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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梁河之戰在怎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如何評價此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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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平興國四年(遼保寧十一年,979),宋軍爲奪取幽州,在高梁河被遼軍擊敗的一次作戰。下面本站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宋太宗爲奪回五代時後晉石敬瑭,割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北京至山西大同等地區),於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平北漢後,未經休整和準備,即轉兵攻遼,企圖乘其不備,一舉奪取幽州。遼景宗耶律賢得知幽州被困,急令精騎增援。遼軍反擊,宋軍三面受敵,頓時大亂,全線潰退,僅死者萬餘人,宋太宗乘驢車逃走。遼軍追至涿州(河北涿縣)爲止。

此次戰爭是遼國與北宋第一次在戰場上的直接對話,是五代十國時期結束以後的一場重要戰爭,這場戰爭結束了宋朝統一的步伐,並且在軍事上總體開始處於劣勢。此戰,遼軍發揮騎兵優勢,遠道增援,變被動爲主動,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宋軍輕敵冒進,首戰失利,對以後與遼作戰造成了不利的影響。

高梁河之戰在怎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如何評價此戰?

背景

公元979年(太平興國四年)五月,北宋滅亡北漢後,宋遼直接對峙。雙方接觸線大體東起泥姑口(天津大沽口),西沿拒馬河流域的信安軍(河北霸縣東)、霸州、容城(河北定興東南),然後折向西北至飛狐(河北淶源北)及靈丘(山西靈丘)以南,直達代州雁門(山西代縣北)。此線以北爲遼控制的幽雲地區。當時習慣把幽雲十六州中位於太行山北麓東南的檀、順、薊、幽、涿、莫、瀛7 州稱爲“山前”,把太行山西北的儒、嬀、武、新、雲、朔、寰、應、代9 州稱爲“山後”。遼對這一地區特別是幽州十分重視,除派大丞相、南京留守韓德讓和大將耶律斜珍率兵防守幽州外,還在隋唐薊城的基礎上對幽州進行大規模的擴建,從而使幽州城成爲方圓36 裏,城高3 丈、寬1.5 丈,人口30萬的陪都和軍事、政治重鎮。宋軍在消滅北漢時,在太原集結了數十萬部隊,並在白馬嶺之戰中擊退了支援北漢的遼軍。趙光義企圖乘戰勝的餘威,一舉奪取幽雲地區。

北漢劉繼元已降,宋太宗還師至鎮州即轉兵北上。但是破太原尚未賞三軍,諸軍兵將多不願行,只是無人敢說。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贊成乘勝北征,“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趙光義聽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興,當即下令樞密使曹彬調發各地屯兵。當時宋軍諸將,大多數比趙光義冷靜得多,他們以大軍雲集,糧儲不及爲請。趙光義卻兵來將擋,下詔發京東、河北諸州軍儲,限期轉運至鎮州北面行營以備供應。當時扈從六軍,有沒有按時到達指定地點集結的,趙光義大怒,要按軍法處置,被臣下諫阻。

而當時遼對燕地的防守其實早有部署。三月,在宋軍進攻北漢,韓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漢時,遼已增派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譯“耶律希達”)、將領蕭討古和乙室王撒合(伊實王薩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說明其早已考慮到宋軍可能的進攻了。遼在幽州經常屯駐的漢兵,有神武、控鶴、羽林、驍武等軍,共約一萬八千餘騎;又有其所屬將帥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舉南侵,則一般調集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府)諸路兵,兵力可達二十餘萬。

高梁河之戰在怎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如何評價此戰? 第2張

歷史評價

宋太宗一直是首都市長,長於行政,短於軍事。想要憑藉滅北漢的餘威一舉收復燕雲故地,重建中國北方的國防線,並進一步恢復中原政權領導四夷的地位,這種進取心無可非議是好的。然而好的動機並不一定帶來好的結果,宋軍在高梁河以慘敗收場可不是時運不濟那麼簡單。

趙光義被攻克太原的勝利衝昏了頭腦,對遼軍的實力及其擁有大量騎兵的情況估計不足,在部隊疲睏交加的形勢下,倉促出兵,企圖以突然的行動、優勢的兵力數量,一舉襲取幽州地區。這種輕率魯莽、僥倖取勝的投機舉動,最後遭到失敗乃是情理中事。

從作戰指導上看,宋軍移師幽州,僅是一個方向的進攻,既未從幽州北面出兵配合,牽制遼軍,又未控制一定的預備兵力。一開始便將主要兵力投入戰鬥,企圖速戰速決,一舉成功,以致一遇挫折,便無力挽救。其次是對幽州城的防禦力量估計不足。幽州是遼的戰略要地,遼必以重兵守城。宋軍遠程急進,無攻堅準備,以致頓兵堅城,陷入師勞兵疲的困境。

最後是缺乏打援部署。幽州既爲遼戰略要地,在受到圍攻時,遼兵必以重兵增援。但趙光義心高氣傲,未作任何阻援部署,只顧傾全力攻城,致爲遼援軍拊擊,導致全軍潰敗。反觀遼軍,雖在宋軍突襲初期遭到一些挫折,但能採取一些有效措施,固守待援,爲調集援兵贏得了時間。在援兵到達後,又成功地運用兩翼包圍的戰法,發揮騎兵的長處,乘耶律沙拖住宋軍並使宋軍遭到一定程度削弱時,突然投入戰鬥,終於扭轉戰局,取得了解圍幽州,大挫宋軍的勝利。

高梁河之戰在怎樣的背景下爆發的?如何評價此戰? 第3張

高梁河一役作爲遼宋關係的重要轉折點直接造成了日後的宋連戰連敗,到澶淵之盟,至此宋對遼已然完全處於下風,並直接對其經濟造成極大的影響。遼成爲一個威壓北宋,雄踞中國北方的龐大帝國一直到被金所取代。高梁河一戰影響深遠。

軍事史學者曾瑞龍評價此戰說:“從十世紀軍事的發展大勢來看,高梁河戰役儘管發生在宋初,卻是最後一場‘五代’的戰役。作爲其指導思想的戰略奇襲,大縱深突破的戰役法,以及繼之以皇帝直接指揮的戰術決戰,都具有濃厚的五代色彩。可是宋遼兩軍在高梁河畔惡鬥的結果,也正式宣告了五代的戰爭已成歷史陳跡。以上曾經在藩鎮及地方政權之間,中央和叛將之間的戰爭中屢試不爽的作戰手段,如今被用來對付遼這個政治軍事上都相對穩定的大國。雖然這些作戰手段在早期也收到相當效果,但情況不同的是:遼朝廣闊的國土,爲抵消宋軍早期的強大攻勢提供了足夠的迴旋餘地,而其強大的增援能力也足以挑戰,及重奪宋軍的戰役主導權。最後,耶律休哥一個令人瞠目的側擊,使宋軍不知所錯。因此宋軍將士縱有很多優秀表現,這個敗局的鑄成亦非偶然。總之,從宏觀角度看,高梁河體現了戰爭形式的新陳代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