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盛世是指 晉武帝統一全國，經濟繁榮，在 西晉初期出現的太平盛世。 西晉 佔田制的實行，使 農民依法佔有了一定的土地，從而調動了 農民闢田開荒，從事生產的熱情。再加上 晉武帝注重招撫流民，興修水利，所以， 西晉初年的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出現了短暫的繁榮局面。因爲 晉武帝此時的年號叫“太康”，所以史稱“太康之治”。也就是280年至289年，共計十年。
太康之治的主要措施
政治
無爲而治
爲了儘早地使國家從動亂不安的環境中擺脫出來，爲統一奠定牢固的基礎，無爲與
寬鬆政策成了西晉之初的立國精神。這種立國精神在國家的各種領域中充分地體現出來。公元268年，晉武帝詔書中明確指出：“爲永葆我大晉的江山，現以無爲之法作爲統領萬國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國頒下5條詔書：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當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繼東漢的動亂政治之後，爲了安定人心，恢復國力，曾實行了比較寬鬆開放、節儉求實的治國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漸趨嚴厲，社會風氣亦腐敗，曹操當年的風範已不復存在。皇帝爲了滿足自己的私慾，往往不斷把強大的物質重負轉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長期的戰亂更使百姓在慘淡的生計之外，還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種恐懼與疲憊之感。在這種情況下，晉武帝反其道而行之，提出無爲而治的強國方略是最適合不過的。
改章易制
晉武帝稱帝后，總結前代亡國的教訓，認爲曹魏政府束縛、防範宗室，導致皇帝孤立無援。爲了屏衛皇室，晉武帝實行五等封爵之制，把大批同宗的叔侄弟兄封作王。即位之始一次封王二十七人，以後又陸續增封，總計達五十七王，並允許諸王自選王國內的長吏。晉武帝還委任幾位宗王統領重兵，出鎮許昌、鄴城、長安等處的戰略要地，用以拱衛首都洛陽。宗王出鎮是晉武帝加強宗室權勢的重要措施，對以後西晉的政局影響極大。由於憑藉朝臣、士族的支持，晉武帝才得以建立西晉政權，所以對擁戴有功的大臣和世家大族極力照顧。比較突出的是，他爲防止功臣之間爲官職高下而引起紛爭，雜糅上古及漢代“三公”的名目，在中央政府設置品級極高的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大將軍等職，號稱“八公”，成爲歷史上鮮見的因人設官的典型。此外，他對臣下也大加分封，前後受封的異姓公侯多至五百餘人。按照規定，各等封爵的食邑標準是被封地區民戶全部賦稅的十分之一，後又擴至三分之一。
提倡節儉
晉武帝把原御府的珠玉玩好之物分賜臣下，自己不留。又下令削減各郡國政府對皇室的貢調，禁止樂府排演開支較大的靡麗百戲，停止有司製作各種遊戲田獵的器具。此外，在用人方面晉武帝儘量不計舊怨，啓用某些原屬於曹魏集團的官吏。太常丞許奇的父親許允因參與魏主廢黜司馬師的密謀，事泄被殺。晉武帝認爲許奇有才，不顧別人反對，把他提升爲祠部郎。以後，他還選用了一批原在蜀漢政府任職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學者譙周、文立等人以及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
頒佈律法
泰始四年(268)正月，晉武帝批准頒行新律。這部晉律因初施於泰始年間，故史稱《泰始律》。《泰始律》是晉武帝晉武帝在泰始三年(267年)完成並於次年頒佈實施的，但在他的父親司馬昭輔佐魏政期間就開始了。當時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人蔘考漢律、魏律開始編纂，到晉武帝建立西晉後不久完成。因頒行於泰始年間，故又稱《泰始律》。張斐、杜預爲《晉律》作註解，經晉武帝批准“詔頒天下”，注與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該律又名《張杜律》。
《泰始律》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其主要特點是“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在損益漢《九章律》和魏《新律》的基礎上，《泰始律》爲20篇，計爲刑名、法例、盜律、賊律、詐僞、請賕、告劾、捕律、系訊、斷獄、雜律、戶律、擅興、毀亡、衛宮、水火、廄律、關市、違制與諸侯律，共620條，27657個字。《泰始律》比前代律令的內容有所放寬。它“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對女子的判處也有從輕從寬的用意。《泰始律》的這些變化，使其在實行中能夠起到緩和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作用，有利於鞏固司馬氏的江山。《晉書·刑法志》稱其“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
《泰始律》在中國法律發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無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寬簡著稱，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簡的里程碑。晉律還是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唯一通行於全國的法律，並被東晉和南朝所沿用，也是這一時期承用時間最長久的一部法典。
軍事
統一全國
西晉成立之初，晉武帝爲了收買人心，大封功臣，許多大家族都被封爲公侯。短短几年時間，晉武帝共封了57個王，500多個公侯。蜀漢滅亡不久，晉武帝爲了穩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漢供職的官吏爲朝官。晉武帝沒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慣用手法，而是採取拉攏、收買人心的辦法，穩定各級官吏，以確保社會穩定地過渡。因爲晉武帝還看到，蜀漢雖亡，東吳未滅，全國還未統一。於是他開始運籌帷幄，準備擊滅東吳，結束全國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國鼎立之時，魏的勢力已超過蜀、吳，如以人口計，魏約佔全國人口4/7，蜀、吳合佔3/7。公元263年，魏滅蜀之後，三國鼎立變成了南北對峙，魏的力量更加強大。晉武帝代魏之後，雄心勃勃，“密有滅吳之計”，準備出兵滅吳，統一全國。
西晉全國正處於一種積極的態勢之中，然而吳國卻是在走下坡路。吳主孫皓的荒淫、殘暴使吳國喪失了重整旗鼓的機會。孫皓命令大臣的女兒要先經過他的挑選，漂亮的入後宮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談婚論嫁，這使他喪失了大臣們的支持，自毀根本，最終成了孤家寡人。對他勸諫的中書令賀邵不但沒有受到他的表揚，反而被他用燒紅的鋸條殘忍地鋸下了舌頭，其殘暴程度與商紂王沒有任何區別。孫皓殺人的方法很多，很殘忍，像挖眼、剝臉皮和砍掉雙腳等。孫皓的殘暴註定了他要滅亡。由於孫皓的殘暴使手下的將領們也對他喪失了信心，紛紛投降西晉。西晉的大臣們見吳國國力下降，政局不穩，也紛紛勸說晉武帝趁機滅掉吳國。
但是，晉武帝受到了以太尉錄尚書事賈充爲首的保守派的反對，他們認爲：吳有長江天險，且善水戰，北人難以取勝。且近幾年來西鮮卑舉兵反晉，此時對吳作戰，並“非其時”。而羊祜、張華、杜預等人則認爲：吳帝孫皓腐化透頂，他不但對廣大人民殘酷剝削、鎮壓，而且在統治集團內部也排除異己，用刑殘酷。孫吳是“上下離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戰而勝”。如果錯過機會，“吳人更立令主”，勵精圖治，再去滅吳就相當不容易了。
兩派意見，針鋒相對。這樣，一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就擺在了晉武帝面前：是否出兵滅吳，統一全國?晉武帝意識到，自秦漢以來，統一已成爲人類歷史的主流，廣大平民百姓要求統一，渴望和平。因此，晉武帝堅定地站在主戰派一邊。
爲了完成滅吳大業，晉武帝在戰略上做了充分準備。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軍事重鎮荊州，着手滅吳的準備工作。羊祜坐鎮荊州後，減輕賦稅，安定民心，荊州與東吳重鎮石城(今湖北鍾祥縣)相距最近，晉軍採取了“以善取勝”的策略，向吳軍大施恩惠。由於孫皓揮霍無度，部隊士兵常常領不到軍餉，連飯也吃不飽。羊祜命人向吳軍送酒送肉，瓦解吳軍。這樣，不時有吳軍前來投降，羊祜下令說：吳軍來要歡迎，走要歡送。有一次，吳將鄧香被晉軍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堅持要殺掉，羊祜不但不殺鄧，而且還親自爲其鬆綁，把鄧送了回去。有時，吳軍狩獵打傷的野獸逃到了晉軍領地，晉軍也把這些野獸送到吳軍帳內。正是由於這樣的“厚”愛，東吳將領們的心已經一步步趨向晉軍。
晉武帝在襄陽一邊命羊祜以仁德對吳軍施加影響，一邊在長江上游的益州訓練水軍，建造戰船。經過長達10年時間的充分準備，公元279年，晉軍開始向東吳展開大規模的進攻。爲了迅速奪取勝利，晉軍分5路沿長江北岸，向吳軍齊頭併發。第6路晉軍由巴東、益州出發，沿江東下，直搗吳軍都城建業。20萬晉軍直撲東吳。東吳守軍，在巫峽釘下了無數個鋒利無比的、長十餘丈的鐵錐，在江面狹窄處用粗大的鐵鏈封鎖江面。晉軍先用大竹排放入長江，晉軍在船上載了無數根數丈長的用麻油澆灌的火點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夠把鐵鏈燒斷。就這樣，東吳長江的防守設施被一個個排除了。
在第6路晉軍進攻東吳時，爲了分散、吸引守衛建業的吳軍兵力，安東將軍王渾率一路晉軍，由北向南，直取建業。孫皓忙命丞相張悌統率主力渡江北上，迎擊王渾，結果沿江東下的晉軍乘機攻佔了建業。
由於晉武帝準備充分，時機恰當，戰略正確，前後僅用了四個多月，便奪取了滅吳戰爭的全部勝利。從此，東吳的全部郡、州、縣，正式併入晉國版圖。
公元280年，三國鼎立的局面完全結束了。晉武帝晉武帝終於統一了全國，結束了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平定秦涼
270年，鮮卑禿髮樹機能起兵反晉，並於六月在萬斛堆的戰爭中殺秦州刺史胡烈，又在金山擊敗涼州刺史蘇愉。271年，樹機能聯合其他胡人在青山圍困涼州刺史牽弘，牽弘軍敗而死。
晉武帝命汝陰王司馬駿爲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坐鎮關中，275年，司馬駿對鮮卑進行討伐，消滅三千多人，樹機能送質子向晉朝請降。277年，因禿髮樹機能意圖劫奪佃兵，晉將文鴦率軍討伐，樹機能戰敗，諸胡共計有二十萬人歸降。278年，禿髮樹機能命部將若羅拔能在武威大破晉軍，斬殺涼州刺史楊欣。279年正月，禿髮樹機能攻陷涼州，[4] 晉武帝非常後悔，臨朝哀嘆說：“誰能爲我討此虜者?”馬隆請命而往，率三千五百勇士西征。期間，匈奴劉淵也自請而往，孔恂、楊珧堅決反對，認爲劉淵的禍患遠大於禿髮樹機能。馬隆向西渡過溫水，禿髮樹機能等人帶領幾萬名部衆憑藉險阻抵抗。因爲山路狹隘，馬隆就造了扁箱車，還造了木屋，置於車上，邊作戰邊前進，走了一千多裏，打得敵人死的死，傷的傷，損失慘重。自從馬隆西去，音訊斷絕，朝廷爲他擔憂，有的人說他們已經都死了。後來馬隆的使者夜裏到了，晉武帝拍着手高興地笑了。清晨，召集羣臣對他們說：“假如聽從了渚位的意見，就沒有涼州了。”於是下命令，賜給馬隆符節，授官宣威將軍。馬隆到了武威，鮮卑部落首領猝跋韓且萬能率領一萬多部落來歸降。十二月，馬隆與樹機能大戰，殺了樹機能，涼州於是平定。[5]
經濟
改革經濟制度
全國統一後，西晉政治上趨於安定，但由於多年戰爭的創傷，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艱苦。特別是皇室和權貴們無限制地霸佔土地，更加重了農民的苦難。據說，長安東南的藍田縣，有一個很不起眼的“雜牌將軍”龐宗，就佔良田幾百頃，其他達官貴人就更不必說了。農民沒有土地，豪門世族利用佔據的田地肆意盤剝農民。西晉初年，晉武帝把解決土地問題作爲發展經濟的重要內容之一。爲此，他制定了“戶調式”的經濟制度。
戶調式共有三項內容，即佔田制、戶調製和品官佔田蔭客制。
佔田制
曹魏時期推行的大規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漸遭到破壞。到264年，魏元帝下詔罷屯田官，將典農官分別改爲太守、令長。次年，晉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廢除。
佔田制是把佔田制和賦稅制結合在一起的一條法令。晉武帝時，對人口年齡進行了分組：男女16歲～60歲爲正丁;13歲～15歲、61歲～65歲爲次丁;12歲以下爲小，66歲以上爲老。佔田制規定：丁男一人佔田70畝，丁女佔田30畝。同時又規定：每個丁男要繳給國家50畝稅，計四斛;丁女繳20畝稅;次丁男繳25畝稅，次丁女免稅。
民屯廢止以後，貴族、官僚爭相侵佔田地，隱匿戶口。原來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門，或遊食商販，加上服役爲兵者，有一半人不從事農業生產。因此，農業荒廢，國庫空虛，百姓窮困。針對這種情況，太康元年(280年)晉滅吳統一全國後，西晉政府採取兩項重大措施：罷州郡兵以歸農、頒佈佔田制(佔田、課田令)。佔田、課田令規定：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減半，次丁女不課(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貴賤佔田，從第一品佔五十頃，至第九品佔十頃，每品之間遞減五頃。此外又規定可依官品高低蔭庇親屬，最多可至九族。
從佔田制的內容看，它是一種既保證政府收入，又保護士族特權的一種土地制度。佔田制並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將地主的田地授與農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壞的前提下，允許農民佔墾荒地，佔田制中對於官僚士族佔田、蔭客、蔭親屬等特權的規定，其主要精神不在於對官僚士族的特權加以限制，而在於確認和保護他們已佔到大量土地和戶口的既成事實。
與曹魏時期的自耕農相比較，戶調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實際上還不止於此。因爲曹魏的田租是校畝計徵，佔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徵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佔足規定的課田數額，都必須按法定的課田數交租。
不過，在佔田制的規定中，一些積極因素。首先，與屯田制下農民相比，佔田制下農民的負擔顯然有所減輕。特別是解除了屯田制下軍事管制的強迫勞動，有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其次，佔田無年齡之分，課田有年齡、性別的區別，佔田數又高於課田數，這些規定可以鼓勵人們去佔田墾荒，有利於擴大耕地面積。《晉書·食貨志》雲：“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均平，人鹹安其業而樂其事。”這雖有誇大之處，但多少反映出佔用制實行後，太康年間的繁榮情況。
這一規定，使得每個農民都可以合法地去佔有應得的田地。不少豪門世家的佃 戶，也都紛紛脫離主人，去領取屬於自己的一份土地。佔田制發佈以後，不少農民開墾了大片荒地，這對農業經濟的好轉起到一定的作用。
戶調製
戶調製即徵收戶稅的制度。戶調不分貧富，以戶爲單位徵收租稅。這一制度規定：“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對邊郡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戶調也作了具體的規定：邊郡與內地同等之戶，近的納稅額的三分之二，遠的納三分之一。少數民族，近的納布一匹，遠的納布一丈。
品官佔田蔭客制
品官佔田蔭客制是一種保障貴族、官僚們經濟特權的制度，同時也有爲貴族、官僚們佔田和奴役人口的數量立一個“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無限制地兼併和隱瞞戶口的情況出現。此制度規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佔田。第一品佔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每低一品，少五頃。”對於庇廕戶，“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十五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庇廕戶的佃客，爲私家人口，歸主人役使，不再負擔國家徭役。
實行戶調製的詔書發佈之後，遭到了豪門世族的抵制。他們或是隱田不報，或是反對農民佔有耕地。但這一制度從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將大量的流動、閒散人口安置到土地從事生產，這對於穩定社會秩序，促進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
興修水利
晉武帝很注意開墾荒地，興修水利。如在汲郡開荒五千多頃，郡內的糧食很快富裕起來，又修整舊陂渠和新開陂渠，對於灌溉和運輸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減免徭役
由於數十年的戰亂，中原地區經濟遭到極爲慘重的破壞，人口也大減。晉武帝的故鄉河內郡溫縣，人口也只有原來的幾十分之一。爲此，晉武帝決定採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區的人口。他下令，17歲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則由官府代找婆家。滅蜀之後，招募蜀人到中原，應召者由國家供給口糧兩年，免除徭役20年。滅吳後，又規定吳國將吏北來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晉武帝還設立了“常平倉”，豐年按適當價格拋售布帛，收購糧食;荒年則按適當價格出售糧食，穩定糧價，維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晉武帝一再責令郡縣官吏，要“省徭務本”，打擊投機倒把、囤積居奇。
由於晉武帝採取了這樣一系列有力的經濟措施，使農業生產逐年上升，國家賦稅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僅平吳之後不到三年時間，全國人口就增加了130多萬戶，出現了“太康繁榮”的景象。
晉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萬人，每戶人數6.57人，增長率爲-1.00%。
發展屯田
晉武帝在位的二十五年，是西晉皇朝相對安定時期。這期間，從太康元年(280)到十年(289)，是西晉比較繁榮的時期，保持了一個小康的局面。平吳以前，晉就重視農業的恢復和發展。據《晉書·食貨志》載：“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勵精幹稼穡。”泰始二年(266)，武帝詔：“今者省徭務本，併力墾殖，欲全農功益登，耕者益勸”。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當時正遇上荒年，他郡皆鬧饑荒，而汲郡獨無匱乏。於是武帝特下詔書褒揚，賜谷千斛。十年，光祿勳夏侯請求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萬頃。咸寧元年詔：“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爲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西晉朝廷採取措施，從墾荒、興修水利、增加農業勞動力和加強監督等方面來鼓勵農業生產。
三國時期的屯田制，在變亂時可以受到歡迎，在社會相對穩定時就不能適應農民小私有的要求了。司馬昭在魏陳留王鹹熙元年(公元264年)，就“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大約這次政令未能得到貫徹，晉武帝泰始二年(266)又“罷農官爲郡縣” 。廢除屯田制，可能有多種原因，如避免官吏侵佔等。但把在軍法部勒下進行生產的屯田人變爲郡縣管理下的編戶小農後，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會更高，更能增加生產，使政府能得到更多的收益，這應是主要原因。
西晉統一後，即於太康元年(280)頒佈戶調式，同時還頒佈了佔田法和課田法.佔田、課田法規定：“男子一人佔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遠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佔田、課田制下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的個體小農。他們的糧食除繳納田租外，都歸他自己所有，因而他們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太康時期的小康局面雖只有十來年，但仍是人民可以相當安居的歷史時期。《晉書·食貨志》稱：“是時，天下無事，賦稅平均，人成安其業而樂其事。”幹寶《晉紀·總論》就這樣描述：“牛馬被野，餘糧委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這些雖是不無溢美之言，但也不能全是杜撰。太康年間，人口增加很顯著。史書記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全國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佔田、課田法頒佈後的第三年，即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國家“戶有三百七十七萬”。這當是國家戶籍上人口數的增加，與人口的實際增加數當有距離。但總的說來，這時期的人口增加是令人注目的。
對世家地主的優遇漢末三國時是世家和豪族勢力的擴張時期。曹魏後期，大約是在司馬氏主政以後，朝廷正式肯定世家地主的特權，其中也包含了特權的新的形式。這實際上是特權的擴張。《晉書·王恂傳》載：“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租牛客戶，是給自公卿以下的人，即世家地主。以匈奴胡人爲田客的太原諸部，就不只限於世家，其中當也有地方上的豪族。
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晉廷在公佈戶調式和民丁佔田、課田的同時，還公佈了官品佔田和蔭人以爲佃戶、衣食客的制度。法令規定：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佔田。第一品可以佔五十頃。以下，每低一品，遞減五頃。至第九品，得佔田十頃。又各以品之高低，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也都有這種特權。特權擴大到士人子孫，這是秦漢時世家地主範圍的擴大，特別是儒宗這一等級的延伸。史家對魏晉以後的這類地主，稱作世族，又稱作“士族[6] ”，是有原因的。同時，也不可忘記，無論是稱世族或士族，在其內部自有品級或等級的不同。史家所謂門閥，應指其中較高的品級或等級而言。官吏按品級還可蔭庇衣食客和佃戶。官至六品以上，得蔭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得蔭二人，九品一人。第一品、二品得蔭庇佃戶五十戶，第三品十戶，以下遞減，到第九品一戶.
文化
太康年間，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生活有了好轉。與此同時，晉武帝還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弘揚民族文化，爲中華民族古代燦爛的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當時，盛行着一種被後人稱頌的“太康文學”，其代表人物有一左(左思)、二陸(陸機、陸雲兄弟)、二潘(潘岳、潘尼叔侄)、三張(張載、張協、張亢兄弟)。
公元282年，洛陽的人們紛紛購買紙張，原來有一個名叫左思的文人，寫了著名的《三都賦》，人們紛紛傳抄，引起了紙張奇缺，紙價飛漲，“洛陽紙貴”從此便流傳開去。“賦”是一種文體，兼有詩歌及散文的性質，極講究文采與韻律。據說，最早的賦是戰國時荀況的《賦篇》，一般賦都寫得比較短。而左思的《三都賦》不僅辭藻優美，鏗鏘有聲，而且長達一萬多字，成爲舉世僅有。左思門第不高，母親死得早，他又是個結巴子，小時學過書法、音樂和兵法，但都沒什麼成就。他的父親曾對人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他現在還遠遠不及我年輕的時候。”這句話深深地刺激了左思，他從此刻苦攻讀，奮力筆耕，用了一年時間寫出了《齊都賦》，受到人們好評。公元272年，他決心寫出《三都賦》。“三都”，即鄴、成都、建業，分別是三國鼎立時魏、蜀、吳的都城。他感到自己資料缺乏，便向朝廷提出，要求當一名管理圖書和著作事務的祕書郎。晉武帝隨即同意了，並告訴他，凡是朝廷裏收藏的有關這三個都城的圖籍和資料，他都可以隨心所欲地閱讀和查證。
在晉武帝的關照下，左思這個出身寒門之人，用了十幾年時間，終於寫出《三都賦》。這是由《蜀都賦》、《魏都賦》、《吳都賦》三篇獨立又相聯結的賦組成的。賦中有三個假設人物：東吳王孫，西蜀公子，魏國先生。通過他們相互之間的傾訴，寫出三個名都的概況、歷史、物產、風土人物和各自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面貌。《三都賦》一問世，立即轟動整個洛陽城，它不僅在中國歷史和文學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而且對於考證、瞭解三國時期的歷史狀況，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左思的詩也寫得非常好。著名的《嬌女詩》語言樸素，感情真摯，把對小女兒的疼愛之情躍然紙上，後來的大詩人陶淵明的《責子》、杜甫的《北征》、李商隱的《驕兒詩》等，都受到它的影響。
在西晉的文壇中，最負盛名的要算陸機，被後人稱爲“太康之英”。他的詩歌意新詞秀，講求形式的華美，以其深厚的筆力，優美的辭藻，純熟的技巧，表現了一種華貴之美。這種藝術追求，極大地影響了太康文學的藝術傾向。他的《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第一篇系統的創作論，對後世文學創作和理論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君子行》中“天道夷且簡，人道險而難。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的詩句，被不少後來的人所引用，以反映人們對政治環境和人生禍福無常的體會。《赴洛道中作》，是陸機五言詩的傑作，其中“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等，都是情景交融的佳句。陸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所寫的章草《平復帖》流傳至今，是書法中的珍品。另外，據唐代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陸機還有畫論。
西晉初年，是人才輩出的時代。在文學藝術方面，除了左思、陸機等一批文學家外，在其他領域還出現了不少傑出人物，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所有的這些文明與晉武帝晉武帝開明的文化政策和人才保護措施是分不開的。
地理學家裴秀，是晉朝的尚書令。裴秀的舊交郝詡給他人寫了一封信，說：“尚書令裴秀是我的老相識，你如有什麼事要他幫助關照，我給你去說說，這點面子他總會給的。”於是，有人將信作爲罪證告到晉武帝面前，說裴秀假公濟私。晉武帝爲裴秀辯解說：“別人求裴秀辦事，是別人的事，裴秀怎能預先防止呢?況且假公濟私還沒有成爲事實，裴秀有什麼罪呢?”不久，司隸校尉李熹又告發說：“劉尚替裴秀強佔官田，裴秀有罪，應該關押!”晉武帝又給他開脫說：“強佔田地罪在劉尚，爲何要關押裴秀?”晉武帝的公正無私，不信讒言，使裴秀在地圖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早在魏末，裴秀曾隨司馬昭出軍討伐諸葛誕，跑了不少地方，由於地圖有誤，吃了不少苦頭。明明地圖上似乎很近的地方，但跑了幾天也看不見影子，明明地圖上沒有山也沒有水的標記，但真到了那兒，卻冒出連綿的山岡或洶涌的河流來。尤其是宮廷珍藏的那份地圖，是幾十匹綢子製成的，使用起來十分不便。裴秀髮奮鑽研，改革地圖，修正錯誤。他首先運用了簡縮的技術，用“一分爲十里，一寸爲百里”的比例尺，把那幅用幾十匹綢子做的巨圖縮畫成了《地形方丈圖》。裴秀還提出了繪製地圖的六個基本要點，即比例尺、方位、交通 路線的實際距離、地勢起伏、地物形狀和傾斜緩急等。這些都是世界地圖學史上劃時代的創新，除了經緯度和等高線外，已經包括了現代化製圖的基本要素。這在自然科學不發達的一千多年之前，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貢獻。
大醫學家皇甫謐，也是生活在西晉太康年間。他42歲得了風溼病，半身癱瘓，長期臥牀，但他博覽羣書，很有才華。晉武帝得知後，多次下詔要他出來做官，但他推說有病，婉言謝絕。他在病牀上開始摸索鍼灸，一邊攻讀醫書，一邊在自己身上做試驗。經過7年苦心鑽研，他不僅治好了自己癱瘓多年的疾病，而且鍼灸技術越來越高，發現了不少鍼灸穴位，創立了自己的鍼灸理論，寫出了《鍼灸甲乙經》。此書不僅在我國醫學史上是一部偉大的著作，而且還流傳到國外，從公元6世紀開始，朝鮮、日本的醫生都把它奉爲必讀的書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