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諸子百家中，影響最大的自然要數儒、墨、道、法四家。但自秦漢大一統帝國形成之後，它們的命運開始分化：儒家成了中華文化的正統和主流;法家雖在輿論上不大受好評，但實際上主宰了兩千年來專制朝廷的廟堂政治;與法家相反，道家則佔據了民間社會的廣闊天地，成爲幽人隱士的精神家園。
只有墨家，在剎那輝煌之後，無論是作爲一種學說，還是作爲一種組織，都煙消雲散，湮沒在歷史的長河中。雖然我們現在還能從文本上大致瞭解墨家的思想體系，但它已經只是一塊思想化石，它在現實生活中已完全沒有影響力。——甚至即便是文本上的《墨子》，《漢書·藝文志》記載尚有七十一篇，但現在只留下五十三篇，而且這五十三篇亦是幸虧葛洪把墨子寫進《神仙傳》，使《墨子》得以託庇於《道藏》而留存於世。
爲什麼墨家下場如此悲涼?是墨家思想不夠高明麼?應該不是。墨家思想體系充滿了偉大的人道主義色彩與科學精神，即便以現在的眼光看，它依然是那麼熠熠生輝。可見，歷史留下的未必盡是精華，淘汰的也未必盡是垃圾。
歷史的邏輯未必是合理的，但不合理的又未必是不能解釋的。作爲一個長期而普遍的歷史事實，墨家的消亡大概也並非偶然的命運安排。只是，原因是什麼?
墨家與儒、道、法三家有一點差別，那就是它不僅有一套學說，還有自己的組織。這方面它與晚起的作爲宗教的道教和東漢以後傳入中國的佛教相類，胡適先生甚至直接把墨家視爲一種宗教，所以我們不妨拿墨家與釋道二教來做比較。
就外因看，百家既罷、儒術獨尊的歷史環境可能是墨家消亡的重要原因，但同樣不能居廟堂之高的道教(個別時期除外)卻沒有像墨家一樣消亡，反而在民間發揚光大，並深深影響了中華民族的底層民俗文化。
除開外因，墨家消亡大約有其內在的因由：一個人要想成爲墨家的忠實信徒，就必須有強烈的犧牲精神和獻身精神，“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必須能忍受生活上的艱苦，“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而不能像孔夫子那樣“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必須懷有對衆人的博愛之心，而不能講私人感情……墨家希望每個人都能成爲高尚的人、純粹的人。
所以，《莊子·天下》批評墨家說：“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不過，即便如此，《莊子·天下》還是感嘆說：“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相比之下，做道教門徒似乎要幸福得多。道教的修行目標不是來世往生極樂世界，而是今世就要長生不老，成爲仙人。所以，道教，尤其是歷史悠久的正一道，並沒有太多禁慾方面的規定，房中術甚至還是一種仙家祕術。
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固然是墨家不易爲人接受的重要原因，但這一點尚不足以解釋一切，因爲在禁慾主義方面比墨家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佛教，自傳入中華以後，一直香火不絕，至今依然是中國的第一大宗教，所謂“天下名山僧佔多”。
爲什麼墨家、佛教同樣主張禁慾，而兩者命運迥異?這可以從兩者的不同之處找到答案：墨家只是一種世俗學說，而佛教是一種出世的宗教。作爲出世的宗教，佛教能爲信徒提供一套靈魂救贖的法門，讓他們在禁慾的同時能享受心靈的滿足，從而把所有的苦難都視爲通往幸福彼岸的舟筏。正由於有這種“心靈雞湯”，虔誠的佛門弟子可以忽略形而下的艱苦，去追求形而上的禪悅。
而墨家的理論體系本質上是世俗化的：兼愛、非攻、尚賢、尚同、非命、非樂、節用、節葬……這些都是純粹俗世的學說。墨家思想中唯一帶有神祕主義色彩的觀點是相信鬼神並以此勸善，但這不足以改變整個墨家思想體系的高度世俗化色彩，不足以成爲墨家門徒靈魂信仰的基礎。而如果不以堅定的信仰爲基礎，禁慾的生活、無私的行爲就不會有普遍而長久的吸引力。
總而言之，一種學問要想成爲廣被接受的顯學，總得有某種足以吸引信徒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是形而下的物質動機，也可以是形而上的精神慰藉。而墨家恰好這兩方面的東西都無法提供，最後只能“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墨家如要長存，必得把世俗主義與禁慾主義二者捨去其一，以世俗主義搭配功利主義(如同大多數世俗學說)，或以禁慾主義搭配神祕主義(如同大多數宗教學說)，庶幾方可免於淪亡。
除此之外，墨家還有一個不得不消亡的理由：在大一統的專制君主治下，一個內部有着嚴明紀律的世俗化組織必然會讓朝廷產生極大的戒心。雖然墨家可能只有一腔熱血，沒有政治野心，但專制君主最怕的恰恰不是貪婪的小人，而是有政治動員能力的聖賢君子。所以，漢高祖坐穩了江山後，丞相蕭何的門客勸蕭“多買田地，賤貰貣以自污”，這樣皇上纔會安心。蕭何聽了勸告，於是低價強買老百姓的房子田地，結果高祖果然龍顏大悅。假如蕭丞相像墨子一樣想着“摩頂放踵利天下”，說不定未央宮裏又要多一個無頭之鬼。
對於君主而言，可怕的不是有造反的野心，而是有造反的能力。所以宋太祖要“杯酒釋兵權”，讓老部下都去做富家翁。專制君主對一切世俗組織都必然心懷警惕，“結黨營私”之所以是一個很重的罪名，關鍵不在於“營私”而在於“結黨”。“結黨營私”固然不可，“結黨營公”就更加顯得別有用心。
所以，作爲組織的墨家必然只能存在於列國時代，那時還沒有形成四海爲家的大一統，列國君主面臨的最大危險是身邊的敵國，對自己治下的百姓自要鬆弛許多。而且，像墨子這類人可以周遊列國，亦不致成爲某一國君主的忌諱。一旦“六王畢，四海一”，君主就勢必以臣民爲敵，不但墨家這類的組織不可能繼續存在，甚至秉承了一些墨家思想，以除暴安良爲己任的遊俠亦因“以武犯禁”而爲朝廷所不容。
而釋、道二教雖有組織，但因其強烈的出世傾向而稍可見容於世。釋、道二教不似基督教，它們一方面有遁世色彩，另一方面卻又教人順從世俗政權，即便世俗統治殘暴無道，臣民也應逆來順受。而且，在傳教上，“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這使釋、道二教高度依賴世俗政權的支持。正由於釋、道二教沒有什麼威脅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安邦定國，所以纔不致像墨家一樣過早衰亡。
不過，雖然墨家已成遙遠的絕響，但其思想至今依然散發着燦爛的光芒。倘能返本開新，墨學亦未必不能造福於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