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秦國統一事業的順利進行，秦國對法家思想也越來越推崇，歷代統治者無不認爲是法家成就了秦國，創造了秦軍的榮耀。但到了莊襄王時期，卻有一個人看到了法家思想的缺陷並試圖糾正，這個人就是呂不韋。呂不韋組織大量門客編修《呂氏春秋》，希望能將此書獻給嬴政，作爲嬴政執政後的指導思想，讓他帶領秦國走出極端的狀態，讓秦國成爲一個兼收幷蓄的思想熔爐。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顯然，呂不韋失敗了，他沒能阻止秦國繼續走向極端。一方面是因爲法家思想在秦國根深蒂固，影響深遠;另一方面，呂不韋在秦統治集團內鬥中失敗，嬴政因人廢政，自然也就沒能採用呂不韋的主張。
始皇的統一大業完成後，大量的珍寶、美女和各種享樂的物品被送到了咸陽，供始皇享用，但同時，始皇也沒忘記網羅人才爲自己的政權服務。他“悉召文學方士甚重”。這些人都是當時社會各個領域的精英，初入秦朝時，他們也是受到了百般禮遇，始皇經常讓他們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他們也樂意積極謀劃。
例如，在制定秦王朝的禮儀制度時，始皇就是“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最終確立了秦朝的禮儀制度。始皇封禪等措施，也都有很強的儒家色彩，都是他聽了儒生的建議後實行的，儒家的大一統觀念、禮教規範、忠君等觀念也都被始皇吸收採納，並將其刻入巡行碑文中。
從以上論述看，始皇對儒家思想的運用主要集中在實用方面，對儒生也主要是用他們的知識而非他們的思想，對儒家的核心思想並未採用。在秦朝的朝野中，法家思想還是主流，墨家的部分思想只是起到了強化法家思想的作用，縱橫家急功近利的思想也沒能給秦朝帶來有益的影響。在呂不韋的嘗試失敗後，秦國失去了第一次轉型的機會。
後來，始皇與李斯發現，不少儒生用他們的思想學說議論秦朝的大政方針，並用各自的學說指出法家思想的不利之處。秦國是靠法家強盛起來的，他們很難對這種引導秦國走到現在的思想產生懷疑，而李斯本身是法家，更是法家思想的堅定信仰者。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非議法家思想的人自然會遭到打擊。於是“焚書坑儒”發生了，“以法爲教”的政策也就出臺了。始皇靠着這種殘暴的手段迫使天下人認同法家思想，這就使秦朝再次失去了轉型的機會，斷絕了秦朝走向長治久安的希望。
“以法爲教”規定人們學習的東西只能是各種法令，這就大大減少了教育的內容。人們要想學習，就必須找那些懂法的人去拜師，因此，與“以法爲教”政策相匹配的“以吏爲師”政策就誕生了。這一政策規定：傳授法令這種光榮的任務只能由各級官吏去完成。
但事實上，“以吏爲師”並不是李斯創造的。早在西周時期，由於嚴密的等級制度和落後的信息傳遞手段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典章、文物等各類教育用具都藏於官府，“民間無書無器，學術專爲官有，教育非官莫屬，非官莫能”。這就是所謂的學在官府，實際上也就是以吏爲師。但歷史發展到戰國時期，生產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信息交流變得相對容易起來，於是出現了官學衰落、私學興起、百家爭鳴的局面。
教育開始打破“以吏爲師”的侷限，慢慢發展起來。到秦朝時，李斯爲了保衛他所信仰的法家思想，爲了助始皇加強統一，壓制人們的思想，不惜違背歷史發展的潮流，在秦朝又搬出了倒行逆施的“以吏爲師”制度。
“以法爲教，以吏爲師”政策的推行，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氛圍，也開啓了政府實行文化專制的惡劣風氣。此後的兩千多年，中國的思想文化發展大多處於政治勢力的監控之下，嚴重阻礙了中國思想文化的繼續前行。而秦朝也在施行這一政策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由於始皇“唯法獨尊”，其他各派都對秦王朝的政策三箴其口，這就使秦朝的統治思想只能是法家思想，失去了選擇的餘地，也失去了糾正錯誤政策的機會。同時，這項政策觸犯了太多非法家知識分子的利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對秦王朝或抱怨、或反對。這樣，秦王朝就失去了一大批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的支持，只能靠武力和峻法來維護其統治。這樣的統治怎能長久?但顯然始皇和秦二世都沒能意識到這一點，只能帶領秦王朝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直至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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