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時期，不僅各個民族交流融洽，同時對外交流也十分頻繁。下面本站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相關內容。
《論語》中的名言“學而優則仕”，本是希望掌握儒家理念及學說的優秀知識分子積極從政，以建設理想狀態的“仁政”國家。
這爲有志於此的讀書人指明瞭奮鬥的方向，影響深遠，幾乎家喻戶曉。
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這一名言在現實中既未見得很好落實，又常常被曲解或淪爲空洞的口號。
在先秦時代，長期盛行世襲制度，官爵在等級貴族內部傳遞，即“世卿世祿”，故尋常書生即使再優秀也很難步人政壇。
以後秦漢的軍功爵、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及隋唐的門蔭等制度，也是屬於世襲或半世襲的規則。
倒是漢代的徵辟、察舉制中的某些名目，爲讀書人提供了狹窄的途徑。
如此這般，在貴族、豪強以及高門大族的把持下，普通讀書人要順利做官，着實艱難。
而即使一些有幸踏入政界者，因爲背景不強，上升的空間依舊極爲有限。
難怪孔子自己便如“喪家之犬”，一生顛沛流離。
司馬相如之流的文人，終日圍繞在王侯將相身邊，以奉獻歌功頌德的詩賦爲安身立命之本。
出身寒門的陶淵明，才華橫溢，聲名遠揚，卻徘徊在縣衙之內，最終無奈地退隱田園。
因此，彼時對大多數學子來說，“學而優則仕”只能是一種理想，或者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學而優則仕”主張在真正意義上的實踐，還要說是唐朝科舉制度推行以後。
與憑藉血緣、出身背景的選官規則相比，科舉制設計的基本原則是不問門第出身，以考試成績錄用。
因此選拔的範圍既廣泛，打破了特權階層壟斷官場的格局，同時又以文化知識爲條件，對提升官員的素質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自然顯得更爲合理。
這便爲一般讀書人入仕，打開了方便之門。
然而在唐代，一方面門閥世族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影響力依舊不容忽視。
另一方面科舉畢竟屬新生事物，規模有限，還無法完全滿足優秀學人的要求。
如白居易所反映：陳子昂、杜甫僅各授一拾遺，而困頓至死。李白、孟浩然不及一官職，窮悴終身。孟郊六十歲，才終試協律郎。張籍到五十歲，尚未離開太祝之位。
所謂的拾遺、協律郎以及太祝，都屬低下官位。
由此可見，許多震驚當代後世的大才子，科舉成功後所獲不過如此，而李白與孟浩然更是白衣一生，與仕宦無干。
難怪乎白樂天先生髮出“彼何人哉?彼何人哉”的不平呼聲。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科舉制度的黃金時代是在宋朝。
宋朝的科舉不僅規模之大、制度之嚴遠過於前代，而且影響之大也最爲突出，特別是還沒有產生明清時期過多鉗制思想的消極作用。
兩宋三百多年間，宰執大臣幾乎都出自科舉背景者。
如北宋宰相共有七十一人，其中六十四人出身進士，其餘非科舉出身的七人中，又有三人爲開國功臣。
南宋有宰相六十二人，其中五十一人出身科舉，非科舉出身的十一人中，六人又爲太學生，唯有一人爲武臣(《宋史·宰輔年表》)。
由此可見，宋朝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壇居於絕對統治的地位，成爲官員隊伍的主體，而門蔭出身者與軍隊武將的影響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時代特 徵。
如蔡襄所著的《端明集·卷二十二·國論要目》中所說：
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
既然宋朝實現了“學而優則仕”的理想，文官們大都來自讀書人。他們有足夠的文化知識，懂得儒學的道德價值觀，又熟悉“苛政猛於虎”的道理。
他們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的抱負，耳濡目染的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理念。
那麼是否就以改良社會爲己任，並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線呢?
在宋代歷史上，確也看到一些仁人志士的奮發有爲活動，著名者如范仲淹、王安石、李綱、文天祥及陸秀夫等人的憂國憂民之舉，便令人肅然起敬。
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不知打動了多少正直的士人。
而他另外一句“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無”的話， 更就做官提出了基本準則：爲官者不能因私廢公，亦不可懼怕承擔責任。
宋代思想家張載在《西銘》中還總結了“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話，更提出了終極的追求目標。
可說到底，“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一種理想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
實際的情況是，宋代多數學子把“學而優則仕”看做改善個人命運的堂而皇之的旗號，將讀書、科考視爲做官的敲門磚。
在國勢大體處於常態的情況下，他們入仕後一方面做着分內的事：一方面期盼着自已仕途的發達，當理想追求與現實利益發生衝突時，他們不免更多選擇後者。
像歷仕宋太宗、真宗兩朝宰相的呂蒙正，早年有過清寒求學的經歷，當他頂着狀元桂冠步入政壇後，孜孜以求的是個人的前程，因此往往不敢承擔改革風險。
正因爲如此，他爲政尚可守正，三入相位卻終無多少建樹。倒是在生活上，他講求起奢侈。
呂蒙正有個喜食雞舌湯的嗜好，每日必餐，史書上就記載有這樣一則故事：
一天，他遊自家的後花園，看到牆邊聳立一座山包，便不解地問隨從怎麼回事，僕從回答：“此是相公吃雞剩下的雞毛。”他大感意外道：“我吃的雞乃有幾何?怎麼能堆積如此之大?”僕從再答道：“一隻雞僅一尾舌， 相公一頓湯需用多少尾舌?食雞舌湯又已多久?”
北宋中葉的宋庠、宋祁兄弟也是貧寒出身，早年在州學讀書時生活相當艱難。
以後兩人同年科舉入仕，分別做到宰相和翰林學士。哥兒倆政績上成就不大，生活上還是有別，大宋注意分寸，小宋卻奢侈放縱：
一次上元節夜裏，大宋又聽說小宋點着華燈擁着歌伎排場豪飲，次日就派人帶話過去：“相公寄語學士，聞聽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是否還記得從前上元夜一起在州學吃粗飯的事?”小宋聽罷，笑着讓來人帶話回去說：“也寄語相公，不知當年吃粗飯是爲的什麼?”
小宋真是毫不掩飾，在他看來苦讀書的目的只是爲了享受富貴而已。
志向不夠遠大，滿足於享樂，這倒也罷了，呂蒙正、宋祁花的畢竟是自己的俸祿錢。他們還愛惜名譽，沒有胡作非爲，沒有觸及官場的底線。
這樣的官員人數衆多，不甘平庸或安分守己者做點力所能及的事，等而下之者則碌碌無爲，“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而有些人一旦進入官場，就只顧及自己的利祿地位。宋人揭露：“爵祿在上，下皆趨而爭之，故名日‘奔竟’。”
這說的便是當年爲做官，而巴結高官的“奔競”風氣，薰染了不少官員。
他們隨波逐流，爭權奪利，甚至爲所欲爲，不僅將學習多年的“修齊治平”的理念拋到腦後，更將爲人的良知、官場的底線也敢突破。
像丁謂本是享譽一時的才子，科舉做官後卻將聰明才智用於投機鑽營，一味迎合上意。
宋真宗想搞浩大的“天書”祥瑞活動，需要足夠的財力支持，就詢問國庫的底子。
丁謂是負責中央財政的三司使，明知此舉勞民傷財，但爲了贏得天子的歡心，便報告國庫充裕有餘。
有了丁謂兜底，宋真宗這才安心拍板，隨之在東封泰山、西祀汾陰之類的活動中，丁謂賣力地調度安排經費與物資。
以後，宋真宗想在京城內修建一所感應上天的場所“玉清昭應宮”，既擔心遭到反對，又怕落得惡名，於是召見體己的丁謂。
丁謂出謀道：“陛下擁有天下，修一座保佑蒼生的宮觀又有何妨?陛下無子，誰敢反對營建祈禱降生皇子的場所。”
果然，宋真宗提出想法後，無人敢提出異議。
丁謂負責該工程，一再修改設計方案，不斷擴大規模，又督促工匠日夜施工，將原定十五年的工期提前到七年完工，建成內含兩千六百一十區的巍峨宮觀。
在做這些傷害民生的事時，丁謂早已將背誦過的儒家“仁政”理念拋到九霄雲外，也喪失了做人的良心。
更有甚者，則是那些敗壞國家根本利益的宮僚。
北宋末年的宰相蔡京，論學問知識，論書法造詣，都是絕對的上乘水平。
可此人罔顧國家利益，帶頭迎合昏君宋徽宗好大喜功、窮奢極欲的需要，肆意破壞秩序政綱，以朝廷的名義巧取豪奪，致使民怨沸騰，官場的底線徹底穿崩。
蔡京四度當政，貪戀權位，毫不在意外界觀感，即使“目昏吒不能視事”，也不知退位。
當他一度失寵時，竟不顧起碼體面向宦官哭訴求情。
於是上行下效，一時之間吏治爲之敗壞，以權謀私、賣官鬻爵，索賄的現象比比皆是，官場中的大多數人已麻木不仁，見怪不怪。
終於導致北宋王朝陷入巨大的災難之中，如果不是隨後被金軍滅亡，也會被造反的民衆所葬送。
還要說到蔡京家的奢靡生活，僅就廚子分工之細，就令人歎爲觀止。
宋人筆記《鶴林玉露》記載：
有位士人買一小妾，原是蔡京府中廚娘。某日，士人令此妾做包子，對方回答說不會做，士人質問既是廚子爲何不會?對方再答稱自己只是包子廚內專門切蔥絲的。
南宋時期，權相秦檜爲了攬權固寵、把持朝政，遂迎合宋高宗急於求和的心理，不惜冤殺抗金英雄岳飛父子，自毀長城。
秦檜專權後，肆意排除異己，任用親族黨羽。
於是，大批官員們自覺不自覺都紛紛投奔其門下，秦檜竟安然接受阿諛奉承自己的 “元聖”稱號。
豈不知這種行爲已嚴重敗壞了儒學中爲人臣禮的規矩，也不無接踵前代權臣犯上之嫌。
以後在宋寧宗、理宗朝長期專權的史彌遠，其作威作福更甚於秦檜，甚至敢於擅立皇嗣。
秦檜、史彌遠都有讀書科舉出身的背景，所學知識不爲國家所用，反倒成爲弄權的經驗，其生活之糜爛更不用說。
至於南宋末年外戚出身的賈似道，雖絕對屬於不學無術之輩，卻因手握重權成爲上下巴結的對象，寡廉鮮恥的官員們每見他必稱“周公”，連度宗小皇帝也無奈地呼其爲“師臣”。
至此，官場完全化爲黑暗的牢籠，網羅了大批無聊奸猾之流，一同渾然不覺地沉淪，彼此拉扯着走向毀滅，這當然已屬末世之相。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賈似道爲了避免非議，“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啖之。由是言路斷絕，威福肆行動”(《宋史·奸臣傳》)。
由此可見，衆多的士大夫、太學生，包括某些所謂的名士，爲了一己之利，甚至小恩小惠，不惜喪失人格名節，或歌功頌德，或追隨禍國殃民，實在令人痛心。
要不是南宋亡國後出了文天祥、陸秀夫等一批愛國志士，當時的讀書人就一無可取了。
要說宋代的官員，論文化水平都不低，論道理誰都清楚，可爲什麼衆多人卻變得失去良知，自甘墮落，敢於踐踏官場底線，甚至胡作非爲?
從宋朝官場不見得比以往王朝弊端來得少的情況來看，單純提高官員知識水平也並不見得就能徹底解決吏治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