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印在歷朝歷代有不同的特徵和豐富的文化內涵，感興趣的小夥伴們跟小編一起看看吧。
官印，是古代封建王朝官員們行使權力的信物，一般在制印材料上刻有文字，註明某某官員之印，如“丞相之印”、“御史大夫之印”等，也有註明某某官府之印的，在發佈行政命令的文件上加蓋上官印，即成爲一份標準的正式文件，官印也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公章。
據不完全考證，在先秦時期，已經產生了官印，比如我們熟悉的“蘇秦佩六國相印”聯合抗秦的故事，說明在戰國時期，已經有了相國之印。
比較完備的官印製度，大約形成於秦代，上至丞相太尉，下到郡守縣令，由皇帝正式授予官印，同時配發穿在印紐上的絲帶，叫作“綬”，以便讓配印之人能隨時隨身地佩戴在身上。
秦朝末年，天下大亂，項梁指揮項羽斬殺會稽郡守殷通，“佩其印綬”後自封爲新的郡守，行令各縣，“得精兵八千人”，開始走上了推翻秦朝的道路。
漢隨秦制，官印製度自然被漢朝所繼承。三國時期，“關雲長掛印封金”的故事，說的就是關羽把曹操封的“漢壽亭侯”的大印懸掛在堂上，並把曹操歷次所贈予的金銀都封存起來放在桌子上，然後帶着兩位嫂嫂去尋找大哥劉備去了。
從上面我們熟悉的故事中可知，官印，在古代完全是一個人身份的象徵，也是一個各種政策、命令下達的確認證明。官印的安全保管與使用，也是歷朝歷代官員們最爲重視的一個官場器物。
官印的保管方式，在秦漢魏晉時期，官印都是由官員們各自隨身佩戴，一般都是寸步不離。
唐代起，官印成爲機關公章，保管在官府，由專人負責看守，據唐代趙璘撰寫的筆記《因話錄》記載：“尚書省二十四司印，系納值廳，每郎官交值時，吏人懸之臂以相授”。由此可見官印守護之嚴。
官印的使用程序也有嚴格的規定，以唐代中書門下即政事堂的“堂印”爲例，凡是需要加蓋此印的公文，必須由主管長官簽字，並經校對後，再由“堂頭”(相當於政事堂的辦公室主任)審覈無誤後，方可蓋印。
而且，對於官印的丟失，歷代朝廷也有嚴格的處理追責辦法，都是首先追究領導和專職保管人員的責任，一般有降職罷官的嚴厲處分。
用印製度之所以如此嚴格，主要原因就是爲了防止有官吏用官印做一些違法之事，越是等級高的官印，保管與使用越嚴格。
但是，再嚴格的管理辦法，也是難以堵住一些官員借印一用而使出的高超手法。那些具體的經辦人員，往往暗中配就印匣鑰匙，需要用印加蓋私活時，就偷出來一用，用完後再悄悄地原物放回。
唐代憲宗時期，名臣裴度擔任宰相時，某一日，忽然發現政事堂大印不在印匣裏，左右一時驚惶，裴度卻不慌不忙，而是“即命張筳舉樂，人不曉其故”，當大家酣飲到後半夜時，左右給裴度報來喜訊，說官印莫名其妙地又回來了，於是，大家盡興而歸。
事後，裴度對左右解釋說：“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卷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
裴度這則故事，後來一直被當做宰相遇急事而不焦的故事來傳頌。其實這也折射出官員們的無奈，因爲印信丟失，不僅追究值班官員的責任，印信所屬的最高官員也要受處分降職，所以他們只好裝聾作啞，不進行大規模追查，而是坐等盜印者用完後再物歸原處。
裴度的這種處理辦法，也爲後代所沿用，據南宋王明清所撰的筆記《揮塵錄》記載說，北宋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如果秤出來的印匣重量不足，索性不開，免得向上報失印信，大家都連累受禍。
據說，蔡京任相時，也碰到過這麼一次，“一日秤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於是，蔡京說“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第二天再秤，分量正常，遂開匣用印。
對此，蔡京的解釋和唐代的裴度差不多：“此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猝不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得。”
兩位宰相大員，面對丟印的這種大事，處理起來手段相似，而且也都是不慌不忙，結果也是大印都能失而復得，但這種處理辦法是不是讓人看了不禁莞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