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好奇古代 “士農工商”排名，商人真的排在末尾嗎?其實“士農工商”按高低貴賤排序卻是一個將錯就錯的認知結果，而非管仲劃分階層的初衷。
管仲可以說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鼻祖，他看待國家問題的角度也往往是從經濟大局方面出發。管仲認爲，“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如果讓大家雜居在一起，彼此做的事情都不一樣，容易讓事情變得混亂，無異於提升社會生產效率。反之，讓同階層、同行業的人居住在同一片區域則有諸多好處。
士人們居處在同一片區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悌。一個良好的環境可以讓士人子弟從小就養成安定，不會見異思遷的習慣。
農民們居處在同一片區域，分別四季，安排用具，置備器械。大家平時可以探討種地經驗，農忙時可以互惠互助，有利於提高生產效率。
工匠們居處在同一片區域，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大家方便交流經驗，提高技藝，“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從而更容易營造專業氛圍。
商人們居處在同一片區域，觀兇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大家能更方便地交流商業情報，料定物資多寡，預估商品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賤買貴賣。如此一來，不僅能更高效地從事商業活動，而且還能及時平抑物價波動，讓百姓生活更加安定。
從後來各行各業的社會地位來看，大家很容易想當然認爲“士農工商”是存在着高低貴賤排序，可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
管仲自己早年就是一個商人，他本人對此經歷也沒感到有什麼丟臉的。相反，管仲在成爲齊相後，大加鼓勵商業貿易活動，運用價格槓桿調節經濟和增加國家收入。此外，管仲還利用商品價格波動對其他諸侯國發動“貿易戰”，從而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從管仲的一系列行爲就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這個羣體是抱着友善態度的，因此不可能在社會階層劃分中將商人劃到“四民”中的末位。
管仲提出“四民分業，士農工商”概念的初衷是爲了實現社會分工，提高社會生產效率，與階層地位劃分沒半毛錢關係。只是後來隨着儒家思想的盛行，讀書人地位不斷被拔高，“士”也從最初的軍士變爲了士人、士大夫。商人則因見利忘義、投機取巧等刻板印象，成爲了人們心目中的小人。因此，“士農工商”逐漸演變成了階層地位劃分標準，商人的地位這才排到了“四民”中的最後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