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是發生在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到1539年(嘉靖十七年)的一場規模巨大、曠日持久在皇統問題上的政治爭論，明朝明世宗以地方藩王入主皇位，爲其生父稱號問題引起的。
大禮議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的重大爭論，即對明武宗遺詔如何詮釋的問題，是明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嘉靖皇帝像
背景
大禮議由武宗暴亡所引發，武宗死後，在內閣首輔楊廷和的策劃下，變通辦法，選取武宗堂弟明世宗(朱厚熜)繼統。但在世宗稱帝后，楊廷和非要把武宗和世宗的堂兄弟關係變成親兄弟關係，於是，一場長達數年的大禮議便開始了。世宗即位意味着永樂以後明代歷史長河中最大的政治撕裂，而伴隨出現的大禮議則是新舊勢力政治的綜合較量。
正德二年(1507年)年秋八月，朱厚熜生於興王邸。朱厚熜是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明武宗的堂弟，興獻王朱祐杬次子，封國在安陸州。
正德十四年(1519年)，興王薨，諡號“獻”。以世子身份居喪並決策封國政務。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襲封。五天後(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駕崩，那時，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無嗣，而明孝宗也無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張氏(孝康敬皇后)與大學士楊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師前，楊廷和總攬朝政三十七天)攝理國政，根據《皇明祖訓》中所說的“兄終弟及”的原則，於三月十五日派定國公徐光祚、壽寧侯張鶴齡、駙馬都尉崔元、大學士樑儲、禮部尚書毛澄、太監谷大用等前往安陸迎接朱厚熜，到京師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達安陸(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許其私謁)。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初一，拜別其父陵墓，次日辭別母妃啓程。四月廿二，朱厚熜抵京師，止於郊外。當時朝廷官員就有關於以什麼禮儀迎接興獻王世子朱厚熜的爭論。禮部尚書毛澄根據楊廷和的授意，定議以皇太子即位的儀式。
經過
嗣統之爭
正德年間，大學士楊廷和曾幫武宗起草遺詔。遺詔的內容是以武宗的語氣表示。
其中，“嗣皇帝位”四字最爲關鍵。朱厚熜對其右長史袁宗皋說：“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但楊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禮部的方案(由東華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但未行，最後是由皇太后令羣臣上箋勸進，朱厚熜在郊外受箋，當天中午，從大明門入，隨即在奉天殿即位。詔書曰：“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以明年爲嘉靖元年。
四月二十七，嘉靖帝下令羣臣議定武宗的諡號及生父的主祀及封號。以內閣首輔楊廷和爲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漢朝定陶恭王劉康(漢哀帝生父)和宋朝濮安懿王趙允讓(宋英宗生父)先例，認爲嘉靖帝既然是由小宗入繼大宗，就應該尊奉正統，要以明孝宗爲皇考，興獻王改稱“皇叔考興獻大王”，母妃蔣氏爲“皇叔母興國大妃”，祭祀時對其親生父母自稱“侄皇帝”。
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爲興獻王之嗣，主奉興王之祀。五月初七，禮部尚書毛澄和文武羣臣60餘人將此議上奏皇帝，並聲稱朝臣中“有異議者即奸邪，當斬”。
對嘉靖帝而言，這等於背棄親生父親，絕對是不可接受的，雙方產生僵持。
奉迎世宗生母禮節之爭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進士張璁上疏支持嘉靖帝，認爲嘉靖帝即位是繼承皇統，而非繼承皇嗣，即所謂“繼統不繼嗣”，皇統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繼，而且漢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預先立爲太子，養在宮中，實際上已經是過繼給漢成帝和宋仁宗，“其爲人後之義甚明”。
張璁建議朱厚熜仍以生父爲考，在北京別立興獻王廟。朱厚熜見此奏章後大喜。但張璁人單勢孤，難以動衆，世宗唯有先行妥協。但在奉迎生母蔣妃入京的禮儀上，朱厚熜堅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禮，遭到楊廷和反對後痛哭流涕，表示願意辭位，奉母返回安陸，楊廷和無奈之下只得讓步。當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禮迎母親入宮。
三年之後，朱厚熜的地位已穩固，試圖爲父母封號加“皇”字。這時已被貶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張璁與同僚桂萼等揣測帝意，便紛紛上書重提舊事。兩人得以宣詔入京，委爲翰林學士，專負責禮儀事項。以張璁和桂萼爲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議禮派”，重新挑起了議禮之爭。
當時，湖廣總督席書曾草擬奏疏，附和張璁、霍韜的意見，稱興獻帝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也上疏，提出“繼統不繼嗣”之論。但兩封奏疏都沒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世宗將二人的奏疏交付羣臣再次集議，楊廷和見世宗有意變更前議，上疏請求致仕。嘉靖帝準辭。
此時，禮部尚書汪俊醞釀再一起集體諫諍。適逢主事侯廷訓據宗法作《大禮辨》，吏部尚書喬宇等人遂據此率羣臣近兩百五十人一同進言，反對朱厚熜以興獻王爲皇考。朱厚熜不悅，下令更多的官員參與進議論中來。於是，給事中張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鄭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鄒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論。
狀元唐皋也上疏說：“陛下宜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生以備尊稱。”表面上是在調停，實際上傾向於反對。因爲鄒守益是王陽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狀元，在朝中都屬於影響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惱羞成怒，此次進言之人均被斥責、罰俸甚至罷黜。
最後，汪俊等只好妥協：“於興獻帝、興國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備尊稱。”三月，朱厚熜同意稱父親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母親爲“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憲宗貴妃)爲壽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張氏爲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爲莊肅皇后。
楊慎像
左順門事件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1524年8月11日)，朱厚熜詔諭禮部，十四日爲父母上冊文、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羣臣譁然。正逢早朝剛結束，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倡導衆人道：“憲宗時，百官在文華門前哭請，爭慈懿皇太后下葬禮節，憲宗聽從了，這是本朝的舊事。”楊廷和之子翰林院修撰楊慎亦稱：“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隨後編修王元正、給事中張翀等在金水橋南攔阻挽留羣臣，何孟春、金獻民、徐文華等又號召羣臣。隨後兩百餘位朝廷大臣在左順門跪請世宗改變旨意。
世宗在文華殿聽聞門外哭聲震天，命太監傳諭大臣們退朝，但羣臣直到中午仍伏地不起，企圖迫使世宗屈服。楊慎等人撼門大哭，“聲震闕庭”。朱厚熜震怒，令錦衣衛逮捕爲首者八人，下詔獄。此舉令其他人更爲激動，衝至左順門前擂門大哭，朱厚熜再下令將五品以下官員一百三十四人下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八十六人停職待罪。
七月十六日，朱厚熜爲母親上尊號“章聖慈仁皇太后”。
七月二十日，錦衣衛請示如何處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員停俸，五品以下官員當廷杖責。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順門廷杖後，反對議禮的官員紛紛緘口，爲時三年的“大禮議”以朱厚熜獲勝告終，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禮，改稱孝宗爲皇伯考，生父爲皇考，並編纂《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
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給明太宗上尊號爲“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父親爲“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簡敬文獻皇帝”，並將睿宗獻皇帝神主升袝太廟，大禮議事件至此最終結束。
歷史評價
《明世宗實錄》卷221，載：“(張璁)深於禮學，豐格雋拔，大禮之議，乃出所真見，非以阿世。”
《西園聞見錄》卷26，載：“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既無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辯定嘉靖大禮議》載：“(張璁)似亦酒國中之能獨醒者。”
趙翼《二十二史札記·大禮之議》載：“考孝宗之說，援引漢哀帝、宋英宗預立爲儲君者不同，第以倫序當立、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入繼大統。若謂繼統必繼嗣，則宜稱武宗爲父矣。以武宗從兄，不可稱父，遂欲抹殺武宗一代而使之考未嘗爲父之孝宗，其理本窒礙而不通。故璁論一出，楊一清即謂此論不可易也。”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嘉靖三年七月條》，載：“大禮議起，諸臣不能酌理準情，以致激成過舉。及嘉靖欲去本生稱號，自當婉言正諫，冀得挽回，乃竟跪伏大呼，撼門慟哭，尚成何景象!雖事君父，綱常所繫甚重，然何至勢迫安危?顧楊慎則以爲仗節死義之日，王元正、張翀則以爲萬世瞻仰之舉，儼然以疾風勁草自居，止圖博一己之名，而於國事亳無裨益。”
影響
積極影響
大禮議不是簡單的禮儀之爭，而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爭，即新舊政治勢力的較量。明武宗暴亡後，明代政治秩序不可能在一夜之間恢復正常。大禮議的發生和較長時間的持續，就在於身爲皇帝的明世宗暫時並未擁有全部的皇權。
換言之，大禮議是明代皇權由明武宗流向明世宗的必要路徑，也是恢復明代政治秩序的必要步驟。明世宗在大禮議中一步步的勝利和楊廷和集團一步步的失敗，其實就是明世宗皇權一點點地獲得和明代政治秩序一步步地恢復。這一爭論跟明代其他時期的廷議有着本質的不同。僅僅從禮制方面引經據典，對大禮議進行純粹古禮的解釋，不可能真正認清其本質特徵及其在明代政治長河中所具有的獨特作用。
在楊廷和集團的敗滅過程中，新生力量在迅速成長。在大禮議中，張璁等人與楊廷和集團進行着不屈不撓的抗爭，既贏得了明世宗的敬重，又加深了雙方的瞭解，使明世宗發現了自己所要依靠的真正力量。作爲沒有東宮舊僚的明世宗從議禮雙方的表現中真切認識到了取捨大臣的一個主要標準，即能否支持自己的大禮主張。
因爲誰也無法全盤否定世宗的大禮觀點。藉助於大禮議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人事格局，這是明世宗最大的政治收穫，符合明朝的政治利益。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欽定大禮，標誌着明代皇權從武宗完全流向世宗，至此，明武宗時代基本結束，嘉靖革新時代真正到來。大禮議拉開了明代改革的序幕，楊廷和集團的徹底垮臺和張璁等“大禮新貴”的崛起使清除弊政成爲可能，嘉靖政治也因此進入全方位的變革創新時代。
消極影響
另一方面，大禮議使得楊廷和與明世宗兩人形同陌路。楊廷和被削官爲民，更中斷了楊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後推行的政治和經濟改革，世宗日漸腐化，大肆興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又好長生不老之術，此後明朝政治風氣愈發頹廢。
議禮派“以片言至通顯”，因迎合皇帝而從下級官員升至首輔、六卿，使朝廷官員看到奉迎君主帶來的好處，嘉靖十七年後，內閣十四個輔臣中，如徐階、顧鼎臣、嚴訥、夏言、郭樸、嚴嵩、袁煒、高拱、李春芳等，有九人是通過撰寫道教的青詞起家的。從此明朝官員中諂媚阿上之風盛行，政風日益敗壞。
爭議
定義
對“大禮議”的解釋而言，《中文大辭典》認爲大禮議是“明世宗時追尊皇考典禮之廷議”。正德十六年( 1521)四月世宗即位後，命令“禮部會官議興獻王主祀及封號以聞”。而《辭源》說世宗“議以生父興獻王祐杬爲皇考，禮官不可，議論紛紜”。《辭海》說“大禮議”是“明代宮廷中爭議世宗本生父尊號的事件”。
《中國大百科全書》認爲是“皇統問題上的政治論爭”。《中國歷史大辭典》則認爲“大禮議”是“嘉靖年間確定興獻王朱祐杬尊號的爭論”，事實上大禮議是從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開始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則引用《明倫大典》所謂“始而爭考、爭帝、爭皇，繼而爭廟及路，終而爭廟謁及樂舞”。
事實上，大禮議爭論的核心是明世宗能否改換父母的問題。對世宗來說，他在竭力維護他與父母的固有關係。楊廷和等人爲了維護孝宗一系的根本利益而絞盡腦汁地剝奪世宗與興獻王固有的父子關係，在沒有徵求朱厚熜及其母親的意見下，隨便改換當朝皇帝的父母和搶奪興獻王妃的唯一兒子，這是毫無人性的。
實質
大禮議從表面上看是一場政治鬥爭，或禮儀之爭，實際上是對武宗遺詔的法律詮釋過程。世宗和張璁贏得大禮議的勝利是明代法律的勝利，並因此捍衛了明朝法律的尊嚴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秩序。
議禮事件的對陣雙方除了固守他們堅持的倫理道德底線之外，更有其他外界因素滲透其中。嘉靖初年，以楊廷和爲首的內閣文官集團大都是弘治、正德兩朝的遺老，而以張璁、桂萼爲代表的議禮派則代表着朝廷的一股新進勢力，有世宗的支持，議禮派決定與當權派不惜一戰。
議禮事件中摻雜着意識形態的紛爭：被奉爲官方正統的程朱理學與異軍突起的陸王心學之間的交鋒。嘉靖年間正是明代心學突起風靡的時代。在議禮派諸人中，拜陽明爲師、習陽明之學的大有人在。在議禮這個具體問題上，楊廷和和禮部所援的故事正出於宋儒程顥的《濮議》，這種“天理”貌似強大，事實上卻僵硬古板。兩種思想交鋒，王學首次戰勝朱學，標誌着程朱理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