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初年，曾發生了”真假李福達案“，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接下來本站小編就給大家帶來相關介紹，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小說《回到明朝當王爺》中，彌勒教教主李福達陰謀反叛，遂通過結交權貴，化名張寅混入軍中，意圖掌控一定兵權造反，結果被主角最終化解。這雖是一本歷史架空小說，但該事件卻並非完全虛構，其歷史原型便是“真假李福達案”。
指揮使被告發爲反賊，後經審理認定爲誣陷
在歷史上，如果說哪個民間邪教最爲出名，白蓮教絕對首當其衝，歷史上很多民間起義，背後都有白蓮教的影子。在明朝正德初年時，山西代州崞縣(今山西原平)人李福達，便曾跟隨王良、李鉞通過白蓮教教義，吸納了大量教衆。
在勢力發展起來後，王良、李鉞等人率領教衆發動起義，但不久便在官府的圍剿下宣告失敗，李福達被捕後，由於不是主謀，因此並未被殺，只是被髮往山丹衛(隸屬於陝西行都指揮使司)充軍。
後來，李福達從山丹衛逃走，改名爲李午，但不久便暴露被捕，再度被髮往山丹衛。不久後，李福達再度逃走，逃至陝西洛川一帶，靠着早年學來的本事，繼續暗中傳習白蓮教，一時間“遠近爭附，隨其貧富，有獻至千金者，破產也所甘心，或子女，或器物，接撞而至”。
在教衆發展到一定規模後，李福達又和邵進祿、惠慶等人在陝西起事，結果再度遭遇失敗，但李福達本人卻下落不明。
嘉靖三年(1524年)八月，山西徐溝縣民薛良告發太原衛指揮使張寅，言稱張寅正是曾化名李午的反賊李福達，並說張寅家中的族譜系其僞造。
由於事涉官員，且是謀反大案，地方官員不敢隱瞞，連忙將案件上報，巡撫畢昭不敢怠慢，連忙親自出面調查。後五臺縣報稱張寅確實爲該縣天池都軍匠戶，徐溝縣則證實薛良確實與張寅有仇，陝西方面則回覆說李午案的人犯已經去世，已經無法幫助辨認，但根據其抄送來的案卷，根本無法將張寅與李午案聯繫起來。
嘉靖五年(1526年)二月，山西按察使李鈺綜合各方線索，認定薛良所告多屬虛捏，並將結果上報新任山西巡撫江潮，江潮複審後認定了這一結論，李鈺遂擬將薛良以誣告謀反罪發遣口外爲民。
按理來說，案件審到這一步也就算了告一段落了，然而令人沒想到的是，之後由於牽扯到嘉靖初年的“大禮儀之爭”，竟然導致了案情的進一步擴大。
由於事涉“大禮儀之爭”，李福達案迅速擴大化
當時，張寅之子張大仁遠在京城，只知道父親被抓下獄，卻不知道案子已經審結，爲了搭救父親，便跑去向武定侯郭勳求救。張寅原本乃是通過捐納入仕，在出任指揮使後與武定侯郭勳交好，因此郭勳聽說此事後，便行文山西爲其訴冤。
正德皇帝去世後，由於其膝下無子，按照血緣關係的親疏，大臣們最終擁立明憲宗朱見深之孫、明孝宗朱佑樘之侄、興獻王朱祐杬的次子朱厚熜即位。朱厚熜即位之後，圍繞着“繼統”與“繼嗣”，明世宗朱厚熜與大臣們之間爆發了激烈的交鋒，這便是嘉靖初年的“大禮儀之爭”。
到嘉靖三年(1524年)時，先是內閣首輔楊廷和於正月被罷免，同年七月又發生“左順門慘案”，由於楊慎、王元正等231位大臣(《明史》稱229人)在左順門跪地死諫，朱厚熜一怒之下將134人收監，另對五品以下180餘人施以廷杖，直接當場打死17人。此事之後，君臣雙方的關係已經勢同水火。
雖然“大禮儀之爭”以嘉靖皇帝的勝利而告終，但由於這次爭論不僅是宗法禮制之爭，同樣是皇權與閣權之爭，因此當時的官員們大多站在楊廷和等內閣大臣一邊，並對支持皇帝的武定侯郭勳等勳貴和張璁等新進士大夫極爲仇視，而“李福達案”的擴大化也因此而起。
嘉靖五年(1526年)五月，時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馬錄收到郭勳的行文後，認爲可以利用此案將郭勳扳倒，於是當即遊說都御史江潮等人，將前次的審訊結果全部推翻，並將張寅作爲李福達判處謀反重罪，同時與衆官員上書彈劾郭勳交通妖賊李福達謀逆。
馬錄等人的奏疏送抵京城後，頓時在朝堂上掀起軒然大波，給事中張逵和都察院一衆官員紛紛彈劾郭勳，因“大禮儀之爭”而分爲兩派的官員，在朝堂上再次吵成一團。不明真相的嘉靖帝也不敢輕易決斷，只得下令錦衣衛將相關人等押赴京城，交由三司會審。
皇帝親自主審查明真相，大量官員因此案被處理
嘉靖六年(1527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刑部尚書顏頤壽爲首的三法司在京畿道審訊張寅案，雖然始終無法取得統一的供詞，但由於立場問題，顏頤壽等人贊同馬錄之說。不過，這個結果並不能令嘉靖滿意，嘉靖帝下令讓三法司繼續細細審理。
三月二十六日，三法司再度審訊此案，事後顏頤壽向皇帝彙報，仍然表示支持馬錄之說，但嘉靖帝仍然不滿意。嘉靖表示，不是自己有意偏袒保護，只是你們的審訊和先前畢昭等人的審訊結果差異太大，並稱等到自己齋祀完畢，便要親自審訊此案。
大學士楊一清聞言，連忙上前勸解，表示此事何須勞動皇帝大駕，只要顏頤壽等人細細查問，必定能夠查清真相。
四月四日，顏頤壽等人接着審，顏頤壽等人認爲如果繼續如同前次那樣彙報，必然還是過不了皇帝那關，於是他們改擬張寅爲妖言罪，依律當斬，其子張大仁、張大義等不在連坐之列。
嘉靖帝拿到審訊結果大怒，表示“死刑大獄不可輕有出入”，直接對着顏頤壽等人就是一頓臭罵，“你們之前偏聽偏信，輕易便給人判處謀反重罪，如今不見實證又改擬妖言罪，就算改判卻又追究薛良的污衊之罪。”
出於對顏頤壽等人的失望，嘉靖帝直接下令召原本審理此案的畢昭、李珏、李璋、江潮等人入京當面對質。
嘉靖六年(1527年)八月初三，在畢昭等人趕赴京城後，嘉靖帝直接下令讓顏頤壽等人當廷審訊，結果畢昭等人皆表示，此案乃是因爲薛良與張寅有仇，這才“將李午妄作李福達，李福達妄作張寅，並無聚衆謀反，惑衆稱亂等情”，而此前指認張寅爲李午的石文舉等人則一致承認“誤認張寅即系李五”。
對於這個審訊結果，嘉靖皇帝大怒，並於八月初五下令讓桂萼攝刑部、張璁攝都察院、方獻夫攝大理事，繼續審訊張寅案，務必查清冤案詳情，並追責製造冤案的官員。
經過桂萼的調查，最終查明此案中除少數官員疏忽失職外，其他人均屬有意羅織罪名，意圖構陷武定侯郭勳，例如人證韓良相和李景全本不知張寅是李福達，乃是在山西布政司承差胡針的指使下才這麼說的;又如曾經見過李午的石文舉，他明知道張寅不是李午，乃是在知州杜蕙的指使下強行指認的。
最終，根據查獲的證據，桂萼等人擬定判決：舉報人薛良因誣告罪判處秋決，巡按御史馬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按察司金事章倫、署都指揮金事馬豸等因“官司故入人死罪”判處徒刑四年，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大理寺左少卿徐文華、刑部尚書顏頤壽、左侍郎王啓、察院右都御史劉文莊、大理寺卿湯沐、右少卿顧怭、左寺丞汪淵等因查案不實判徒刑四年，人證韓良相、石文舉因故意行僞證判杖一百、徒三年，山西巡撫江潮因複覈過失判杖八十、徒兩年。
桂萼等人的題本上呈後，嘉靖帝批准了對於大多數官員的量刑，但卻要求加重對山西官員們的懲罰，原本打算以“奸黨罪”定馬錄等人死罪，後經桂萼等人勸諫，才決定改判巡按御史馬錄、大理寺少卿徐文華、御史程啓充、給事中劉琦和張逵等人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