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黃金量的變化對社會也會產生影響，那麼在東漢時期黃金量的變化帶來了哪些影響呢?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在討論貨幣本位之前，首先要討論兩漢時期的黃金是否爲貨幣。從現代經濟學上來看，貨幣需具備五大職能，包括價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功能、儲藏手段以及世界貨幣，黃金在先秦兩漢時期主要用作進貢、賞賜、懲罰、行賄以及流通和作爲價值尺度，可見其具有貨幣基本的支付、儲藏、價值尺度、支付功能，而世界貨幣功能就春秋戰國時期來看，各個諸侯國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所以其中的交往與貿易往來可看作是國際貿易，漢代更是如此，其與西域、東亞、南亞甚至歐洲諸國都存在一定的商貿往來，因此當時的黃金同樣具備世界貨幣功能。馬克思說：“當作價值尺度並因而以自身或通過代表作爲流通手段來執行職能的商品，是貨幣。因此金(或銀)是貨幣”，因此先秦兩漢時期的黃金確實是貨幣。
一、對古陸路絲綢之路貿易的影響
1.絲綢之路的誕生
“絲綢之路”這一概念由李希霍芬首先提出的，此概念後多用來形容15世紀之前從長安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和歐洲的東西方通道。絲綢早在秦代就已經開始用於交換貿易，秦人烏氏倮就是一個代表。
他是一位生活在秦代固原地區的戎族畜牧業生產者，“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他把牛羊變賣給中原農耕區的農民，換成絲織品和寶物然後獻給戎王，戎王奉還給他數十倍的牛馬。而戎王用這些珍寶和絲織品“向盤踞在河西走廊的月氏和塞人交換他們從中亞、西亞、羅馬人手中交換來的黃金”。古羅馬貴金屬礦藏稀缺，黃金資源十分緊俏，“對於金銀器的保護甚至寫入了十二銅表法內——喪葬不得使用金銀陪葬”。可知當時古羅馬對黃金的需求日益擴大，他們只能通過戰爭對外掠奪，其與迦太基進行了長達百年的布匿戰爭，第二次布匿戰爭結束後，羅馬軍隊從撒馬城“掠奪了3000公斤黃金”。
到了西漢時期，武帝曾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通往西域之路由此暢通，“在張騫的強烈建議下，漢武帝還招募了一大批身份低微的商人，鼓勵他們利用政府的支持貿易政策與配給的貨物，到西域各國經商”，從此之後這條路上的貿易也逐漸興盛。當時漢王朝和古羅馬都處於擴張的過程中，而雙方的交集點就在西域地區，兩國之間的貿易活動從張騫鑿空西域之後變得更加頻繁。
2.羅馬的策略
羅馬將戰爭掠奪來的黃金大都用在對外貿易上，其中漢朝也是較大的受益者，購買漢朝的絲綢消耗了羅馬的大量黃金。“羅馬在共和時代(西漢及以前)雖然不以黃金鑄錢，但對外支付，是用黃金……在帝國時代(相當於東漢)更是使用金幣。所以當時的世界貨幣，即中國同西方的交易媒介，自然是黃金……羅馬史家普里尼說……七千五百萬以上約合黃金五千多公斤，應當是流到中國和阿拉伯”。
除了絲綢與黃金的交換，還有一些帶有典型西方紋樣和工藝的金器也通過絲綢之路傳往中原內陸，並被內地工匠們廣泛模仿製作、流傳，本文第一章中已分析過外來金器的傳播路線，可以明確西漢時期的黃金製品的交流主要是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傳播。東漢時期，草原絲綢之路的貿易依然興盛。位於今阿富汗的“黃金之丘”曾出土過三枚黃金貨幣，一枚帕提亞金幣，一枚羅馬帝國金幣以及一枚印度金幣，其中帕提亞金幣磨損十分嚴重，應當是經過長時間的流通才埋入墓葬中，其他兩枚金幣則磨損輕微，沒有流通用的戳印，應當未經過長期流通。
《漢書·西域傳》言大月氏國“民俗錢幣，與安息同”，這與流通時間較長的帕提亞金幣相契合。有研究認爲“由於羅馬—西北印度—大月氏貿易路線的開通，大月氏開始使用羅馬、西北印度金幣”，而這一時期中國剛好處在東漢初期，與當時西域的大月氏交往頻繁，西域流行使用貴霜錢幣，由於貴霜帝國與羅馬貿易頻繁從而導致羅馬金幣也流入西域地區，而貴霜所“鑄造的金幣與羅馬金幣的純度以及重量完全相同”。
“黃金之丘”同樣出土過幾件具有中國元素的金器，其年代橫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這時中國處於兩漢時期。比如出土於號墓的驅龍戰車飾件，從其束髮和深衣寬袍的特點可以確定爲漢代士大夫形象。還有關於龍形象的一件金頭飾，雙龍中間國王的穿着應屬中亞服飾，但龍卻具有典型的東方元素。郭物根據龍形上脣翻卷的形態，認爲該器型起源於商周時期的翻脣龍形神獸。
無獨有偶，在今哈薩克斯坦的伊塞克古墓中同樣出土了帶有中國元素的鳥喙鳥爪紋金飾牌，融合了先秦玉文化的谷紋、楚繡中的鳳紋以及兩漢時期的捲雲紋。這些金器的出土說明兩漢時期的文化元素曾通過絲綢之路到達遙遠的中亞乃至阿富汗地區，這些地區均處於絲綢之路的要衝，起到連接中亞和西亞的作用。“黃金之丘”出土的兩件金器上還具有典型的中亞元素——綠松石，因此本文推測這兩件器物應當是受到中國紋樣的影響並用本土的鑲嵌綠松石的技術在當地製作完成，器物本身就是文化貿易交流的證明。但由於東漢與西域地區的“三通三絕”，草原絲路貿易隨着通與絕經歷了三次興盛與中斷，雖然後期絲綢之路上的商人依然往來不絕，但中間經歷的多次戰亂對經濟和貿易的發展還是有一定影響。海上絲綢之路一詞最早由法國漢學家沙畹提出，早在西漢或秦時就已經形成，秦始皇派徐福東渡日本求長生不老藥，這或許是最早的海上航線。
二、海上貿易
1.史書記載
關於西漢時期的海上貿易，《漢書·地理志》有詳細記載當時的航程、所需時間、可抵達國家以及貿易貨品等：“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賚黃金雜緒而往”，可見黃金和絲綢也在海上貿易的貨物之中。東漢時期的海上貿易也逐漸繁榮，《後漢書·西域傳》載，大秦“土多金銀……以金銀爲錢……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166年大秦安敦國王派遣使節經海上通道，來到中國覲見東漢桓帝，進貢犀牛角、象牙等貢品，“並無珍異”，這是中國和歐洲國家擺脫了陸路的中轉直接通過海上通道交流的記載。
合浦在當時是東西方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之一，從合浦出發帶到東亞、南亞等國的絲織品和黃金，換回來玻璃、珠飾和一些帶有外國文化因素的金珠，而這些傳入本國的東西又從合浦出發傳入內地，影響了當地某些達官貴人的生活。這一點從合浦地區的考古發掘成果中也可看出，比如東漢時期所流行的多面金珠，其出土地點包括今新疆、湖南、廣州以及江蘇等地，其中又以廣州出土數量爲最多。本文在第一章中論述了這種多面金珠的大致傳播通道，廣州和江蘇的金珠製品或許是從海上絲綢之路由南亞諸國傳播而來，經過當時的廣州合浦縣再北上到達江蘇沿海地區，或者直接到達廣州，再由廣州傳到江蘇地區。而湖南地區則可能從希臘羅馬一帶經由西域而傳入中原內陸，可見東漢時期的草原絲綢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是兩條貿易活動同時興盛的線路。
2.考古發掘
但從考古發掘來看，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所出土的黃金製品要明顯多於草原絲綢之路，但由於東漢朝廷的黃金儲備量不如西漢時期大，從而導致東漢政府與東南亞、中亞諸國交換的黃金器物隨之減少。由此可見，西漢時期草原絲綢之路是西漢王朝與中亞、西亞甚至歐洲進行貿易交往的主要途徑，且由於西漢時期黃金數量巨大，這條路上不論西傳還是東進的黃金貨幣和黃金器物都十分豐富，而東漢時期由於朝廷儲存的黃金不多，在草原貿易中未曾有關於黃金貨物的大宗貿易往來，且由於軍事原因導致草原絲路貿易經歷三通三絕，前後共歷經長達百餘年的貿易停滯期，導致草原絲路貿易大不如西漢時期，盡顯衰頹之勢。與此同時，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卻逐漸興盛，與東南亞諸國的交往日益密切，其中多爲通過港口傳入內地的黃金製品，出口國外的金製品較少。
結語
金本位就是以具有一定重量和含金量的黃金作爲主要貨幣的制度，這一體系下要求貨幣必須與黃金掛鉤，貨幣供應一定是受到黃金數量的限制，而黃金作爲稀有的貴金屬，在中國古代的產量並不高。根據夏湘蓉編著的《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中對歷代金礦的整理，可以看出從魏晉到明清，我國的金產地以及金產量並不豐富。基於本章第一節中所論述的東漢黃金的貨幣功能因莊園經濟居於壟斷地位而逐漸減退，裝飾功能日佔上風。
魏晉以降，佛教興盛，黃金的裝飾功能達到了高峯，造像塗金，佛經貼金，《魏書·釋老志》記載“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隋唐時期的金產地大部分都從先秦兩漢繼承而來，多了陝西、甘肅兩省，其產地數無法跟銅、鐵相比，甚至比不過同爲貴金屬的銀，隋唐時期除了河北、天津、江蘇、貴州和雲南五省不產銀之外，其餘省份都有多處產銀地。
宋代已經有明確的產量記載，以元豐元年爲例，銀的年產量爲215385兩，而黃金僅爲10710兩。遼金元時期，元代的銀礦和金礦數量都比宋代有了明顯增多，“天曆元年全國銀產量約爲287505兩，大抵相當於北宋時期銀的年產量”，明清時期採銀業發展到頂峯，清代在雲南一省的開採的銀廠就有31處之多。相反，清代“金礦不多，產量不大”，直到鴉片戰爭後才屬於開採黃金的興盛時期。因此基於黃金在我國曆代的產量都不多，不足以製作足量的黃金貨幣以供使用，因此我國古代不具備形成金本位的條件也不可能形成金本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