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視祭祀祖先,是中國古代禮儀的顯著特點。跟着小編一起探尋。
孟春時節萬物生髮，生機再現，一個國家從上到下也開始復甦。此時於一國而言，最重要的官方活動就是祭祀。雖然久遠的夏朝並未留下什麼有關祭祀的文字史料，三代甚至更早的一些實物也無法完全再現當年的祭祀，但諸如孔子等人對於三代之禮的嘆慰則是確切的。
殷商時期的祭祀，是國家舉足輕重的大事，不過多數祭祀在舉辦時間和祭祀對象上還沒有定式。當時人們舉辦的祭祀被稱爲“禘祭”，這之下又劃分爲“特祭”與“合祭”。
發展到春秋戰國時期，“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的觀念依舊是社會的共識。此時人們有了一個祭祀的重點對象——黃帝。
爲何要祭祀黃帝呢?一言以蔽之便是“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黃帝曾教人們種植五穀，教人們製作舟和車，爲人們撰寫醫書、音律和曆法，能使“萬國和”。所以在即將播種，即將開始新生活的春日，人們首先要祭祀的就是黃帝。
仲春時節，按照《禮記》的要求應“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於高禖，天子親往。”“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此時也是唐代禮法中所確定的祭祀先代帝王的時節。帝嚳、帝堯和帝舜將分別在
頓丘、平陽和河東受到唐人的祭祀。武德三年(620)，李淵甚至親自前往蒲州參與祭祀大禹的活動。
而在經歷了五代十國之亂後新生的宋代，對祭祀先帝的禮法做了調整，規定“先代帝王， 每三年一享， 以仲春之月， 牲用太牢， 祀官以本州長官， 有故則上佐行事。官造祭器， 送諸陵廟。”
待到明成祖朱棣時，爲了踐行《禮記》所言的 “天子乃薦鞠衣於先帝”，“擇吉日大合樂，乃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朱棣特令在南京建立帝王廟，並規定在每年分春秋兩次祭祀三皇五帝等。雖然唐宋時京師也有帝王廟，也分春秋兩次祭祀，但朱棣還定下了一系列祭祀的禮儀，將這場開一年之好頭的重要活動發展地更加規範。
這些規範分爲十節：齋戒省牲、迎神、初獻、亞獻、終獻、飲福、受胙、徹豆、送神和唱祝望瘞。雖然其因複雜程度讓人心生畏戒，但着實是爲清代祭祀發展到完備打下了基礎。
而明人除了創設新的祭祀先代帝王的規範，還開創了將堯舜尊爲聖師，另外祭祀聖師的先例。明世宗規定每年分春秋兩次，在明經筵開講之前由皇帝親自着皮弁，跪拜，行釋奠之禮。且祭祀聖師的場合不再是帝王廟，而是開展明經筵的場所，也就是文華殿、永明殿和傳心殿等地。
至於《隋書》總結的“日南至，於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農事， 謂之二祭，無別天也。”則說的是古代大規模祭祀的又一重點。作爲傳統的農業大國，中國人的生活歷來都離不開糧食生產。所以一年之初春種將始時，人們對於新的一年的收成就有了新的期待、新的祭祀需求。
農事祭祀在周代時就已經是國家重要的祭祀項目。此時已經出現了春郊祈谷、春祈秋報的社稷祭祀;求雨祭祀、豐收祭祀等等。其中在春日舉辦的最主要的祭祀便是社稷祭祀。
古人以爲雨水和收成是由上天掌控的，所以要祈求豐收就得在播種之前舉行祭祀告慰上天，這便是春郊祈谷。《禮記·月令》載：“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天子乃以元日祈谷於上帝”。這裏的“上帝”便是人們在春郊祈谷之中祭祀的對象。
周人舉行春郊祈谷的時間主要是一月上旬，當時的地點是在都城南郊的祭壇。所用到的禮器有玉，且是四圭有邸。祭祀要用到的犧牲則爲純赤色的公牛牲，且許備兩頭。祭祀前，人們得先佔卜好祭祀的具體日期、用於祭祀的牛牲是否合適。正式祭祀時，要運用升煙的方式去祭祀，還要殺牛牲和薦血腥，最後行實柴之禮，也就是把牛牲和玉放在火上去焚燒。這套禮儀在後代得到了傳承和發展，並在國家祭祀之中依舊佔據着重要地位。《宋史》之中甚至還有專門記述祈谷的章節。
今天我們雖然不再舉行這樣的國家祭祀，但我們仍然在春日對新的一年滿懷期待。尤其是今年新冠肺炎肆虐，我們更真心期盼接下來的一年人們能夠更幸運，國家能夠更強健。“昊天有成命”，願春有春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