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疾作爲一種羣體性多發疾病，古往今來肆虐於華夏各地。根據史料記載，唐朝時期共流行過49次疫疾。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相關內容，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考量成因，既有徵服自然的客觀“天災”，也有社會涌動的歷史“人禍”;觀其規模，疫情遍及唐境南北，嚴重侵蝕農業發展各因素;探其影響，最爲直接的打擊便是人口的大量減損，進而土地拋荒、商業停滯、軍備不振、經濟蕭條，原先的繁榮喪失殆盡，苦難與恐慌迅速瀰漫於整個社會，嚴重威脅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疫災的鋪卷，成爲大唐盛世一個揮之不去的噩夢，與農業立國的發展理念格格不入。
唐代疫疾的流行
1.疫疾的流行特徵
伴隨建國後唐史研究的不斷深入，相關文獻記載唐代疫災發生頻次的統計數據也在不斷增加。鄧雲特先生《中國救荒史》據正史統計唐代疫災16次。楊儉、潘鳳英《我國秦至清末的疫病災害研究》一文統計隋唐疫病發生九次。張劍光先生認爲鄧數“統計遺漏是十分明顯的。單單一個唐朝，明確標有時間的大疫災，不下於20多次”唐代疫情與唐朝延祚相伴始終，有些疫情經年累月，未見間斷。
唐高宗永淳元年(公元682年)疫情不斷，水旱災害連發，匪患疫情接踵而至，從初夏到入冬可以說災情未見間斷，五月、六月、七月、十二月均有不同程度的災情發生，作爲夏季水患次生災害的疫災，於冬季再次現世，死者“枕藉於路”、“相枕於路”當爲真實寫照。
唐代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朝代，農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與作用，如果說農業生產就是社會生產，那麼農業人口就是勞動力人口，就是社會生產得以運行的關鍵與依仗，作爲農業社會運轉中的關鍵一環，疫疾造成的農業人口流失，必然釀成不堪設想嚴重後果，而大範圍、大規模的人口減損也從反面折射了疫肆虐行的破壞力與影響力。
正如農史學家遊修齡先生指出“農業發展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的系統。它兼受自然環境和社會條件的制約。
任何一個特定因素的作用，只有在系統的協調之下才能發揮作用。”以此推斷，疫疾帶來的人口流失也必將影響社會系統的正常運行。安民於地，既是生產需要，也是統治必須，如《呂氏春秋》所議“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而肆虐的疫疾，卻釀成農民淪爲流民、土地大量拋荒的尷尬局面，唐代疫疾流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其紊亂是方方面面的，對於政治、經濟、社會的破壞程度也是有目共睹的，這勢必引起唐統階層的高度重視。
2.疫疾流行的原因
縱觀有唐一代，首先是氣候轉暖帶來的暖冬增加，自隋代起，氣溫轉暖，這個溫暖時期一直延續到北宋前期。
竺可楨先生《中國近五千年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將5000年氣候劃分爲四個溫暖期和四個寒冷期，其中第三個溫暖期爲公元600~1000年，一般稱爲“隋唐溫暖期”，也有學者稱其爲“小高溫期”或“普蘭店溫暖期”，吳宏岐先生研究認爲唐代289年曆史中，存在暖冬27個，這在各王朝中是罕見的，唐代溫暖時期亞熱帶北移大約一個緯度，本應冬冷夏熱，暖冬卻驟然增多，若依上文氣候異常引起疾疫理論，唐代疫疾肆虐應同屬氣溫失序所致。
疫疾發生與流行的原因，除了上述條件的時空必然，還有一部分是自然災害引發的疫病爆發，即疫情與水災、旱災、火災、蝗災、饑荒等相伴而生，成爲衍生災害，形成災害鏈。劉文俊先生通過研究唐代旱情和降水情況發現，在唐代289年曆史中，有138個年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水災，佔總年份的48%，有114個年份發生了旱災，佔總年份的39%，災害情況不能不說頻繁。
唐代疫疾流行的社會影響
1.疫疾流行對政局的影響
政治穩固，社會安定是唐政府首要關注的問題，疫疾流行造成的人口流失、社會恐慌等是疫疾流行之於唐代社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反映。
有唐一代人口發展趨勢是呈馬鞍形的，隋唐之際戶口銳減及貞觀中期以後直線上升，安史之亂後戶口下降及唐後期發展遲滯，僅有天寶年間實際戶數纔在一千三、四百萬，每戶平均爲5.75口，疫疾的流行，對人口優勢不甚明顯的唐代社會經濟發展可以說雪上加霜，爲其發展掣肘。疫災引起的人口流失，導致經濟問題的同時，產生的大量人地分離的逃荒流民，也影響政局穩定。一部分流民爲求生計，奔走逃命。
另一部分依附豪強地主，成爲佃農，這減少了籍麪人口的數量，即周宏偉先生曾所指唐代人口的“虛損耗”，故唐代，因疾疫而導致人口虛損耗的情況實有發生。
開元、天寶年間的兵禍、疫災，釀成了嚴重的流民禍患，雖然採取了諸如劉晏理財的經濟措施，但仍未能挽回人口流失的殘局。再如貞元年間“癘疫水旱，戶口減耗，刺史析戶，張虛數以寬責”，寶曆年間“時州旱，遂疫，逋捐系路，亡籍口四萬”，都有涉及疫疾諸災引發的流民問題。
疫疾流行在直接衝擊人口質量的同時，釀成了嚴重的經濟窘況與政治隱患，對當時政局危害極大。疫災爆發後，死亡陰影籠罩整個社會，甚至在很長時間裏也難以磨滅，使得人們的心理變得十分脆弱，或疲於奔命流徙，躲避疫災侵襲，或苟延殘喘，求得生存機會，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恐慌，威脅政局穩定。
疫疾肆虐，古人也好，今人也罷，卜筮問神、尋醫問藥都是急於解決這一社會問題的無奈舉措，相對巫醫左道，政府更容易也善於駕馭科學救治，並籍此提升自身公信力，而一旦官方政治手段乏力，醫學措施矮化，面對疫災引起生死恐慌，這種施政短板，將迅速將把民衆推向迷信陣營，旁門左道也擁有了大肆橫行的依仗與能力，在引發政治恐慌的同時，形成了嚴重社會負面效果。
2.疫疾流行對經濟的影響
疫疾的肆虐造成的農業疲敝，主要影響作爲生產力重要內容的勞動力人口、農業土地以及作爲勞動工具的大型畜力三個要素。
人口損耗方面，唐代是中國古代農業社會的典型，人口之中尤以農業勞動人口爲重，上節對人口損耗之分析，亦可視作對農業人口減損的討論。土地問題較爲突出，由於疫情緊迫，大量災區百姓被迫離鄉逃難，農民遊走難民甚至強匪邊緣，人地分離勢必發生，無主土地迅速拋荒，耕地淪爲荒地，更有大片良田趁機墜入豪佑囊中。
耕牛作爲當時重要勞動工具，疫疾對其的侵染更具代表性，造成的畜力銳減相當直接，據統計，唐代289年中發生過9次範圍不等的牛疫災禍，並已經引起唐代社會普遍關注。農業生產作爲一個部門，其系統內人力、土地、工具等諸多要素環環相扣，一旦一環崩塌，鏈條運轉便崩潰停滯，疫災於此時對農業人口的摧殘便基於此理。疫情扼殺勞動人口，必然引起拋荒、工具癱廢，進而流民四起，社會秩序、經濟發展均淪爲空談。
農業社會，手工業於唐代已發展成爲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爲政府、社會提供者相當數量的手工產品，其內部要素緊密相連，發生着整體的作用，而疫災的肆虐，在疫殺數量有限、技藝獨具的手工業者的同時，造成了匠人與手工業原料、手工業生產對象的分離，擾亂了手工業正常運行的合作框架，對萌芽狀態的手工業經濟發展，其破壞程度無疑是劇烈的。
疫疾流行對商業影響是多方面的，商人、商品、市場、貨幣、交通都有受其侵擾的痕跡，而這種掣肘很大意義上是抑制了唐代商業的蓬勃發展。
如張劍光先生所言“江南經濟活動的頻繁，與疫病的多見是成正比例關係的”。這裏對商人的影響，多從其廣義而言，即從事商業買賣的雙方，既包括狹義的商人，也包含商業貿易的主力軍——顧客，而上述雙方都可以視作農業社會中人口總數的一部分，故上文對於疫災造成人口損耗的分析，在這裏仍可使用，這也映證了張劍光先生所強調的“疫病在江南反覆殘害和肆虐，造成了人口的減少，勞動力損失嚴重，較大地妨礙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對於商品，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手工業原料加工後的製成品，這些手工業產品上市交換，即成爲商品，而上段對於疫疾之於手工業及其元素影響的分析，已經明確指出這一環節問題所在，也就是說，疫疾肆虐在商品製作的源頭就已經開始製造麻煩。
唐代官方醫事的應對機制
文獻可見，醫事機構萌芽於西周，至隋唐時期，隨着政治制度的發展完善，已頗具規模，形成較爲具體、明確、規範的醫政體系。以中央醫政機構與地方醫政機構爲主體的官方醫療救助單位，分別擔負管理與執行醫事任務的責任，成爲唐代治疫救災的主力軍。
唐代中央醫政組織架設應屬合理，雖服務範圍與服務對象相對單一，但以服務職能而論，整體上已經爲疫疾的診治，甚至治疫藥物的儲備、防疫活動的展開，搭建了相對科學的頂層框架。
正如範家偉先生所說“李唐立國，整個官方醫療架構，繼承南北朝隋代的傳統，設立太醫院、尚藥局作爲官方醫療及醫學教育機構，……官方醫療機構對醫學發展，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唐代國家對醫學發展，提供了很大幫助。”
唐代醫政組織形成了中央-地方二級行政架構，在關照中央醫事功能的同時，兼顧地方醫政事務，爲疫情突發，及時、充分地展開救助工作提供了組織保障。
於賡哲先生譽其“我們可以肯定這些醫療機構比前代完善，甚至在當時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唐代醫學的發展，是繼承了漢魏晉南北朝以來的醫學遺產，繼續增高，具有承上啓下的重要意義，此時的醫籍整理一方面水平高、質量好，較強地呈現了集大成之時代特色，另一方面官方撰修參與其中，較大程度保證了醫學典籍的醫事水準。
正如顧漫整體評論魏晉至隋唐的醫書整理“較之後來逐漸走向衰微的世醫傳承，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醫書整理活動對中醫學術的貢獻更爲重要，影響也更爲深遠。如果沒有王叔和、皇甫謐、陶弘景、巢元方、全元起、楊上善、王冰、孫思邀、王煮等人的‘蕪討掇拾’工作，爲北宋校正醫書局的整理校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很難想象今天人們會讀一些什麼樣的‘中醫經典’。”
範家偉先生着重評論“隋唐有三大醫書，即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孫思邈兩《千金方》(《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王燾《外臺祕要方》，對中國醫學發展影響巨大。唐代以後，三大醫書成爲中國醫學核心經典。”這種“蕪討掇拾”的整理，有許多內容是涉及診疫治疾，較爲實際地奠定了唐代治疫救災工作之醫學理論基礎。
總結
唐代的醫籍整理或政府主導、或官僚自撰，均體現與朝廷有密切相關聯，具有很強的官方介入痕跡，其整理能力與修撰思路與官方要求基本保持一致，謝觀先生將此時醫學分期爲“蒐葺殘缺之期”，此期最大特點是“醫家義疏之學”的興盛。
由於去古漸遠，文字音義已有所變遷，時人閱讀周秦兩漢之古醫籍已漸感困難，不得不依靠註疏訓話之學及至隋唐之世，口傳師說的傳統幾近中絕，註釋經書之風氣繼之代興，取之古精華，爲當世所用，這也是此時高質量官修醫籍得以流傳保值一大原因，從治疫價值而言，爲唐政府主導下治疫救災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理論基礎與參考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