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三國”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樓，都對前朝有所延續，其統治集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貪腐之風的影響和侵蝕。三個新建的國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統治集團的腐敗問題。
天下再三分 反腐是關鍵
東漢末年，外戚宦官交相亂政，貪腐橫行，終於侵蝕空了大漢四百年基業。一時間，英雄並起，魏、蜀、吳三分天下，是爲前三國。經過二百年紛亂，到了公元6世紀初，南邊的南齊，皇帝驕奢淫逸，大臣腐敗成風，對待百姓如狼似虎。各種矛盾此起彼伏，惡性膨脹。雍州刺史蕭衍趁勢而起，取而代之，建立樑朝。
在北方，北魏孝文帝改革，雖然努力學習漢族的文化和制度，卻仿建門第制度，效法貴族式的生活，隨之而起的就是貪腐和搜刮，新都洛陽成了誇富的中心，吏部成了官爵交易的市場。腐敗風氣盛行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百姓，各級官吏以貪瀆刻削爲能，徵收賦稅，小鬥改大斗，小尺改大尺，但還不夠維持他們奢豪的生活和買官的費用，又發明了稅收預徵制度，最狠的地方要預徵6年。苦難深重的人民實在難以爲生，只有鋌而走險，起義烽火一時間燒遍全境，半壁江山再分裂，北魏分解爲東、西魏。天下再次出現三分之局，進入“後三國”時代。
“後三國”之建立，均非平地起高樓，都對前朝有所延續，其統治集團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朝貪腐之風的影響和侵蝕。三個新建的國家，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統治集團的腐敗問題。
梁武帝節儉感動不了貪官污吏
南齊末年，君昏臣貪。蕭衍建立南樑政權後，有志糾正前朝弊政。他登基當天就下詔，除選二千宮女賞賜起事將士外，其餘後宮樂府、西解暴室的宮女全部放遣。他也身體力行，每天只穿麻衣布服，食蔬菜素食。凡是皇帝的種種享受，他一概擯除。梁武帝蕭衍也可算是史上最節儉的皇帝。
爲了整肅吏治，梁武帝登基第五天，就分遣內侍，巡察四方，察糾不法，要求對於貪贓枉法、侵漁百姓的官吏，馬上奏報處理。同日，他還下詔起草《樑律》。《樑律》對官員因事受財、監守自盜，要比照盜竊罪加重量刑，十匹以上者就要處大辟之刑，就是斬首示衆。
雖然對貪腐之害有所認識，但相對法令，梁武帝更希望以佛法洗滌官吏的心靈。他是史上最信佛的皇帝，不僅大建佛教寺院，還三次捨身佛寺，他要以慈悲之心來治理他的國家。
梁武帝努力滿足各方面的政治經濟要求，對宗室諸王、有功將士，他授予實權，盡力滿足他們的願望。對於門閥世族，他盡力恢復他們的地位。對於前朝貪贓奢靡之人，他也都予以縱容。爲了安排舊族、新貴、寒士，他設定文官九品十八班，武官十品二十四班，其外又有流外七班等等，可還是應付不了，梁武帝只好多設州郡縣，將原來的23州分解爲107州，郡縣就更不計其數了。爲了滿足各既得利益集團，他實在是絞盡腦汁了。
在梁武帝的優容下，前朝腐敗之風不但沒能得到遏制，反而越演越烈。最後他也在大亂中活活餓死。
官風惡化到了極點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義之時，高歡帶着一幫兄弟參加義軍，後又投靠官府，攻打義軍，形成勢力，在北魏分裂後控制東魏政權，其子高洋建立北齊。
高歡集團多低下階層，受過北魏權貴的欺壓，沒有想到一進中原，也很快學會了吃喝玩樂那一套，出現普遍貪污腐敗現象。高歡對貪腐的危害有清醒的認識，起兵之初就說：“我做統帥，首先就要嚴明紀律。”他以身作則，行軍路過麥田，都要下馬，牽馬步行，怕踐踏百姓的田地。但是他對部下的墮落，有些無可奈何，他認爲國家處於戰爭期間，要靠將軍們賣命，不能不放縱一些。
一個叫杜弼的官員對高歡說，現在文武官吏如此貪腐，必須嚴懲才行。高歡說：“官場上貪污之風，由來已久。我如果過分強調綱紀，不能寬容的話，他們一旦都離我而去，我將如何立國？而且他們還都手握雄兵呀。說不定沒有反掉他們，先把我反掉了。”
在他的縱容下，吏治、官風惡化到了極點。大將彭樂竟爲了一口袋的黃金，把已經落到自己手上的敵方主帥給放走了。大臣們不僅自己貪腐，還教唆皇帝一起玩樂。高歡第九子高湛在位時，君臣一心，競爲貪縱，不斷加重賦稅勞役，耗盡民力，終至亡國。
宇文泰創新制度壓縮了貪腐的空間
控制西魏政權的宇文泰集團和高歡集團同出自六鎮。在三國之中，西魏及其後宇文氏建立的北周是最弱的。六鎮之兵，高歡得其五，宇文氏僅擁一鎮，南樑正朔相承，有文化優勢。
與其他兩國一樣，宇文集團首先要面對的也是吏治問題。《周書》記載，當時有河北郡太守裴俠爲官清正，百姓稱頌他：“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一次羣臣拜見宇文泰時，宇文泰把裴俠拉到一邊，對羣臣說：“裴俠清廉，爲天下最，你們中間自認有和裴俠一樣的，可以和他站在一起。”羣臣都低下了頭，不敢吭聲，於是宇文泰重賞裴俠。這也說明當時官員清廉的很少，裴俠被稱之爲“獨立君”。
爲了整治吏治，宇文泰將貪贓者放寬到滿三十匹才處大辟死罪，這比《樑律》的滿十匹處死和北魏北齊的“贓滿一匹者死”都要寬鬆，但這是爲了更好地執行法律。他赫然公告：“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史書記載，北周“用法頗嚴”，一旦發現貪贓枉法的官吏，即給予懲治。對於以前的貪官，北周還制定了“徵備之法”，就是以前犯的事赦免，但只要有線索可以追查到的，一定要追查到底，記錄在案，貪贓所得一定要追索回來。詔書說，國庫是天下人之公產，皇帝只不過是爲天下人守財。我能寬縱你們的罪行，但是人民的財產必須爲他們追回。
宇文泰還依仗蘇綽創新制度。蘇綽是歷史上少有的精通數學的政治奇才。他爲宇文泰起草《六條詔書》，要求各級官吏抑制貪污，廉潔節約，清心思慮，秉公處理政務，並建立文案程式，所辦事項都要績效勾檢，確保落實。所有收支都要黑筆記入，紅筆記出，收支數據一目瞭然。對於財政收支，每年登記戶口、土地、賦稅，統計出下年度的國家賦稅收入，然後量入爲出。對於這樣的制度創造，注《資治通鑑》的胡三省感嘆道：“世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宇文泰要求所有的官員必須熟記《六條詔書》和記賬之法。對於財政收支中的一些疑難，甄鸞編有《五曹算經》，給出計算公式，雖然今天看來不很精確，但有了統一的標準。一切公開透明，監督也容易落到實處，極大壓縮了貪腐的空間。宇文泰通過這一系列的制度建設，打造出一個強大的統治集團，被後世史家稱之爲“關隴集團”，成爲北周、隋、唐的統治核心力量。
對官吏的嚴格約束，也有了更多減輕人民負擔的空間。西魏北周進一步推行均田制，減輕賦役負擔，國力蒸蒸日上。最初是高歡強，宇文泰弱。兩國隔着黃河，最初每到冬天，宇文泰爲防止高歡攻擊，都要派士兵把邊境上結冰的河流鑿開。幾年後，攻守之勢變化了，變成高歡派兵鑿冰了。再過幾年，北齊腐敗更甚，被北周一舉殲滅。梁武帝之子梁元帝建立的荊州政權也被北周所滅。代北周而起的隋唐，不僅統一中國，而且完善了籍賬制度和法制制度，最終開創出被稱爲律令國家的盛唐時代。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對這股起於北疆的政治集團能取得三國競逐的最後勝利稱羨不已：“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反腐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