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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廷爭的激烈想必不用再多做描繪和渲染了，國初南北分榜之爭、都燕論開廷爭之濫觴，中期諫武宗南巡，大禮議，後期爭三王並立，以致崇禎朝危機之時，還要議遷都並爭論“君王死社稷”。明亡之後，遺臣如王夫之、黃宗羲等人對明代政治很是做了一番反思，王夫之更是直接批評明臣多意氣之爭，士氣甚激。那麼明代朝野爲什麼會起這麼大的爭執呢?
首先明太祖對上書陳言是鼓勵的，這一點可以參考太祖《臥碑文》和《大明律·禮律·上書陳言》，這也每每被認爲言路閉塞的明代士大夫拿來作爲批評的論據。
此外，明代六科之製爲爭論提供了制度保障。六科制度使得廷爭不是無意義的爭執，而真的可以影響朝堂決策。孟森先生即指出明代“不經科鈔令部再覆，則雖奉旨無效……士大夫惟有此職權，雖或觸仵，終必有踐此職者。明一代士氣之盛，死節之多，其根本在是”。
另外，從思想氛圍的角度來看，明代士大夫標榜廷爭。如王夫之《宋論》中有“宰相之用舍聽之天子，諫官之予奪聽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則舉而聽之諫官;環相爲治，而言乃爲功”(當然，作爲對明亡的反思，《宋論》整體的基調在於批評過度的廷爭)。其時，明代士大夫很有股師儒的自我認同(師儒語出《周官·天官》，在明代本是國子監祭酒的別稱，這裏筆者藉此想說的是明代士大夫匡扶天下的志願)，細細品味一下明代朝堂的大爭論，如諫武宗，諫世宗，諫神宗，每每讓人有一種君臣意氣之爭的感覺，士大夫本着一種天下之責不惜犯顏天子，甚至樂此不疲，這可能是明代廷爭激烈的心理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