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即一悖論。按照一般的常識，勵精圖治的總是那些聖明的帝王，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康熙乾隆。而亡國之君，不用說，那自然要麼昏庸，要麼殘暴，要麼糊塗——要麼竟然是兼具三種特色的人物。因此，將崇禎定位爲“勵精圖治的亡國之君”，就好像說某人是個奸詐的老實人，某人勤奮地偷懶，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樣不合邏輯。但歷史本身並不一定非要依照邏輯來行走，更不一定與我們的常識相吻合。歷史所幹出的勾當常常令人啼笑皆非，無法表情。
一
說崇禎勵精圖治，這在早些年姚雪垠奉命寫《李自成》的時代自然是荒唐之論，少不了要被扣上爲封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的帽子。但是，即便是奪了大明江山的滿人，在他們作爲勝者來編撰的《明史》中，也給予了崇禎這位亡國之君相當高的評價：
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厲，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覆信任宦官，佈列要地，舉措失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
粗略翻譯如下：
崇禎繼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爲。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斷地剷除了魏忠賢這個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帶來承平。但可惜的是當時明朝大勢已去，積重難返。朝廷里黨派紛爭，戰場上兵疲將驕。四面戰爭不已，流寇四處蔓延，天下潰爛得不可救藥，可謂是不幸之極。然而崇禎在位的十七年間，不溺於聲色犬馬之中，而是勤勉辛勞，勵精圖治，面對臣子時常感嘆，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卻沒能如願，而所用非人，使時局更加艱難。到後來他重又信任宦官，將他們派到各個重要崗位上，這一舉措非常地不合適。後來江山移人，他也自殺身死，這難道不是氣運所導致的嗎?
崇禎的另一大敵李自成，在他向全國發布的徹底摧毀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認爲“君非甚暗”。至於大明的遺老遺少們，更是把他認定爲一代聖君，其中嶺南派詩人屈大均在詩中寫道：
先帝宵衣久，憂勤爲萬方;
捐軀酬赤子，披髮見高皇。
風雨迷神路，山河盡國殄;
御袍留血詔，哀痛何能忘?
這哪裏是一位亡國之君，這分明是一位勵精圖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聖明天子啊。遺民歌頌前朝，自然帶有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誇大之辭。但考察歷史，我們同樣會發現，崇禎在位期間，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本人的素質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屬上智之人，與他那個二十多年不上朝不與大臣見面的祖父和他那個縱情酒色、不會治理天下卻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禎之“敬業”，簡直可以評爲帝王中的“勞模”。但是，正是這麼一位希望能夠中興帝國，並且爲了這一希望而身體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執著和夢想，最後換來的不僅不是帝國的中興，反而是帝國的覆亡。他本人也將在一個寒冷的春夜走投無路，只得殺妻、殺子再自殺。這樣的前因與後果，委實讓人捉摸不透歷史老人究竟是何種心態。
二
一個人命運的悲劇其實就是他性格的悲劇。如果這一論斷沒錯的話，那麼，以崇禎的人生悲劇而言，這人生悲劇的確源自於他的性格悲劇。
崇禎名朱由檢，生於1610年的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後來的明光宗)之子。崇禎五歲即喪母，雖然貴爲太子之子，但當時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並不穩定，長年蒙在萬曆欲廢其太子位而立鄭貴妃之子的陰影中;再加上萬歷是一個淡漠於親情的人(事實上歷代帝王因爲子孫衆多，往往親情平淡如水)，因而崇禎幾乎從小就沒享受過平民家庭那種天倫之樂。萬曆既不喜歡崇禎的父親，當然也就更不喜歡木訥內向的崇禎。後來，他的生父歷盡坎坷而位尊九五，卻在即位的當年就因縱慾過度病死。皇位傳給了崇禎的哥哥朱由校。這個年輕的皇帝對治理天下基本沒有興趣，把大權一股腦兒地交給了太監魏忠賢。在這個皇帝眼裏，連大明的江山也可以如此漠不關心，何況是崇禎這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因此，崇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完全沒有享受到原本再平常不過的父母之愛、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親歷了紅丸案和移宮案等駭人聽聞的政治陰謀。
崇禎少年時所經歷的這些政治陰謀和他長年與世隔絕而又親情寡淡的深宮生活無疑是一條條噬心的小蛇，它們撕咬着崇禎，並使崇禎在這種命運的無常與超乎尋常的冷漠中，漸漸養成了他一生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雙重性格：一方面，他身爲位尊爵重的親王，當然可以呼奴喚僕，形成了他性格中嚴急而刻薄，既對手下人薄情寡義而又自以爲是的一面;另一方面，自幼的孤獨寂寞和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無奈又使他敏感、多疑，從而因內心深處的過分軟弱和自戀造成極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後來，他在重大關頭常常首鼠兩端，既怨天尤人又懷疑自我，最後則是毫無主見地把一切交給命運安排。這種性格對普通人來說也是災難性的，何況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三
崇禎和他的祖父萬曆一樣，生性吝嗇。他小時候用仿影的方式練字，如果紙張較大而範本的字較小的話，他一定會先將紙的一邊對齊範本，寫完後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寫滿，以免浪費。儘管身爲帝王，他無法隨意出入民間，但爲了節約，他常派人到宮外採買物品，然後仔細詢問價格。
這種平民生活方式當然也可看做是節儉和樸素，甚至可以把它看做是崇禎皇帝美德的象徵。尤其是在奢侈成風的帝王族裏，這種節儉大約只有那位嗜好穿補丁衣服的道光皇帝差可比擬。但令人沮喪的是，就像道光皇帝常常從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補丁衣服這一表面現象來斷定他清廉與否，然後決定是否提拔，從而導致了北京城裏舊官服比新官服更貴的荒唐結果一樣，崇禎這種近乎於守財奴式的節儉，對於他的中興帝國之夢，也是致命一擊。或者說，這種節儉有如一劑慢性毒藥，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浸入了崇禎和整個大明帝國的血脈中，並最終引發了一場災難性和毀滅性的不治之症。
崇禎十七年(1645)正月，這時的“流賊”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農民政權，他的百萬大軍懷着必得天下之志從西安出發，此後又從軍事要地宣府、大同進逼北京，並相繼攻陷了平陽和太原，大明帝國的心臟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勢可以說到了火燒眉毛的窘狀。無計可施的崇禎特地召見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戶部、兵部的官員們，討論放棄寧遠，緊急調吳三桂部入衛北京。吳襄提出，如果吳三桂進衛北京，大約需要100萬兩銀子的軍需。100萬兩銀子在畢生儉樸的崇禎眼裏，是一筆龐大得令他肉痛的數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這麼多的銀子，爲此，崇禎只得放棄了這一原本還算不錯的計劃，然後坐困城中。
爲了堅守京師，籌餉是一件大事。召見吳襄之後，崇禎多次向戶部提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但此時的大明王朝已是燈油將盡，國庫的存儲竟然僅有40萬兩。戶部的官員面對崇禎嚴厲的責罵仍然無計可施，而與此同時，崇禎個人的財產卻豐厚無比。爲此，大臣們反覆上疏懇請，希望崇禎能拿出屬於他個人的內帑以充軍餉。但這無疑像是要崇禎的命，他向大臣哭窮說“內帑業已用盡”。左都御史李邦華大概着急了，也顧不得是否當衆頂撞聖上了，他說社稷已危，皇上還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話已說得再明白不過了，崇禎卻顧左右而言他，始終不肯拿出一分一釐來保衛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佔北京，從他的宮內搜出的白銀即多達3700多萬兩，黃金和其他珠寶還不在內。爲了節省100萬而丟掉了3700萬、乃至根本無法估價的萬里江山，這本是一筆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賬，可自幼聰明好學的崇禎到死也沒有算清楚。
國庫沒有錢，皇帝有錢不想出，想再殺雞取卵或是竭澤而漁地從老百姓頭上搜刮，也已經既沒有充足的時間，也沒有充足的地盤了。這時，崇禎皇帝萬般無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無償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對拿錢來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樂意，又有幾個官員肯拿出他們手裏的錢呢?崇禎無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10萬兩，以便起個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歲雖大了些，可對自己的口袋一點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錢，哪裏又該我們這些當臣子的出呢?只是這話他不敢說出來，而是一個勁兒地哭窮，聲稱即使勒緊褲帶也只能捐1萬兩。崇禎認爲1萬兩委實太少了些，你至少得2萬纔夠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討價還價，卻暗地裏進宮向女兒求援，於是周皇后揹着崇禎從自己的體己銀中拿出5千兩給了他，可就是這本身出自崇禎的5千兩，周奎也只捐了3千兩，餘下的2千兩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後臺不如周奎那麼硬的大臣們，儘管個個富可敵國，卻紛紛裝窮，甚至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此房急售”的字樣，表示他們家裏已窮得只能賣房子過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集體哭窮，這大約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後一幕鬧劇，鬧劇的導演竟然是天子崇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