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已在數日前先行於豐島海域爆發海戰的清朝與日本，爲了爭奪朝鮮的控制權，終於向彼此發佈宣戰詔書，影響中日韓三國命運數十年的甲午戰爭就此轟轟烈烈開打。清朝向朝鮮牙山、平壤等地陸續遣軍迎戰，日本也在漢城(今韓國首爾)、釜山、仁川等處集結大量兵力，同時也在稍早派出大軍佔領景福宮、把守漢城城門，將朝鮮王室悉數納入控制之下。對朝鮮而言，儘管早有驅逐宗主國清朝勢力、實現完全獨立自主的渴望，但日本的進逼又更蠻橫與粗暴，使朝鮮更心生畏懼。因此對於這場自己毫無決定權的雙雄大戰，朝鮮只能被動地密切觀察，期許能保住已所剩無多的權利。
當戰事爆發前，日本爲了製造開戰藉口，便曾向清朝提議由兩國共同改革朝鮮內政，但被一味尋求雙方退兵以免衝突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拒絕。然而，日本的提議卻使朝鮮誤以爲可藉機擺脫清朝干涉，當時的清朝駐紮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袁世凱，便在報告李鴻章的電文中提及此現象：“日以自主革政告說，韓人漸眩惑，盼革政者尤多，察韓人意漸攜貳，如倭隊至漢(城)，嚇騙均易着力，我以空口勸韓恐無濟，勢已未易挽回”。日本的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亦於給日本政府的報告內論及金嘉鎮、趙義淵、俞吉浚、洪鐘宇等改革派人士日趨活躍，希望擁戴朝鮮高宗的生父興宣大院君，逼退閔妃戚族，從而改革朝鮮內政之事。
不過朝鮮很快就察覺日本所謂的“自主革政”，不過僅是挑釁奪權的藉口。大鳥圭介在接到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允許其製造開戰口實的密令後，立刻向朝鮮外務督辦趙秉稷提出照會，要求朝鮮限期確認，究竟是否自認爲清朝屬邦。有自主傾向的朝鮮自然不願承認清朝的宗主權，但又怕清朝責難;若承認爲屬邦，日本又會以此爲理由大加爭呶。
朝鮮君臣就在這兩難之中商議了許久，不得已之下，只能一面向日本公使館請求延期答覆，一面繼續向清朝求援。但是李鴻章對此情勢，卻僅訓令袁世凱：“韓屬華已千餘年，各國皆知，即韓與各西國立約，均經聲明，務勸王堅持，如畏倭，竟認非華屬，擅立文據，華必興師問罪雲，欲以此脅韓，令勿輕許”，絲毫未給予朝鮮任何抗拒日本壓力的實質支持。
朝鮮沒奈何，只能讓趙秉稷答覆：“本國自立約以來，所有兩國交際交涉事件，均按自主平等之權辦理，此次請援中國，亦系我國自由之權利也……且本國內治外交，向由自主，亦爲中國之所知”，將中國王朝過去聽憑藩屬國自主的傳統，解釋爲自身的獨立，至於屬邦與否，朝鮮則推託道那是清朝官員的表態─“應與本國無涉”，不願正面回答日本、也不公開挑戰清朝的地位。
但大鳥圭介仍未放緩施壓力道，又接着提出五大內政改革綱領，要求朝鮮在中央政制、財政、法律、教育和軍事上做出變革。李鴻章聞知後僅表示：“本已備大隊進援，惟恐兩大交爭，以漢城爲戰場，韓必大受蹂躪，朝廷念及此，故未遽發，若至無可挽，斷不坐視不救”，聲稱備好大軍、但因“憐惜”朝鮮可能淪爲戰場才未進發，依然是未給朝鮮有力的支援，頂多又勸告“內政只可朝鮮自改，不可聽倭人勒改，以保自己權利，庶免後悔。”朝鮮明白清朝沒法成爲靠山，只能自求多福，因此又商議了好些天。
但朝臣們的意見混雜紛亂，如駐日公使金思轍高呼：“倭兵必不能吞韓，僅虛喝構釁，我國以理堅持，不許干預內政，伊亦無如何”，堅持反對大鳥圭介的提案;避走上海的閔泳翊則上書朝廷建議趕緊改革，以免重蹈越南亡國的覆轍。最後高宗只能一面派遣申正熙、金宗漢、曹寅承等三人爲代表，前去同大鳥圭介談判，一面發出教旨表示將掃除積弊：“會議銓臣、將臣財賦之臣，可以捄、可以革、可以罪，凡系政教得失者，各令條陳，無或有隱，隨即稟明施行”，希冀緩和日本的壓力，以及做出改革是出於己意而非遭強迫的姿態，藉此安撫反對的聲浪。
申正熙等三人與大鳥圭介於漢城南山下的老人亭展開談判，想不到大鳥圭介的態度又變得更爲兇狠，他提出一份更詳盡的改革綱目，第一條便開宗明義要求釐正中央官署職守、“廢止世道執權之弊制”，且此項得於三日內議決、十日內實行!這無異是要求朝鮮即刻廢除閔妃戚族的所有勢力。然而閔妃自從扳倒興宣大院君、掌握朝鮮大權之後，滿朝文武幾乎皆是其黨羽，怎可能輕易束手放權，於是申正熙等人便拒絕大鳥圭介的提案，談判就此不歡而散。高宗同時又下教旨設立校正廳，試圖按照自己的方式革新內政，不理日本的逼迫。申正熙還指責大鳥圭介又是屯駐大軍、又是催令限期改革，根本是干涉內政，要求日本儘速撤兵。
此時，袁世凱已發覺李鴻章的綏靖政策無法弭平日本的野心，在苦無清朝增兵支持、朝鮮也不信賴自己的情勢下，只能上書告病，請求回國休養，留下唐紹儀代理朝鮮事務。袁世凱一走，朝鮮連表面的靠山也沒有，大鳥圭介也少了袁世凱整日要求撤兵的煩擾，氣焰更是高漲，再度向朝鮮提出照會，要求朝鮮既然自認是自主之國，就應該驅逐清軍、廢除中朝之間一切的通商貿易章程。
朝鮮驚慌失措，趙秉稷火速同唐紹儀會商對策，偏偏此時電報線故障，唐紹儀無法請示和告知李鴻章情況已愈來愈危急，趙秉稷只能再度要求日本撤兵。然而，這回大鳥圭介已決定不再用外交辭令與朝鮮往還相爭，而是直接動武達到日本的目的。夜半時分，天色未明之際，日本軍隊倏然出動，迅速包圍佔領景福宮，大鳥圭介入宮脅迫高宗下旨禁止朝鮮軍隊抵抗，使得不少士兵“兵皆痛哭，碎鎗筒、裂軍服而逃”，並派人往雲峴宮催請大院君重新出馬，以作爲日本的傀儡。
在徹底掌控朝鮮朝廷後，日本接着施壓高宗起用親日派人士擔任要職，以及流放罷黜閔氏一族的官員。趙秉稷也在日本的威脅下，向唐紹儀宣佈廢除所有中韓貿易章程，並“請求”大鳥圭介代爲驅逐境內清軍。唐紹儀見狀，也只得從仁川祕密逃回國內。情勢演變至此，日本可說是已在朝鮮掌盡優勢，清朝則在一味的避戰下漸喪影響力，更錯失備戰的良機。
隨着甲午戰爭正式開打，朝鮮也在日本的威逼下任命親日派的金弘集組成內閣，先後兩次宣告徹底改組中央與地方官制，以及廢除階級差異、禁止早婚、廢棄清朝年號而改書開國紀元(稍後轉爲使用建陽年號)，王室尊號也從“主上殿下”改爲“大君主陛下”，史稱“甲午更張”，藉此彰顯朝鮮的“獨立自主”。
殊不知，日本在接下來數年挾着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得勝的餘威，繼續“鼓勵”朝鮮推出更多“獨立自主”的政策，而每一回的“獨立自主”，都使日本的勢力又更深入朝鮮一步。最後終於在1910年，才改制稱帝13年的大韓帝國，在日本的強壓下被迫簽署《日韓合併條約》慘遭滅亡，從此淪爲日本的殖民地，直到1945年才迎來光復的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