樣經歷過“西洋之痛”。
就在咸豐皇帝去世的前幾年，外國聯軍攻佔北京城，咸豐皇帝攜帶者家眷老小倉皇逃跑到熱河，這一路上慈安、慈禧太后等嬪妃着實吃了不少苦頭。而且，當奕訢主持京城工作，與洋人簽訂《北京條約》，換來暫時和平之後，咸豐皇帝卻當上了“縮頭烏龜”怎麼也不肯回京，最後在熱河鬱鬱而終，這些都令思想激進的慈禧太后對洋人產生了深惡痛絕之感。可以說慈禧太后自始至終都沒有對洋人有什麼好印象，只不過迫於國家實力有限，力不從心無法報仇罷了。所以，慈禧太后對於一些在不影響個人統治權力之前提下的富國之策，都是欣然接受並且是躍躍欲試的。
因此，當慈禧太后閱覽了奕訢的奏摺之後，立即傳下懿旨，着朝野上下官員討論其可行性。
簽訂“北京條約”時的情景：慶親王、李鴻章與法國全權公使
這道懿旨一下，朝野上下就炸開鍋了，反對的奏摺如同雪片一般向清政府飛來，其中最具代表性，影響力最大的人物當屬時任文淵閣大學士，工部尚書，皇帝講師的理學大儒倭仁。倭仁是當時一位極具影響力的理學大儒，就連曾國藩都拜其爲師，討教修身養性之道。當然，也正因如此，倭仁反對西學的態度自然最爲強硬。
當然，以奕訢、文祥等人爲首的洋務派，也並非等閒之輩，對於“頑固派”的種種指責，以事實爲依據，給予強有力還擊。兩派代表是來回駁斥，雙方都不甘示弱而爭執不下。
瓜爾佳·文祥(1818年-1876年)
就此局勢，慈禧太后特地與奕訢商議對策，並詢問奕訢是否有信心駁倒倭仁等頑固派，奕訢當即表態信心滿滿。基於這種情況之下，慈禧太后特地主持了一場現場辯論大會，辯方就是以奕訢爲首的洋務派，反方就是以倭仁爲首的頑固派。兩方代表就各自秉承之觀點一一陳述並對對方之觀點加以駁斥。當談及如何富國強兵之時，奕訢認爲以西洋利器武裝，進而以西洋訓練之法訓練大清軍隊，此乃強兵之首要。進而，另闢蹊徑，辦理洋務纔是富國之道，才能與洋人抗衡。
倭仁則不以爲然，他認爲只要官兵各職操守，從思想上加以改造，就能夠戰勝強敵，現在看來倭仁這是典型的唯心主義。奕訢進一步駁斥，之前我大清官兵奮不顧身拼死殺敵，最後不也落敗。並指出你倭仁既然認爲洋務這套不是可取之法，那說明大學士已經有了更加具體的禦敵強國之策，就請倭仁呈上具體方案我們詳細議論議論，倘若你倭仁之法可行性比洋務更優，洋務運動就不搞了。這一下子點了倭仁的死穴，當即啞口無言。慈禧太后見狀對洋務派有利，當即宣佈限倭仁三日內呈交強國強兵具體之策，這可着實難爲了大學士倭仁了。
慈禧(1835年—1908年)即孝欽顯皇后
僅三日期限，別說倭仁心裏根本沒譜，就是有一些想法，想要形成具體可行方案，這個時間也很難完成，其實這明擺着是慈禧太后刁難倭仁，以此來打擊頑固派之囂張氣勢。承受着巨大壓力的倭仁，根本拿不出有什麼具體可行之方案，心力憔悴的他，竟然有一次在給同治皇帝講學之時失聲痛哭，搞得少年皇帝不知所措。
迫不得已，倭仁只好認慫，寫了一份極爲誠懇的自我譴責奏摺呈交慈禧太后，並明確表態自己不再阻止搞洋務，從此洋務派在表面上掃除了障礙，得以實施。
倭仁 的書畫落款
這次洋務大討論是發生在辛酉政變剛剛結束，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初期，不難看出慈禧太后的表現是十分激進的。其實慈禧太后在其執政時期，一直保持着這種激進的思想，她從來不反對更不阻撓富國強兵之改革，所以慈禧太后並非一位老頑固，更從來不是頑固派之代表。但她最爲忌諱的就是別人染指她的權力，這是慈禧太后絕不允許他人觸及之底線，爲此她甚至不惜主動與全世界宣戰，當然這都是後話。
除此之外，慈禧太后最應該被後人詬病的就是她那驕奢淫逸的生活作風，爲了貪圖一時安樂，爲了一己私慾之虛榮，而動用了國本，導致清朝在甲午海戰中潰敗，成我中華民族最爲切膚之痛，其對於國家之傷害時至一百二十餘年之今日，依然未被完全消弭，這些纔是慈禧太后真正應該被千夫所指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