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說歷史總會不經意間讓人中毒，潛移默化其思維方式，現代許多文人非常向往宋代，或多或少就是受“戲說”影響。拿宋代科舉屢次“擴招”來說，現代人想得太好：其一，政府求賢若渴;其二，同情並理解讀書人。所以不僅“擴招”，還推出“特奏名”等取才機制。
果真如此?南宋合肥人王栐史料筆記《燕翼詒謀錄》卷一開篇“進士特奏”條就說得清清楚楚：“唐末，進士不第，如王仙芝輩唱亂，而敬翔、李振之徒，皆進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趙匡胤初登寶座，就“廣開科舉之門，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於盜賊奸宄”。開寶二年(969年)，宋太祖頒佈詔書，特奏貢士(科考落第者)馬浦等106人，各賜本科出身。由此，“屢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國家俸祿”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國策，一直延續至南宋。
不僅如此，宋太祖還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過去“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奸贓”爲由，於開寶四年(971年)“詔流內銓於前任令、錄、判、司、簿、尉，選諳練公事一十五人，補堂後官，三年一替”，並將此策作爲“開基立國之宏規”。這樣一來“進士入官十倍舊數，多至二十倍”。不斷擴招，雖造成公務員隊伍臃腫、效率低下，加重了財政負擔，但也有效地防範了“黃巢式”的落第秀才造反作亂。王栐對此國策大加點贊：“英雄豪傑皆汩沒消靡其中而不自覺，故亂不起中國而起於夷狄，難道這不是統治天下的良策。”
與此同時，趙匡胤及宋王朝歷代最高統治者還發揚光大了武則天發明的“殿試”，以進一步安撫和籠絡讀書人。據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載，開寶六年(973年)，翰林學士李昉主持科考，錄取了38名考生，趙匡胤在召對這些考生時，發現有兩個考生資質太差而予以淘汰，其中一個叫武濟川的人正好是李昉的同鄉，這就引起了宋太祖的懷疑。而當時落第考生徐士廉等又擊鼓控告李昉營私舞弊，希望能複試。於是宋太祖就令在落第的考生中選出195人，和已錄取的38人一起殿試，結果已錄取的38人中有10人落選。
王栐轉錄此事還予以點評：“藝祖皇帝以初御試，特優與取放，以示異恩;而御試進士不許稱門生於私門，一洗故習。”這句評論傳遞的信息非常清晰，趙匡胤舉行大規模殿試的目的就是，其一，做好人誰不會?要做的話，也應該由本天子做，天下讀書人都知道是皇恩浩蕩，自然會擁戴“趙家天下”;其二，以往考中的進士皆自投主考官或舉薦人門下，結果出現了許多“小團伙”、“小圈子”和“小宗派”，實行殿試，可防止甚至杜絕了“團團夥夥”的出現。換個角度看，這樣做可剪除“團伙”等上層勢力對自己的威脅。
歸根結底，宋代科考屢次“擴招”，並推出“特奏”、“堂吏士人”等一系列善待讀書人的“重文輕武”政策，真正目的就是籠絡讀書人，防止他們帶頭鼓動造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