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和朱棣都是治世明君，忽必烈也一直受到朱家的尊敬，如果沒有靖難之役的發生，永樂皇帝很可能改變東亞地區的格局，讓中國變爲跟元朝疆域一樣甚至更遼闊的超級大國。
明朝永樂帝朱棣，在北京接見外地重臣
四夷來朝
穩妥的，和平的
歷時四年的“靖難之變”，對明王朝的國防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洪武時期，太祖朱元璋針對北方蒙古族及東南沿海的倭寇，確立了專守防衛的國防體制。一方面，對蒙政策採取藩王分封的策略，在長城沿線築起一道屏障;另一方面，對倭寇的襲擾則實施了海禁與海防的對策，在東南沿海建起嚴密的防禦體系。防禦體系形成後，洪武朝後半期國防上暫時獲得了安定局面。
但是，“靖難之變”引發的國內混亂不僅導致了國土疏於管理，明朝國防體制也受到動搖。
其一，內亂導致了北方藩王防衛體系陷入癱瘓，一直被打壓的蒙古族趁機重新得勢。其二，內亂期間，海禁、海防體制廢弛，誘發海上走私貿易及倭寇擾邊擡頭。可以說，不管永樂帝是否願意，他即位伊始就面臨着重建南北國防體制的問題。但是，內亂之後，明朝並沒有採取積極的攻勢解決國防問題。永樂政權首要之務是解決內政問題，全力鞏固政權的基礎。因此，在外政方面的主要對策只能是暫時維持現狀，採取穩妥、和平的招撫政策，爲內政建設營造一個安定的國際環境。
利用瓦剌牽制韃靼
當時，蒙古草原有兩個強大的部族，一個是源自蒙元系統，位於東部地區的韃靼部，另外一個是位於西北部的新興的瓦剌部。特別是瓦剌部迅速崛起後，大大改變了蒙古草原原有的勢力版圖。在靖難之變最高潮時，瓦剌部派遣使者向燕王示好，並與韃靼部保持距離，不斷加強自己的實力。
永樂帝對蒙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互相牽制，彼此消耗實力。最初，明朝很重視韃靼部，多次讓他們來大明朝貢，但他們始終沒想要歸附明朝。反而是瓦剌部在永樂六年(1408年)主動來大明朝貢請封，永樂帝分別冊封三位部族長爲順寧王、賢義王、安樂王，與之結成君臣關係。至此，利用瓦剌牽制韃靼的體制初步完成。
這期間，明朝對蒙古草原的東西兩端都採取了招撫政策。在東部的滿洲地區，明朝積極招撫、拉攏當地女真族，使得衆多女真部落歸附大明朝廷，並逐一編入衛所。洪武年間設置的“羈縻衛所”僅有五個，到永樂中期數量已經有將近二百個，就這樣，大明不知不覺中構築起對蒙古的嚴密監視體系。
另外，在蒙古草原的西部，對於天山山脈東端的哈密王家，冊封其王爲“忠順王”，設置哈密衛，作爲對蒙前線基地，採取間接統治的策略。哈密王家原本是蒙古族的一個分支，控制住他們，從對外貿易及戰略角度出發都是不可或缺的措施。至此，永樂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構建的從東、南、西三個方向的對蒙包圍網正式形成。
重建東亞國際秩序
15世紀初，在永樂帝的推動下，迅速重建起東亞國際秩序。這一時期的特點在於，不僅是中國方面在推動，周邊各國同樣需要藉助中國的權威。元朝勢力的衰退對周邊各國的政治變動造成多大的影響暫且不提，只是如同受到元明革命的連動影響，周邊各國內部也相繼發生政權更迭。
在朝鮮半島，隨着高麗的衰弱，1392年朝鮮王朝興起並取而代之，永樂帝時期正式接受明朝冊封。同在1392年統一南北朝的日本，也在時隔九百年之後主動向明朝稱臣。在安南，胡氏從陳氏手中奪取了政權，永樂初期來華朝貢請求冊封，但由於其奪權即位而招致疑議，最後發展成爲明朝的武力介入，平定安南。謀求自身政權的正當化以及貿易往來，是這些國家來華朝貢請求冊封的主要目的。
14、15世紀時期，伴隨着東亞地區社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產生的倭寇肆虐、貿易圈的擴大等問題歷來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當然這也暗示着東亞一體化的趨勢與東亞各國政治層面的發展有密切有機的聯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日本加入冊封體制，它象徵着東亞在政治上的一體化。如果日本願意，東亞地區確實有接納它的共通基礎。
父子相同
實際上，鮮爲人知的是，永樂帝的父親太祖朱元璋也是忽必烈的信奉者。每當有事，他都會言及忽必烈在位時“四夷朝貢”的盛世，公正地評價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四海內外莫不臣服”這句話最能代表他言及忽必烈時的深思與嚮往。考慮到北元勢力，他不能直接讚美忽必烈，但可以肯定他經常在心中欣賞忽必烈。對於曾經身爲元朝人的朱元璋來說，忽必烈就是近在咫尺的存在，這是超出我們想象的。
元世祖忽必烈
但大明開國不久，他身爲皇帝只能致力於穩固政權基礎，不可能像忽必烈那樣開疆拓土。對他而言，建立起大明爲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就已經足夠了，不必要的對外征伐只能是浪費民力和財力。他在《皇明祖訓》中規定大明爲“不徵之國”，嚴禁隨便使用武力，這也正是他的政治體制的表現。他懷抱着對“忽必烈盛世”的憧憬，卻始終沒能成爲忽必烈。
永樂帝展開了與朱元璋完全不同的積極的外交策略，他在位期間，明朝疆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雖然對蒙古及安南訴諸武力，但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周邊各國來華朝貢的數量遠遠超過了洪武時期。在東北地區黑龍江(阿穆爾河)下游流域設置奴兒干都司，將滿洲完全置於明朝管轄之下。以對西藏的分割統治爲開端，和西方的交流也日益頻繁。洪武時期在西南地區雲南等地實行的“土司制度”此時更加完善了。
據說，永樂帝積極的外交策略，與他青年時在北平的生活有很大的關係。北平是元朝的故都元大都，是衆多民族雜居的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國際性大都市。它與完全是漢人居住的南京相比，具有一種特殊的文化氛圍。在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永樂帝自然而然想去外面開闊眼界，這與他個人雄才大略、氣宇軒昂的性格相輔相成，正是這種開放的性格決定了他在外交上的積極進取。
的確會有這方面的因素吧，可以想象北平的國際化氛圍對他的思想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建設元大都的忽必烈也肯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儘管如此，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他即位的非法性吧。
如前所述，永樂帝即位之時，就以太祖朱元璋的繼任者自居。但若他僅滿足於太祖的繼承者，就無法洗刷篡位者的污名。若想使“王朝內革命(即篡位)”合法化，創造出新的皇統，就必須開創一個任何人都要認可的“盛世”，那是對太祖政治的繼承，更是一種超越。
那麼，怎樣做才能超越太祖，獲得衆人的認可呢?那當然是實現太祖時代從未有過的“四夷朝貢”的盛世，塑造出一個真天子的形象。這種情況下，永樂帝應該效仿的不是唐太宗，必定是元世祖忽必烈。
開創新中華
忽必烈君臨橫跨歐亞大陸的“天下”，統治着中華帝國曆史上最大的疆域。永樂帝以忽必烈再世自居，想要接近並超越忽必烈，以此爲自己正名。
忽必烈是否將成爲中華世界的天子作爲目標，這裏暫不討論。依據中國式理論即華夷秩序的觀念，四夷朝貢的“忽必烈盛世”被賦予特殊意義，忽必烈被推上“真天子”的神壇。太祖朱元璋也是因此推崇忽必烈，而在這一點上，永樂帝和朱元璋的出發點沒有區別，都是遵循傳統的華夷秩序。
永樂帝熱衷於建立華夷秩序，而太祖朱元璋更重視內政。因此，可以說，永樂帝既是太祖朱元璋的繼承者，同時，又是元朝或者說忽必烈的後繼者。他超越了朱元璋，開創了一個新的中華。永樂帝去世後，被賦予了與“太祖”同等尊貴的“成祖”的廟號，從他的成就來看，並不是沒有原因的。永樂帝即位之後，再度上演了一出堪比元明革命的大戲。
擴大的中華
鄭和的南海之行在永樂帝積極推進的各項外交政策中，大放異彩的當數由宦官鄭和擔任總司令官的南海遠征。從規模程度來看，真正空前絕後的是從永樂三年(1405年)開始到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九年間的七次遠征海外。最後的第七次遠征時，已經是永樂帝的孫子宣德帝在位時期，所以，永樂年間的海外遠征只有六次。
描繪鄭和下西洋場景的畫作(約作於1558年)
鄭和率領着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艦隊遠征海外。例如，第一次遠征時，隨行的士兵就有二萬七千八百餘名，艦隊中大的戰船就有六十二艘，還包括很多小船。據統計，被稱爲“寶船”的最大戰船全長約一百五十米，船寬約六十米。確切數字可能或有出入，但可以想象到“寶船”是相當規模的大戰船。只有這種規模的大航海才足以載入史冊吧。
他們不僅數次訪問東南亞諸國，而且每次大航海都延長航線，到達過印度洋、波斯灣、紅海沿岸諸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途經訪問的國家多達三十幾個，每次航海歸來，都帶着出訪國的使節回國。鄭和七次大航海雖被稱爲“南海遠征”(中國稱爲“鄭和下西洋”)，但並不是武力征伐，而是以建立和平友好的國際關係爲目的的訪問。
這種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航海集中在15世紀初葉，之後爲何突然中斷了呢?圍繞着這個疑問展開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研究的熱點，各種猜測、解釋始終不斷。有人說鄭和下西洋是爲了尋找逃亡南方的建文帝，有人說是爲了清剿元末羣雄張士誠部殘餘，有人說是爲了開拓海外市場，還有人說是爲了揚國威於海外……各種說法不一而足。
諸多說法之中，現在學界普遍認可的觀點是，鄭和的航海行爲總的來說是爲了海外貿易的擴大與發展。
太祖朱元璋建立了“海禁-朝貢”的二元體制，永樂時期則完全禁止了民間自由貿易。這種情況下，明朝要穩定地獲得所需物資，唯一的途徑就是加強朝貢貿易。尤其是明朝上流社會奢侈之風盛行，海外奢侈品的需求量日益加大，因此，對海外貿易的期望也隨之逐年提高。可以說，在這種國內背景下，鄭和的遠征當然就是以促進海外貿易爲目的的海外揚威。
貿易爲次
但是，鄭和遠征海外的目的果真如此嗎?況且，他的航海不止一次，而是連續七次遠航。且不說七次遠征能獲得多少利益，遠征所耗費的財力、物資之巨遠超所得，這也是非常明顯的。若以獲取海外物產及經濟利益爲目的，可以通過很多種渠道獲得，完全不必特意採用這種複雜的方式。
說起來，永樂時代的對外貿易往往被永樂帝的積極外交所掩蓋而產生諸多被誤解之處。比如永樂帝放寬海禁、獎勵國際貿易以及免除朝貢貿易中附帶物資的關稅等，容易讓人認爲永樂帝重視對外貿易。如果把朝貢國數量的增加也理解爲永樂帝重視對外貿易的結果，這些想法就大錯特錯了。
永樂時期的海禁-朝貢體制與洪武時代相比沒有任何變化，只是相比於經濟層面更加重視政治層面，永樂帝幾乎完全無視朝貢貿易帶來的利潤。我們從永樂帝的話中可以斷定，他的終極理想就是用儒家禮儀秩序規範“四夷”，確立以明朝爲中心的東亞國際政治秩序，並將其永遠維持下去。
帝王居中，撫馭萬方，當如天地之大，無不覆載。遠人來歸者，悉撫綏之，俾各遂所欲。(《太宗實錄》永樂元年十月辛亥)
可以看出，永樂帝時刻夢想着“四夷朝貢的盛世”。爲了獎勵朝貢，即使朝貢使節稍稍違反禁令也不予追究。對永樂帝而言，貿易是次要的，而“朝貢”的形式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大明華夷秩序的完成
洪武時期以來建立的以明朝爲中心的華夷秩序的框架，經過永樂帝的完善最終得以完成。在華夷秩序中，以永樂帝爲中心，中華與夷狄各居其位。15世紀初葉的東亞政治格局就像“五服圖”所展現出來的一樣。
“五服圖”的構圖中，中央是天子及其臣下(內臣)統治的地域，外側周邊是諸侯的領地，最外側則是夷狄居住的蠻荒之地。理論上，永樂時期的周邊諸國、諸民族被納入以永樂帝爲中心構成的環繞着他的同心圓形狀的華夷秩序中。
“五服圖”中，最接近中央的部分是國土之內被編入羈縻衛所及土司制度的諸民族。他們居住的“滿洲”“哈密”“西南地區”原本都是“蠻夷”之地。當這些地區成爲中華領域之後，他們也就被當成中華子民在這裏居住。
既爲中華子民，明朝就以“內臣”的標準對待他們。他們的首領更迭或王位繼承必須獲得明朝的認可，一旦明朝發生戰事，他們就有義務出兵助戰。此外，還必須定期朝貢，履行“朝貢貿易”。總之，他們相當於內臣，卻又不是內臣，恰恰處於內臣與外臣(冊封國)之間的位置。
“五服圖”中，他們的外側是接受明朝冊封的“外臣”，是與中國皇帝之間結爲君臣關係的“冊封國”。冊封國有義務向中國皇帝朝貢，並專門設定了朝貢的“貢期”“貢道”。
關於貢期，具體而言，比如規定日本是“十年一貢”、琉球是“二年一貢”、東南亞諸國“三年一貢”等。冊封國未必能夠嚴格遵守貢期，但必須要定期地按照規定的貢道進京朝貢。
永樂元年(1403年)明朝恢復了寧波、泉州、廣州三地市舶司，作爲接待朝貢國使節的窗口。海外諸國在其中一個港口的市舶司辦理登陸手續，然後按照規定的貢道進京。例如，規定日本使者要在寧波市舶司辦理登陸手續，琉球使節由泉州市舶司(後改爲福州市舶司)負責、東南亞及南海諸國朝貢使則歸廣州市舶司管理。曾經作爲民間貿易管理機關的市舶司，在明朝海禁-朝貢體制的運營中改變了職能。
以對中國物資的需求爲籌碼
最根本的差異就是明朝實施的海禁政策。
大唐世界帝國的崩潰導致了東亞國際政治秩序瞬間瓦解，但周邊諸國之間依然保持着經濟貿易上的聯繫。宋元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周邊諸國的經濟成長相輔相成，在東亞地域形成了一個非常密切的貿易圈。雖然元代的經濟貿易處於國家的控制之下，但民間的海外貿易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盛況。
但是，國家間在缺乏有序政治框架的情況下，區域經濟的發展在元朝末期的東亞海域內出現了混亂。元末東亞各國商業化的發展中伴生的倭寇、海寇、海賊等，在朝鮮半島至中國沿海一帶肆虐。加之東亞各國內部的政治混亂，也使得他們的活動更加猖獗。不論是元朝還是周邊諸國都已經不再擁有足以剿滅他們的力量了。
因此，明朝成立伊始就面臨着兩大課題，即重建唐亡以後崩潰的東亞國際政治秩序以及恢復東亞國際貿易市場的經濟秩序。
明朝憑藉其強大的國家實力，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成功解決了這兩大課題。這就是從洪武時期至永樂時期建立並完善的海禁-朝貢體制。
這個體制的特徵就是把周邊諸國對中國物資的需求作爲籌碼，將以明朝爲中心的華夷秩序推廣遍及東亞全域。若周邊諸國想要與中國進行商貿往來，就必須要置身於明朝制定的華夷秩序框架中，受其規範。明朝禁止民間的海外交流，而將其限定在國家間的朝貢貿易當中，旨在與周邊諸國之間建立起國際性的政治經濟秩序。而擁有這種實力的就是新興的大明王朝。
超越忽必烈——
中華“世界體系”的建立
14、15世紀東亞世界的經濟發展達到了唐代所無法比擬的高度。在這一過程中，明朝憑藉政治權力控制經濟發展的模式，實施了全面的海禁，同時，建立起強制性的國際政治統治秩序。前面多次談到了，明朝專制國家的出現以及東亞諸國甘願臣服於明朝統治的對中國經濟的依存現狀，是東亞國際秩序得以建立的背景。
不用說，永樂帝的積極外交促進了東亞國際秩序的進一步完善。他想要將所有的周邊諸國都納入體制當中。明朝頒發“堪合”的國家達到十五個，說明即便是需要服從明朝的統治，以此謀求貿易利益的國家也依然很多。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日本，不管足利義滿最初的想法如何，但明朝時期的中日關係的確是通過“堪合貿易”不斷髮展。
永樂時期在東亞世界建立起一個以明朝爲中心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高效有機的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中華與夷狄的關係被秩序化，並以朝貢貿易的利潤爲媒介維持着華夷秩序的穩定。正是憑藉着中華的絕對政治經濟實力，構想了一箇中華獨尊的開放性的統治世界。由此，我們也可以把永樂時期的東亞國際秩序稱爲中華“世界體系”。
永樂帝對於自己建立起來的新世界秩序是否感到滿足，我們無法知曉。但至少可以肯定，日本接受明朝的冊封成爲外臣，對“永樂盛世”而言，絕對是錦上添花。
對永樂帝而言，他在完全不使用武力的情況下達成了日本的屬國化，實現了忽必烈無法完成的奢望，意義重大。當時永樂帝一定很自豪自己超越了忽必烈。明朝華夷秩序的完成不僅寄託着永樂帝的自信和矜持，更是他的苦心經營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