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葬本是一種古老的風俗。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讀，接着往下看吧~
人殉制度是指古代葬禮中以活人陪葬的一種陋習，其源於原始社會末期，盛行於奴隸制時期，春秋末至戰國時期開始式微，自漢以後基本絕跡，但在遼金時期卻再度死灰復燃，此後斷斷續續一直持續至清末，直到民國以後才徹底消失。那麼，人殉制度是如何產生的，又是如何發展的呢?簡單介紹一下。
人殉制度源於原始社會，商周奴隸制下達到鼎盛
目前關於人殉制度誕生的時間，仍然無法準確判斷，不過根據現代考古發掘的考證，這種殘忍的制度早在史前文明時期便已經開始出現，對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齊家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考古發掘中，均曾發現人殉現象。
雖然人殉制度出現較早，但其最爲興盛的時期，卻是在商周時期。根據現代考古發掘，商周時期的貴族大墓中，基本都有殉人，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墨子·節葬》也有“天子、諸侯殺殉，多者數百，少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多者數十，少者數人”的記載，由此不難看出商周時期人殉現象的普遍性。
而人殉制度之所以會出現，而在商周時期達到鼎盛，目前推斷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一是對生老病死現象的曲解，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爲，人在去世之後僅僅是換了一種方式存在，或者說是換了一個地方生活。因此，貴族們在生前享盡榮華富貴之後，通常也想在死後繼續享受，而人殉便是爲了使祖先在死後仍然能夠享受到僕人的伺候。
二是殉葬者創造價值較少，彼時被殉葬者多爲奴隸，而由於當時生產方式相對落後，生產力較低，因此奴隸對於貴族的價值相對較低，他們的產出甚至不足以養活自己，這導致奴隸主對於奴隸的性命並不在意，用他們陪葬自然也就毫不憐惜了。
三是殉葬者地位相對較低，商周是典型的奴隸制時代，在那個等級極爲森嚴的時代，貴族們不僅享受着大量特權，而且地位高高在上，而戰俘、奴隸、農奴地位極低。殉葬制度，其實一定程度上也是爲了彰顯地位等級，爲此貴族階級甚至還對不同等級的殉葬人數進行了規定。
商周時期的殉葬到底有多殘忍?考古學家曾在安陽殷墟商王陵墓區發現一座大墓，在槨的頂部和四周便發現了成批的殉葬奴隸，整座大墓共發現殉葬奴隸三百六十多人，而其中大多數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少年，甚至有大量幼童。
又如根據《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秦武公去世之後，“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而稱霸西戎的秦穆公殉葬者更多，“三十九年，繆(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針虎亦在從死之中。”
春秋戰國以後開始式微，漢朝以後逐漸消亡
殉葬制度的逐漸消亡，則是從春秋時期開始的，例如秦獻公嬴師隰便下令“止從死”，正式以法令的形式廢除了殉葬制度。而除了秦國之外，其餘列國也逐漸廢除了人殉制度，而各國之所以如此做，主要還是人力資源的重要性逐漸開始體現。
一是生產力逐漸得到提升，進入春秋戰國以後，隨着生產工藝的提高和鐵器逐漸被用於農業生產，這使得生產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這種情形下，奴隸和百姓的產出除了能夠滿足自身生存需要，還可以爲奴隸主和統治者提供大量的剩餘價值，如果再以殉葬消耗人力，顯然不太合算。
二是人口資源重要性凸顯，進入春秋戰國以後，列國之間的戰爭不僅日益頻繁，而且戰爭規模不斷擴大，傷亡代價不斷增加，這導致戰爭對國力的消耗極爲嚴重，這便使得各國統治者對於人口不得不予以重視，當時人口的多寡甚至足以成爲國家實力的衡量標準，如果再將人力消耗在死人身上，顯然有些不合時宜。
三是奴隸制逐漸成爲歷史，進入戰國以後，列國爲了圖強，紛紛進行變法，而列國變法的一個核心，便是逐漸削弱貴族特權，加強統治者的集權程度，而隨着列國紛紛變法，奴隸制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這便使得貴族或統治者，再也不能輕易的一言決人生死。
秦漢後陶殉取代人殉
如上，春秋戰國以後隨着列國逐漸廢除人殉，列國皆開始出現以陶殉取代人殉的現象，如此一來即可以廢除人殉，而且還能一定程度上保證墓葬規格。
不過，此時人殉制度雖然被逐漸取消 ，但人殉現象仍然時有發生。例如秦始皇去世之後，秦二世下詔“先帝后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而根據《史記·秦本紀》的記載，爲了防止秦始皇陵的佈置和機關被泄密，又有不少工匠和奴隸被封死於陵墓。
直到西漢以後，人殉制度纔算是真正退出歷史舞臺，而這主要源於兩個因素：一是奴隸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春秋戰國時期雖然列國都通過變法削弱了貴族特權，但除秦國以外列國變法都不算徹底，因此貴族特權仍然得以一定程度保留，西漢以後貴族特權纔算徹底消亡。
二是儒家思想的影響，漢武帝時期“廢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之後儒家思想開始成爲主流，且對人們的影響日益深重，而人殉制度與儒家思想顯然是背道而馳的，而漢朝以後人殉制度的基本絕跡，與此不無關係。
遼金以後人殉死灰復燃，元朝大力鼓勵殉葬行爲
從秦漢逐漸消除人殉制度，一直到南宋時期，人殉制度已經被基本消除，然而到了遼金時期，人殉制度竟然再度死灰復燃，而元朝建立之後，統治者更是大力鼓勵民間的殉葬行爲。而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應該主要源於以下兩點原因：
一是遊牧民族仍有奴隸制特點，遊牧民族因抗災能力有限，因而經常對周邊部落或政權進行掠奪，而掠奪來的人自然就成了他們的奴隸，與奴隸社會一樣，主人同樣對掠奪來的奴隸擁有處決權，再加上草原能夠養活的人數實在有限，以及遊牧民族的人文思想相對較爲落後，因此對於奴隸的生死他們也並不是很在乎。
二是元朝等級制度極爲森嚴，遼人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後，卻開始推行極爲嚴格的等級管理制度，元朝統治者將不同人種分爲幾個等級，對底層百姓實行殘暴的統治，而出於統治的需要，他們對於民間的殉葬行爲不僅不予以制止，反而大爲鼓勵。
關於這一點，《元史》之中多有記載，例如《元史·卷三十四》有載“順德馬奔妻胡閏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猛殉葬，並旌其門。”《元史·卷三十五》也有載“大寧和衆縣何千妻柏都賽兒，夫亡以身殉葬，旌其門。”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從遼金到元朝，雖然人殉現象得以死灰復燃，但當時朝廷只是對這種行爲不予以禁止或極爲鼓勵，但卻不像商周時期那樣形成固有制度，因而並不具有強制性，而且殉葬對象也不再固定爲奴隸。
明英宗廢除殉葬制度，清朝入關後再度恢復
由於元朝統治者對人殉制度的鼓勵，導致人殉在明朝得以延續，明太祖朱元璋死後殉葬的嬪妃多達三十八人，爲明成祖朱棣有十六人(《李朝實錄》稱三十餘人)，明仁宗朱高熾有五人，明宣宗朱瞻基則有八人(另說七人或十人)。
可見，明初不僅有人殉現象，而且爲皇帝殉葬者多爲嬪妃，不過殉葬之後其家族多少會得到一定補償。《明史·后妃傳》對此有載，“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建文、永樂時，相繼優恤。若張鳳、李衡、趙福、張璧、汪賓諸家，皆自錦衣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千百戶，帶俸世襲，人謂之‘太祖朝天女戶’，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然”。
正統四年(1439年)，周王朱有燉去世，臨死之前曾嚮明英宗表達了死後喪事從儉、不需要殉葬的意思，明英宗便下旨給其弟朱有爝，囑咐其“妃夫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者遣歸”，可惜詔書下達的還是有些遲，朱有爝已經按照定製，命令哥哥的“妃鞏氏、夫人施氏、歐氏、陳氏、張氏、韓氏、李氏皆殉死”。
或許是受此事影響，當明英宗朱祁鎮於天順八年(1464年)臨終之際，留下遺詔廢除殉葬制度。而明英宗之子明憲宗朱見深臨終之前，同樣在臨終自己強調不必殉葬。連續兩代皇帝的堅持，這才使得殉葬制度在明朝皇室得以廢除。不過，明朝皇室雖然廢除了殉葬制度，但民間受元朝以來影響，殉葬現象仍然存在。
清朝入主中原之後，竟然在法律層面又再度恢復了殉葬制度，“滿人好殉葬，上下皆然，夫死妻殉是定法”，殉葬制度再度擴散至全國上下。直到康熙十二年(1674年)“乙卯，禁八旗以奴僕殉葬”，至此“八旗以奴僕殉葬”的制度才被廢止。
不過，清朝統治者卻仍然大力表彰“夫死妻殉”的行爲，稱之爲“烈女”、“節婦”，併爲其修書、立牌坊，這導致民間人殉制度一直未能根除。直到民國以後，隨着新思想的不斷涌入和民智的開化，人殉現象才全面得到遏制，並最終消失。
實際上，所謂的“冥婚”也算是“人殉”的一個變種，而現代的“紙人”其實也同樣可以視爲人殉現象的一種變相延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