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又稱三國兩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最頻繁的時期，由於長期的封建割據和連綿不斷的戰爭，使得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響，交相滲透。感興趣的小夥伴們跟小編一起看看吧。
你印象中的魏晉南北朝是怎樣的?是風流瀟灑的名士，是因戰爭遷徙的百姓，是層出不窮的戰爭，是爾虞我詐的朝堂，還是……是不是突然發現對於南北朝的地方軍政事物，我們腦中只有一團混亂縹緲的雲霧?
一、 地方行政軍事化的紊亂
秦漢時，國家推行了郡縣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明確的行政區劃劃定，並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兩級行政機構，實現了中央對地方的有力控制。但東漢末年，各地起義頻發，割據勢力接替了中央對地方的管理，原本的地方軍政由此陷入混亂。
在這突如其來的混亂之後，是魏蜀吳三國的持續對峙，是魏晉南北朝一開始就用了近四百年才停下的持續動盪。因而魏晉南北朝時的地方管理，其背景可謂是：“地方行政區劃相當紊亂，州郡濫置，十羊九牧，地方監察體系早已破敗。”
在這樣的不利局面下，魏晉和南北朝政府紛紛展開了“虛張聲勢”的管理策略：儘量多地劃分地方行政機構。甚至一個村子都是一個郡縣或一個州。因而其地方管理的混亂可想而知。可“地方”畢竟是政權的基礎，地方上可以混亂“一時”但不能混亂“一世”。所以常陷於戰爭的魏晉南北朝政權乾脆做起了自己擅長的事：用軍事化的手段控制地方，即地方行政建制軍事化。
二、 地方軍政的制度與權利
魏晉南北朝的這種地方行政建制軍事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地方軍府或行臺。他們就像是“軍隊+政府”，在地方都督等長官的領導下統攬着地方的軍事和行政。
都督這個角色在當時其實已半新不舊。漢末建安時期，割據勢力中紛紛出現臨時的“持節都軍事”者，這便是都督的前身。後來這一職務逐漸成熟，成爲固定的軍事統帥，統領某一州或數州的軍事。而因爲實權極大，他們在地方也就逐漸“外領兵馬，內親民事”，有了凌駕於地方政府的苗頭。
西晉的建立者司馬氏也是從都督起家的。取代曹魏後，被封王的司馬宗室多有被任命爲都督者。而正是因爲作爲都督統領了一方軍政，西晉在中央乏力的情況下才會出現“八王之亂”。可惜在西晉覆滅後，都督制非但沒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還變本加厲地成爲割裂國家的禍患。直到南北朝時期，都督尾大不掉的情況纔有所好轉。
但都督氣焰的收斂並不意味着中央對地方行政建制軍事化的終結。在北朝，行臺取代了都督統領的軍府，成爲了新的將地方軍政“一鍋端”的機構。
行臺，即行尚書檯，本是由隨皇帝移動的尚書檯的核心官員臨時構成的機構。但在北朝，尚書省的派出機構成爲常設性的地方最高軍政機構，行臺制便逐漸成爲地方行政建制軍事化的新代表。
值得注意的是，行臺作爲中央的派出機構，按理說應該比都督和軍府更受中央限制。但因尚書省事無不總，行臺對地方的控制力還要甚於軍府。這便給了爾朱榮叔侄和高歡父子這類人積蓄實力進而割據的機會。是故行臺一旦落入野心家手中，它對國家穩定的破壞也更甚於軍府。
三、 地方軍政不穩定的重重因素
前文提到，都督和控制行臺的野心家對國家的穩定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有學者統計，在魏晉和宋齊樑陳七個政權中，都督以及刺史、太守等地方軍政要員共叛亂144次，平均一個時代發生近二十一次由地方軍政要員發起的叛亂。南朝歷史170年，幾乎每兩年就會發生一次這樣的暴亂。
面對如此頻繁的叛亂，各大政權爲何還要反覆設立軍府和行臺，而不裁撤它們並好好管理地方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些叛亂者往往也曾是政權的重要維護者：西晉“八王之亂”的參與者曾是勤王的要臣;東晉王敦曾是琅琊王司馬睿成功稱帝的重要支持者，後也成爲了亂臣賊子;劉宋臧質曾立下平叛和北伐之功，後自己也發動了叛亂……
而對曾被中央寄予厚望的軍府、行臺長官們來說，謀逆雖是自己的野心，但若不是中央的政策留下了太多空子，他們也不會將野心變成現實。
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財政都是重中之重。而在有軍府或行臺的地方，中央要獲得財政收入都要依靠軍府或行臺這一環。這就使得野心家能就此積累大量軍資，並在發動叛亂後直接切斷中央在這一地區的財政收入。《晉書》中“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所用”的記載就是對這一漏洞所帶來的危害的典型記錄。
而在徵兵和調兵制度方面，這些舉動本需要朝廷的特別許可，地方官員需要相應的憑證。但在魏晉南北朝，由於常見戰亂，國家將相關程序極度簡化，以至於野心家可以趁亂利用本屬於中央的軍事資源。
有句玩笑話說：“搏一搏，單車變摩托”。魏晉南北朝頻發的地方軍政要員叛亂無疑就有很大的“賭”的成分：中央“賭”這些人會老老實實地爲己所用，而野心家們“賭”自己能抓住漏洞殺中央一個措手不及。但博來博去，儘管地方軍政有人管，百姓們卻還是要面對“兩年一次”的動亂。“一鍋端”端成這樣，無疑是一種失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