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尼託·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治家，外文名叫做貝尼託·阿米爾卡雷·安德烈亞·墨索里尼，外文名意大利語叫做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生卒時間1883年10月27日-1945年4月28日。
1922年，庇護十一世被推選爲教宗，幾個月後，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總理。一直以來，兩人之間的關係被掩蓋在羅馬教廷從戰前即英勇地反抗法西斯黨的假象下，而庇護十一世及其繼任者也長期被塑造成與墨索里尼爲敵的英雄。大衛·I.科澤利用梵蒂岡2006年開放的祕密資料，歷時七年，呈現了兩人的共謀故事，徹底顛覆了這一既定觀點。
憂心於教會權威衰落的庇護十一世藉助法西斯的力量抵抗共產主義和現代社會的來臨，野心家墨索里尼則憑藉教宗的祝福提升公信力，進而掌控意大利。兩人充滿爾虞我詐、最終搖搖欲墜的利益結盟，改變了上百萬人的命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夢魘也由此開始。
墨索里尼
1、置之死地而後生
意大利將在1924年4月進行新一輪全國大選，這是墨索里尼掌權後的第一次大選。法西斯暴行在全國肆虐開來。墨索里尼一邊指揮法西斯黨人對政敵進行毆打乃至動用更加惡劣的手段，卻一邊又繼續引入各種措施爲教會謀求利益。新一批官方節日中包括了好幾個天主教節日，在此之前，它們從未受到政府的認可。墨索里尼還開始將矛頭指向新教組織，因爲他知道這樣能夠討好教宗：墨索里尼不僅否決了衛理公會在羅馬修建大教堂的請求，還駁回了基督教青年會在意大利修建活動中心的提案。天主教神學院的學生不必服兵役。大選三天前，他還大幅增加了國家發給主教和神父的酬金，令他們十分高興。
4月初，梵蒂岡半官方刊物《公教文明》發行了大選之前的最後一期，它爲墨索里尼辯護，認爲法西斯黨內儘管有個別反教會成員行爲不端，但這種現象不應該模糊以下事實，即墨索里尼總是不知疲倦地改善政府和教會的關係。雜誌提醒讀者，法西斯黨爲教會帶來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形之下人民黨做成的事情簡直少得可憐。選舉安排在4月6日。“進軍羅馬事件”四人組之一的伊塔洛·巴爾博，在位於費拉拉市的總部給黑衫軍下達命令。他們到每一個投票站抓住第一個上前投票的人，一邊毆打他，一邊叫道，“混賬東西，你竟然給社會黨人投票”。當然了，這個可憐的傢伙可能原本打算把票投給法西斯黨人，要是真是如此，“那也只能算他倒黴了。”巴爾博說道。
通過毆打反對黨候選人，燒燬反對黨報社以及破壞反對黨的拉票活動，法西斯一派(包括支持他們的法西斯黨外人士)一共贏得了三分之二的選票;法西斯黨人贏得了二百七十五席，即便不算他們的同盟，也已經佔據了絕對的多數。在反對黨中，人民黨佔得三十九席，社會黨佔得四十六席，而共產黨佔得十九席。餘下的少量席位則被共和黨、自由黨以及其他小黨派瓜分了。墨索里尼嚐到了勝利的滋味。“以後再也不會有這樣的選舉了。下一次，我的選票將代表所有人的意志。”
次日，那些在大選中表現出色的人民黨活動家和地方神職人員就遭到了法西斯黨人的攻擊。在威尼斯城外的一座小鎮上，武裝的法西斯黨在夜裏來到了一位教區神父的家中。家裏只有他的姐姐，法西斯黨對她進行一番毆打後，感覺還不過癮，又毆打了助理神父。
此番對神職人員和天主教組織的攻擊激怒了梵蒂岡國務院的某位人士，於是他印製了一批傳單，準備寄給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告訴他們不要參加法西斯勝利慶典，並尤其禁止他們爲了向法西斯黨表示感謝而舉行特殊的彌撒。然而儘管這些傳單都印出來了，但它們還是沒能離開梵蒂岡。傳單原稿(如今收於檔案之中)的邊緣寫有一行批示：“這份傳單不能寄送出去。奉國務卿蒙席之命。”毫無疑問，梵蒂岡國務卿加斯帕裏樞機顯然跟教宗商討過這件事情，決定最好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墨索里尼的事情。
1924年5月30日，新一屆國會會議進行到第三天，賈科莫·馬泰奧蒂在法西斯代表的嘲諷和要挾聲中大步走向衆議院的主席臺。兩年前，社會黨清洗溫和派，馬泰奧蒂因此被驅逐出黨，此後他創建了秉持改良主義的統一社會黨。今天他將向衆人傳達一個信息：剛剛結束的國會選舉摻雜了太多暴力因素，其結果應該被推翻。他詳細地講述着發生在全國各地的選民恐嚇事件，而法西斯代表則不斷地出言打斷他。“說謊!”他們喊道，“滾回俄羅斯去!”一位法西斯黨人大叫道：“已經夠了!我們還待在這裏幹什麼?難道我們還要忍受這番侮辱?”一排怒不可遏的法西斯代表以脅迫的姿態逼近會議廳前部。“你這種人怎麼能進國會!”一人叫道，“你這種人應該被軟禁起來!”在被打斷了幾十次後，他只好放棄演說，而法西斯黨喝倒彩的聲音蓋過了反對黨的鼓掌聲。“現在你們得準備幫我寫訃告了。”馬泰奧蒂在走出會議廳後，對他的一位同仁說道。
墨索里尼也出席了這場會議，他的憤怒有如雷霆。他對新聞祕書切薩雷·羅西說道：“我們不能再讓這個人在社會上活動。”
墨索里尼
6月10日，馬泰奧蒂將再度在國會會議上發言，這一次，他要譴責墨索里尼政府的貪污腐敗。他家住在人民廣場附近，午餐過後，他動身向衆議院走去，路上突然冒出兩個人，一把抓住他，想要將他拽進旁邊的一輛轎車。儘管三十九歲的馬泰奧蒂並不高大也不魁梧，但勇敢而敏捷，他將一位來襲者摔倒在地，正要掙脫另一位來襲者時，出現了一個戴着指節銅環的人，一拳正中他的面部。三人將半昏過去的議員拖到汽車裏，他又起身掙扎，雙拳砸在兩排座位間的玻璃隔板上，而那些綁架者則殘酷地對他拳腳相加。
汽車駛過羅馬的街道，司機不斷按響喇叭以便蓋過馬泰奧蒂求救的呼喊。呼救聲很快就停止了，因爲馬泰奧蒂死掉了。他們是否受命將他殺死，這個問題還有待討論，然而現在倒在他們膝蓋上的，已經是一具屍體。這些人立即動身尋找拋屍的地點。他們駛到羅馬城外約十五英里處，在離公路不遠的一片樹林裏將他草草埋下。
一位傑出的國會議員，只因批評了法西斯黨，就在次日遭受暴力劫持，除了那些鐵石心腸的法西斯分子外，這一事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驚。羣情激昂之下，墨索里尼試圖和這起謀殺案撇清關係。6月14日，他解除了警察部門負責人以及內務部副部長的職務。衆人的疑心又落到了切薩雷·羅西頭上，他不僅僅是墨索里尼的新聞祕書，手下還有一幫法西斯祕密打手。羅西只好躲藏起來。其他法西斯高層也很快落入了調查的大網。
整個國家頓時陷入了騷亂。因爲毆打煽動羣情的社會黨人、把蓖麻油灌進他們嘴裏是一回事，而謀殺國會反對黨領導人且所有證據表明幕後黑手來自法西斯政權最高層則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同日而語。而且這起兇案於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在羅馬中心地帶，這種肆無忌憚令公衆怒不可遏。墨索里尼曾小心翼翼地從各方(老一輩民族主義者和自由黨，以及大量的實業家和小商店主)獲得支持，所有這些即將土崩瓦解。
保守派的報紙開始轉變方向，將矛頭指向了墨索里尼。原先還支持他的《意大利日報》(Il Giornale d’Italia)表示，犯下謀殺罪行的兇手必須被徹底曝光。那些支持墨索里尼的中產階級多數派也開始轉變觀念：他們想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義政府，而不是一個嗜血的獨裁者。人們開始撕毀法西斯黨員證，而當議會反對派走過羅馬街頭時，路人開始向他們致以掌聲。在部分地區，法西斯民兵曾驕傲地走過街頭，如今他們卻不敢身穿制服在公衆場合露面。政府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刻，它的垮臺似乎已經難以挽回。
儘管墨索里尼試圖和這起謀殺案撇清干係，那些罪犯的身份卻將他暴露了出來，因爲其中包含他最親近的人。法西斯政權似乎要走到盡頭了。參議院(其成員由國王選擇，而非通過選舉產生)在謀殺案兩週後重新開幕。墨索里尼在會議上發表了演說。他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樣，迫切地想要將這起案件查個水落石出，他表明一定要將殺人犯繩之以法。他還說對某些政府高層官員非常失望。他所說的這一切都是爲了表明自己的誠摯與清白。
儘管大部分人都認爲，這番演說沒法替他開脫，卻有一個人稱讚了他。教宗特使塔基·文圖裏神父給墨索里尼寫了一封言辭華麗的信，告訴墨索里尼，這番演講令他深受觸動。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詞，稱讚墨索里尼出色的工作，並祈求天主保佑他在將來取得成功。
馬泰奧蒂遇害，對教宗來說也是一樁災難。梵蒂岡原以爲墨索里尼的出現，讓他們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意大利領導人，然而現在反對力量正聯合起來抵制國會，呼籲讓憲法權利迴歸民衆，墨索里尼對權力的把持已經岌岌可危。教宗決定傾盡全力挽救他。他首先從人民黨入手，因爲該黨決定加入反對黨聯盟，呼籲選舉新一屆政府。儘管在官方層面上，人民黨並不依賴教會高層，但如果教宗公開譴責它，它就不能宣稱自己是天主教政黨了。
6月末，意大利人已經民心渙散，墨索里尼也前途未卜，於是梵蒂岡日報《羅馬觀察報》針對這場危機刊登了一則社論，提醒天主教徒牢記教會的諄諄教導，要服從政府當局，並且警醒他們不要“躍入黑暗之中”。受梵蒂岡監督的耶穌會刊物《公教文明》則緊跟着刊登了一則由主編羅薩神父撰寫的文章，提醒讀者牢記教會的教誨，要服從政府當局。他認爲任何顛覆當前政府的行爲，都可能讓整個社會墮入無政府狀態。他還特別將矛頭指向了人民黨反對派，警告說虔誠的天主教徒絕不會和社會黨人合作。
梵蒂岡向天主教政黨領導人明確表示，他們試圖顛覆法西斯政權的各種舉措爲教宗所不喜，然而他們依然和其他反對黨合作，試圖將意大利重新帶回到議會民主制的道路上。
墨索里尼
庇護也試圖振奮墨索里尼日漸低落的精神。7月20日，這個週日上午，教宗讓塔基·文圖裏向這位沮喪的領導人轉達，教宗依然支持他。那天下午，這位耶穌會士交給墨索里尼一張紙條：“閣下，今天上午，教宗陛下似乎心情愉悅，他跟我談起閣下的語氣，令我確信這些話語必然會令您高興、寬慰。”他給最後幾個詞加了下劃線，並告訴墨索里尼，最好能跟他聊聊教宗的想法，希望能儘快同他會面。這些時日是墨索里尼上臺後最爲灰暗的時日，教宗特使正是在這個時候向他傳達了教宗對他的支持。
庇護十一世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幫助，不僅限於寬慰的話語，他還讓羅薩神父給予幫忙。教宗在書房裏會見了耶穌會主編，命他再準備一篇論述當前危機的文章。兩天後，也就是在7月末，加斯帕裏樞機親自來到《公教文明》羅馬總部，取走了羅薩的稿件。在接下來的幾天裏，這份稿件會在梵蒂岡和期刊辦公室之間來來去去，上面出現了庇護十一世的黑色鉛筆字跡。在得到教宗的最終首肯後，這篇不署名的文章將刊登在這份刊物上。
在褒獎墨索里尼爲教會所做的一切，並且暗示他和馬泰奧蒂遇害沒有關係之後，這篇文章警告說，任何針對政府的暴力行動都是不正當的。即便是合法手段(比如通過新一輪選舉推翻政府)也應該避免，因爲它將帶來“嚴重的災禍”。最重要的是，人民黨永遠不得和社會黨結盟。
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戰役中，教宗的支持有多麼關鍵。在危機中，他安排孩子們學習宗教課程。十二歲的埃達、八歲的維托裏奧以及六歲的布魯諾都在同一天舉行了首次聖餐禮和堅信禮。
墨索里尼最後沒有因爲馬泰奧蒂危機被免職，主要原因在於，反對派的解決方案也無法服衆。而教宗不斷地出手破壞反對派結盟，阻止他們顛覆法西斯統治，也起了尤爲突出的作用。在缺乏合適出路的情況下，無論是國王還是軍方都不願意採取行動。
1925年1月3日，在法西斯暴徒殺害馬泰奧蒂不到七個月後，墨索里尼又在國會發表演說。這將會是他從政生涯最具戲劇性的一場演講。
“在全體衆議員和所有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要宣佈，”墨索里尼說道，“對於過去發生的一切，我將獨自承擔所有政治責任、道德責任和歷史責任。”
“我們與你同在!”法西斯代表叫嚷道。
“如果所有這些暴力事件，是特定歷史、政治和道德氣候的產物，”墨索里尼說道，“那麼我將承擔起這一份責任，因爲正是我造成了這種歷史、政治和道德氣候。”
“各位先生!你們在自欺欺人!你們以爲法西斯氣數已盡……但是你會發現……各位先生，意大利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平穩。我們會給意大利帶來這份安定和平穩，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
這番宣言之下，法西斯黨對意大利殘存的民主勢力發動了最後的進攻。
2、多面的三人同盟
墨索里尼的書房裏擺着一尊拿破崙的半身像，而於1933年1月登上德國總理寶座的希特勒，則早早地在他的書房裏擺上了一尊貝尼託·墨索里尼的半身像。這位意大利領袖是他的榜樣。希特勒宣誓就職不久後，就給墨索里尼發去一封公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有很多共同點，他希望能增進兩國之間的關係。
這些奉承雖然令墨索里尼十分受用，但他卻對這位跟班抱有疑慮。希特勒是一位“夢想家”，比起統轄一個國家，他更適合做鼓動人心的演講。至於赫爾曼·戈林，則是個“曾經住過瘋人院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墨索里尼相信，這兩人都有自卑情結。
“希特勒是個煽動羣情的天才，”帕切利樞機說道，“但要在管理政府方面給他下個定論，還爲時過早。”
德國的教會領袖長久以來都對希特勒極端的國家主義保持警惕，他們認爲這種思想和異端邪說相去不遠，然而三分之一的德國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這位納粹領袖迫切想要獲得梵蒂岡的支持。正如意大利的天主教人民黨曾經妨礙到墨索里尼掌權，德國的天主教中央黨如今也成了希特勒面前的攔路虎。希特勒掌權還不到一個月，德國大使就向帕切利保證，新任總理意欲和聖座結成良好的關係。大使明說道，畢竟嘛，希特勒本人便是個天主教徒。
教宗也對納粹分子抱有疑慮。在希特勒上臺之前的那個春天，庇護十一世曾經發出疑問：“希特勒一派要是大權在握，我們還能有什麼指望?”可希特勒擔任總理還沒過幾周，他就開始看到希望了。“我對希特勒的態度改觀了，”他在3月初時對法國大使說道，令大使頗爲驚訝，“第一次有政府敢於如此堅定地譴責布爾什維克主義，它與我們站在了同一戰線上。”
“這些話語態度堅定，頗有些魯莽，”法國大使夏爾-魯回憶道，“卻向我證實，這位新任德國總理，已然通過宣佈同共產主義決一死戰而令庇護十一世對他青眼有加。”英國駐梵蒂岡大使也同樣記述了教宗對於共產主義的威脅有多麼心憂。他認爲，不認識到這一點，就根本理解不了庇護的行爲。
教宗出人意表地開始對希特勒持正面觀點，這令德國教會領袖感到驚愕和不解。在1933年3月的競選活動中，德國天主教會的各位主教紛紛譴責納粹黨，並對中央黨予以大力支持。然而在3月12日，教宗會見了慕尼黑大主教，即米夏埃爾·馮·法烏爾哈貝爾樞機，告知他注意調整路線。返回德國之後，大主教知會了他的同仁。“我們需要深思聖父的話語，”法烏爾哈貝爾說道，“他在召開樞機會議時，儘管沒有提及那人的姓名，卻已經向全世界指明，阿道夫·希特勒乃是繼教宗本人之後，第一位出聲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政治家。”3月23日，希特勒便報答了教宗的好意，他宣佈基督教會“是維繫本國國民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他發誓要保護“教會告解在學校和教育中理應享有的影響力”。兩天後，教宗與帕切利樞機談話，表達了他對希特勒發言的賞識，讚揚了他的“好意”。及至月底，德國各位主教宣佈他們不再反對納粹領導人。
5月，夏爾-魯再度言及教宗對希特勒的好感。“教宗天性衝動，且執迷於對共產主義的憎惡，”這位法國大使觀察道，“竟一時間對納粹領導人產生了熱忱。”意大利政府的要員明白教會支持的重要意義，他們將自己贏取教會認可的成功“祕訣”分享給納粹友人。
教宗也迫切地想要同納粹政府達成共識，以便確保教會在德國的影響力。帕切利樞機是一位磋商談判的能人，他將中央黨看作是聖座的一大談判籌碼。他相信，如果教會承諾收回對中央黨的支持，梵蒂岡就能夠令當局做出保證，保障天主教組織在德國的權利，但是他沒有預料到，諸位主教收回支持後，將給中央黨本身造成多麼嚴峻的後果。在他同希特勒達成協約之前，中央黨就宣佈自行瓦解了。
7月，帕切利樞機陪同德國副總理弗朗茨·馮·巴本來到國務卿位於梵蒂岡的公寓。他們簽訂的宗教事務協約保證德國教會有權利管理自身事務，還爲牧師、宗教團體以及教會財產提供了諸多保護措施，但其中大部分用語含混，尤其是涉及天主教組織和學校的那些部分。
教宗很快就意識到，他“同惡魔的協約”(語出教會歷史學家胡貝特·沃爾夫)將不會結出他所希望的果實。就在他們簽署宗教事務協約的同時，納粹黨引入了《遺傳病病患後代防止法》，這一法律將對特定的遺傳病患者進行強制的絕育手術，而這顯然與教會的教義相悖。希特勒還採取措施，侵蝕密集的教區學校網絡。納粹黨想要的是一個完全受他們掌控的教會。初秋時，梵蒂岡國務院分析了這些舉措，並得出了一份令人擔憂的報告，其中提到希特勒青年團裏傳唱的一首歌曲，其歌詞將希特勒稱作他們的“救世主”。意大利最具影響力的天主教報紙是《意大利未來報》，10月，這份報紙的編輯向讀者發出警告，指出納粹黨正在致力組建“德國國家教會，要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到一起”。 12月，在教宗的聖誕節講話中，庇護十一世向各位樞機表達了他對納粹政府的失望，而帕切利和馮·巴本簽署宗教事務協約不過是五個月前的事情。
爲了讓希特勒遵守宗教事務協約，庇護反覆求助於墨索里尼。1934年春，領袖正在爲他與希特勒的第一次會面做準備，教宗派人傳達了他的指示。他希望墨索里尼能夠讓希特勒保證遵守宗教事務協約。儘管這份協約生效還不到一年，但是納粹黨人已經開始無視它的存在了。所以墨索里尼還須向對方提出警告：如果希特勒令德國主教過分難堪的話，這將不是一個明智之舉，因爲“他們一方面能夠給他帶來很多好處，另一方面儘管不願意訴諸這樣的手段，卻也能夠給他造成很大的困難，因爲天主教徒將會站在他們一邊”。
元首坐機在1934年6月14日上午降落威尼斯機場，而曬得很黑的領袖在那裏迎接他的到來。當元首從飛機裏出來時，他遭遇了一件特別難堪的事情。自信滿滿的領袖大步向他走來，舉起手臂行法西斯直臂禮。後來有傳言說，希特勒也伸出手臂予以迴應，而墨索里尼輕輕地說了聲：“Ave imitatore(歡迎你，模仿者)!”希特勒留給墨索里尼的印象增長了他的自信，讓他覺得自己不過是在接待一個仿製品，然而這種錯覺會在往後給他帶來危機。
領袖對自己的德語水平非常自信，堅持要單獨同希特勒會面。在會面即將來臨的那幾周裏，他甚至還專門上課學習，提高德語水平。然而墨索里尼發現，要聽懂希特勒冗長的話語有點費勁，一方面是因爲他語言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爲他們的談話空洞無物。在他的印象裏，希特勒有點瘋瘋癲癲的，而在接下來的兩天裏，這種印象變得愈發強烈。他們的會面地點有很多蚊蟲，有人說它們“大得就跟鵪鶉一樣”，而希特勒還喜歡自誇，說相比南歐人的“黑人”血統，日耳曼民族具有先天的優越性，這些橋段都讓會面的雙方不太愉快。
“真是個小丑!”當希特勒的飛機起飛時，墨索里尼譏諷道。此人總是大談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所以墨索里尼喜歡對意大利民衆說，當愷撒、西塞羅、維吉爾奧古斯都等先輩建造起羅馬的宏偉宮殿時，納粹黨的野人祖先還目不識丁，住在森林中那些污穢不堪的茅屋裏。
在威尼斯的會面之後，墨索里尼給駐聖座大使切薩雷·德·維基寫了封信，將會面的詳情向他一一道出。“希特勒說了好多蠢話，比如耶穌基督出身猶太種族，諸如此類，這些我就不跟你細說了。”墨索里尼在幾天後告訴德·維基，每當希特勒談起天主教會，“就好比他爲這個話題準備了一張唱片，每逢這種場合就從頭到尾播放十分鐘”。希特勒責罵教會不過是猶太人的故弄玄虛。“這個猶太人[耶穌基督]”，希特勒說道，用這種方法愚弄了整個西方世界。“謝天謝地，”他跟墨索里尼說道，“你們[意大利人]成功地[給天主教會]注入了不少異教信念，讓它把大本營設在羅馬，並且受到你們的掌控。”儘管自己是個天主教徒，希特勒進一步說道，但是他認爲天主教在德國派不上任何用場。
所有這些言論，墨索里尼都沒有轉達給教宗，而只是含糊地提及希特勒把耶穌基督當作猶太人的無稽之談。如果教宗得知希特勒的實際想法，局面肯定會變得更糟，於是對此感到擔心的墨索里尼便將面談概況的刪節版本交給德·維基，讓他向梵蒂岡交差。他想讓教宗知道，他已經傾盡全力，未來某一天，他也許可以讓這位納粹領導人接納更爲折中的觀點。
在這幾個月裏，教宗常常收到各種報告，詳述納粹的反猶運動。1933年3月初，就在德國大選之前，希特勒向各位主教保證，他會保護教會以及各種教會學校和組織在德國的權利。希特勒顯然是想要爭取他們的選票，他進一步說道，雙方是同一場戰役中的同盟，共同的敵人乃是猶太人。“我對待猶太人的方式也曾遭到指責，”希特勒告訴他們，“一千五百年來，教會都將猶太人看作是有害的民族，並將他們驅逐到猶太人區……我的一切行動都是爲基督教效勞。”
4月，奧爾塞尼戈給帕切利樞機發了一封電報。納粹黨已經將反猶主義列爲政府的官方政策。猶太人因此發起了抵制運動。猶太人名下的店鋪都停止營業，所有猶太人醫生、律師以及各類專業人士也都發起了罷工。4月7日，一項新通過的法律禁止猶太人持有任何公職。奧爾塞尼戈在報告中提及了所有這些事情，卻建議教宗謹慎行事，不要出手干涉。這位教宗大使提醒道：“聖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爲都等同於向政府發起抗議。”
教宗聽取了大使的建議，對這一切保持沉默。所以令我們感到震驚的是，在納粹統治的最初幾個月，敦促希特勒停止迫害猶太人的並不是庇護十一世，反倒是墨索里尼。
3月30日，墨索里尼給意大利駐柏林大使發去了一份機密文件，命令他立即面見希特勒，告訴他這場反猶運動是個徹頭徹尾的錯誤：它會“增加道德壓力，並使得國際上的猶太人採取經濟報復行爲”。他希望希特勒能夠明白，他的這個建議是爲了給元首幫忙。他表示：“每一個政權不僅僅有權力而且有責任將那些不足以取信的人從他們的崗位上驅走，但是如果將這樣的行爲立基於猶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種族對立之上，只會帶來一場災難。”墨索里尼提醒道，不僅猶太人會反對納粹政府，如果這場運動愈演愈烈，“那麼反猶問題將成爲一聲集結號，令基督教的政敵都站出來反對希特勒”。第二天，意大利大使面見元首，並將領袖的忠告轉達給他。教宗知道這件事情。梵蒂岡國務院文件的一張字條記錄道，墨索里尼給希特勒的忠告“被大使帶去，並向希特勒和戈培爾宣讀。半個小時後，納粹政府的部長會議通過了前述法律，開除了所有帶有猶太血統的政府職員”。
希特勒沒有理會墨索里尼的建議，繼續踏上了這條反人類的道路。1935年，《紐倫堡法案》禁止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並且剝奪了德國猶太人的公民身份。奧爾塞尼戈在報告中談到了那一年納粹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他告訴梵蒂岡，納粹黨人把共產主義怪罪到猶太人頭上，由此爲自己的迫害正名。“我並不清楚俄國共產黨的事蹟是否全部出自猶太人之手，”大使在報告裏寫道，“但是他們想辦法讓民衆相信了這套理論，並且據此採取反猶行動。”他在結尾懷着不祥的預感寫道：“現狀表明，如果納粹政府長期把持政權，那麼猶太人就註定要從這個國家裏消失掉。”
德國的天主教衆對於猶太陰謀的理論照單全收，這種現象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爲多年以來，受梵蒂岡審查的《公教文明》以及諸多教會出版物都在提出類似的警告，認爲猶太人是一股邪惡力量，他們正在進行一場極爲危險的陰謀活動。除開納粹的僞種族優勢論，其反猶理論和天主教只有一處顯著區別，即沒有提及新教徒。
《公教文明》用盡一切辦法警醒天主教徒，讓他們留意猶太人的陰謀詭計。當希特勒循着自己的計劃路線解決猶太威脅的時候，這份耶穌會期刊也考量了基督教應該對這種威脅做出怎樣的迴應。它刊登了一篇警世文，題作《猶太問題》，其中列出了三種可能性。最好是能令所有猶太人都皈依基督教，但很顯然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因爲猶太人固執地要求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第二種可能性是將歐洲的猶太人轉移到巴勒斯坦。然而這片土地卻沒法容納這一千六百萬人口，即便可以，猶太人也絕不會花費力氣做好必要的工作，因爲他們“全是天生的寄生蟲和破壞者，全然沒有體力勞動的天資和品性”。
所以只剩下第三種可能性，這一方法已經爲教會所用，且幾個世紀以來都效果卓著，那便是剝奪猶太人的公民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