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宋夏之戰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宋夏之戰，北宋失敗的原因，小編認爲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方面，將帥無能累死三軍。我們通過試析領導這三次戰役的地方軍事統帥來看，範雍、夏竦、韓琦等人都有一個雷同的弊端，那就是文官帶兵。
人盡皆知，自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宋朝之後，就奉行"重文抑武"的國策，間接顛覆了戰亂紛爭時期以武爲主的用人綱領。史曰：
"儒臣委西路，不能身當行陣，爲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乃其職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可以說，特別是範雍、夏竦二人簡直就是"尸位素餐"志大才疏。
範雍在延州，屢貪小利，賊遂激怒其衆，執以爲辭。《續資治通鑑長編》
我們暫且不論範雍因爲貪圖小利而製造邊境事端的出發點是爲了什麼，單就這個問題而言，元昊則是有理有據，從而佔據了話語權，也爲西夏興兵侵擾北宋有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藉口。所以說，範雍就是一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庸才。
那麼，作爲三川口之戰的最高統帥範雍對宋軍戰場失利又要負有哪些責任呢?
其責之一、時任延州知州、環慶安撫使的範雍作爲一方統帥，卻是一個膽小如鼠、只知道自保的一個"不舞之鶴"之輩。因此負有病態固執、領導不力，一意孤行、指揮不當之責。
其責之二、由於範雍的軍事部署毫無章法可言，又加上其錯誤的戰術，間接地導致了一連串的軍事失誤，也直接加快了北宋邊境駐軍的慘敗。因此負有決策不明、行爲導向雜亂和執行不力之責。
其責之三、由於範雍的誤判，讓元昊的詐降諸蕃族順利的進入了金明寨。當時，李士彬建議其將這些西夏投降部落族民悉數遷至南疆，而範雍獨斷專行致使這些人留在了邊境各寨，留下了一顆顆定時炸彈，爲李元昊順利攻克金明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負有遇事不查、獨裁專斷、督查不力之責。
其責之四、範雍在調遣劉平、石元孫等將馳援延州的決策上發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援軍奔襲土門，卻在範雍的錯誤指揮下，捨近求遠奔赴至保安，結果導致這支部隊鑽進了西夏軍的口袋，讓元昊玩了一場請君入甕的遊戲。因此負有情況不明、決策失誤，主觀臆斷、朝令夕改之責。
宋朝100萬禁軍"防禦"10萬蕃兵，優勢如此明顯，爲何一敗塗地?
說完範雍，我們反觀夏竦。乃是一個平庸懦弱之輩，更還是一位貪慕美色和及時享樂主義者。
"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遺敕臨督，始陳十策。嘗去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皇宋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真可謂"手下將士在戰場上與夏軍打得是慘無天日，生死未知，而夏竦躲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裏優哉遊哉，逍遙自在地縱情女色。
作爲一方統帥，時任涇原、秦風路安撫使的夏竦來說，面對諸戰如此慘烈的戰事，竟然爲了自保而不施援助之力，由此可見其是一位膽小懦弱之輩。還有縱觀以往來看，夏辣更是一個無勇無謀、缺乏主見和魄力之人。
我們還可以從前沿陣地上，看那些"摧鋒陷陣"的將領，諸將雖是"金刀鐵馬、久經沙場"，但同樣也是一些戰功平庸，沒有啥大能力的"志大才疏"之輩。
例如：參加三川口之戰的宋將劉平則是個英雄主義者，雖"膽大心雄"卻心無謀略。古往今來，任何一場戰爭拼的是智謀而不是看誰的膽子大。
"元昊寇延安，劉平、石元孫敗沒，鈐轄黃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宋史》
而指揮好水川一戰的宋將任福"論其將帥之智，與士卒相雷同"。
究其失敗的原因，無非有二。
一是任福過於自大，注重現實利益，中了元昊誘敵之計就是一個明顯的證明。
二是違背大將韓琦既定的軍事戰術部署，擅自變更作戰計劃，從而直接導致了好水川之戰的失敗。再多說一點，作爲任福的直接領導韓琦在戰略上也犯了兵家大忌"輕敵"的絕對性錯誤。
"方元昊傾國入寇，而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既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續通志》
我們反過來再看指揮宋軍激戰定川寨的大將葛懷敏，則更是一位"軟弱無能，奸僞狡猾"之輩。葛懷敏戰敗的原因，似乎是一目瞭然。
一是，源自其戰場指揮失誤所致;
二是，源自於各路馳援之軍未能及時伸出援手所致;
三是，其不聽部將的良言，也是導致戰敗的元素之一。
"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於定川寨，曹英、李知和、趙、王保、王文、劉賀、李嶽、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楊遵、姚奭、董謙、唐斌、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於賊。"《宋史全文資治通鑑》
縱觀北宋三次軍事失利，武將因素佔據了主導地位。發生這種情況的原因：
一是在宋朝"重文抑武"的影響下，各別武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自保思想在作怪;
二是由於參與宋夏之戰的北宋軍事指揮者大多屬於是"空洞淺薄"之徒，因而爆發戰爭時失敗也就是一種必然之事。
"朝廷用空疏闒茸者爲偏裨，以遊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宋史列傳》
第二方面，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除了這種將兵分離，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因素之外。北宋軍隊日常嚴重缺乏操練，搏殺技能逐漸生疏。以未經"訓練服習"之衆，對訓練有素、鬥志旺盛的西夏精兵，其屢戰屢敗，是不言而喻的。
"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將之威惠，以是數至敗衄。"《續資治通鑑長編》
衆所周知，宋朝自建國之初就實行"更戍法"。因而宋朝禁軍的駐守地點，每隔幾年更換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其目的是爲了防止將領與兵士相結合、軍隊與地方勢力相結合這也是直接導致宋軍失敗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 《宋史紀事本末》
第三方面，戰略戰術錯誤，互不馳援。北宋陝西地區防禦西夏的邊境線延長上，以東始於麟府，向西縱深至秦隴之境，邊防總長約2000餘里，劃分爲五路統轄，共有防禦州軍20餘支武裝力量，邊防堡寨200餘處，這些關卡要塞每一處都需要有駐軍駐紮防禦。
所以說，北宋防備西夏入侵的戰備防線過長，而需要據守的鎮寨據點繁多，因而兵力過於分散，防禦勢力就會被削弱，而處於被動捱揍的局面。
同時，由於部分將領在戰略上，防禦思想較爲消極、所以一直處於被動挨打的不利因素，而在戰術上又經常犯輕敵冒進之舉。
正如史籍所言：
"兵謀戰法，素不知曉"。《續資治通鑑長編》
而韓琦、范仲淹在宋夏戰爭之後，闡述宋軍戰場失利時言道：
"陝西四路，自來只爲城寨太多，分卻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今涇原、秦鳳兩路，若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兼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多不過五六千人至一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先爲賊厄其來路，必應援不及。"《續資治通鑑長編》
這段史籍，首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說明了北宋援軍行動遲緩，也是其軍事失敗重要原因之一。
我們通過這段史籍所論述之言發現，其可謂是分析精準，一下子就捉住了問題的關鍵之要害。在元昊侵兵來犯，生死攸關之時，諸路守將卻是一再延誤戰機，相互之間增援不利，救援行動遲緩，也是導致北宋站場失敗的一個重要元素。
因而，直接導致了宋夏戰爭中北宋軍事的挫敗，這種局面讓我們在側面看到了宋朝統治集團軍政制度的朽敗。
"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閱史郄視》
第四方面，軍事情報刺探不利。在宋夏戰爭中，北宋的軍事偵察非常不得力，所獲得的西夏軍事諜報少之又少且又不確切。因而，宋將對西夏的軍事部署情況是"茫然不解"，換句話說就是知道的少之又少。
北宋決策層在沒有了情報支持的情況下，宋朝各路大軍等於是"厝火積薪"，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因此這種盲目作戰的後果是可想而知的。
還有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場戰役中，宋軍將領之所以"好大喜功、急躁冒進"，核心問題還是在於個人意識上的不足和宋朝軍事制度上的缺陷所引發的。但主要因素還是和帶兵之將對西夏大軍戰略部署的情況一無所知而引發了屢次失利。
如果我們再從宋夏陝西戰爭每一次的戰役得失利弊去分析北宋軍事失利的原因，或許就不難發現北宋軍事失利的具體原因。
例如：定川寨之戰，我們從宋朝軍事部署來看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失誤。北宋狀元、陜西體量安撫使、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曾言道：
"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奔五穀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移養馬域，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續資治通鑑長編》
這段史籍則說明，北宋定川軍事之所以屢次失誤，顯然是與北宋帶兵之將葛懷敏的"好大喜功，貿然冒進"有着直接的關聯，但其更爲直接的問題是由於葛懷敏不知兵事所釀造的。
第五，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這是將領不肯立功用命、導致戰鬥力削弱的一個重要因素。北宋文學家、時任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其所著的《文忠集》中是這樣闡述的：
"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罷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歐陽文忠集》
綜上所述：宋夏戰爭爆發初期階段，北宋統治政權對元昊尤爲漠視所致。後因，在宋夏戰爭中針對戰場所籌劃的一系列戰略戰術決策出現了嚴重的偏差，最後導致戰場全面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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