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養兵百萬卻不費百姓一粒米明朝軍隊戰鬥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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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編就給大家帶來明朝軍隊的文章，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

從大明開國到土木堡之變

要了解明朝明政府軍的戰鬥力，就得先大致知道明軍的構成以及其演變過程。明政府軍一開始實行衛所制。官兵戰時出征，平時則屯田搞生產，朱元璋爲此還得意地聲稱“朕養兵百萬而不需耗費民間一顆糧食”。

(影視劇作中的朱元璋)

朱的這種說法雖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初期軍事結構的特點，但無疑是存在極大理想化色彩的。就在朱元璋當政時期，不少內地的衛所官兵便因糧餉被剋扣與長官的壓榨而出現了逃亡現象。同時，這種現象也並不因朱棣發動“靖難之役”而有所減緩，而是愈演愈烈。在明英宗登基後不久，當時的京城守備部隊中便已混雜了不少濫竽充數的地痞無賴和軍政官員的親屬，這無疑大大降低了軍隊的戰鬥力。所以在後來的土木堡之戰中，明軍在瓦剌騎兵的衝擊下，無論是在組織撤退還是就地防禦上都顯得極爲遲滯與破綻百出，而這也成爲了明英宗被俘的一大重要原因。

(“土木堡之變”)

在這場戰鬥中，瓦剌雖一度擊潰了明軍的出塞主力，可也僅限於擊潰。在戰鬥中，瓦剌軍因忙於搶奪財物而減慢了對明軍的追擊，使得明軍一部分人馬仍得以安全撤回京師。所以瓦剌軍在戰術方面也不是沒有弱點的，而這種弱點，也在後來制約了其優勢的進一步發揮。

更爲重要的是，土木堡之變中遭遇重創的明軍大部分爲京師的衛戍部隊，而在京師之外，明帝國還擁有大量的生力軍可以及時調動。於是，在於謙所領導的北京保衛戰中，不僅有不少明軍的神機營將士用手中的火器齊射，給進犯的瓦剌軍造成了極大的震動;同時也有部分明軍在城外的野戰中多次擊敗大股的瓦剌騎兵。因此，單從軍事方面來看，一些文章中所認爲的“土木堡之變爲明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是有待進一步商榷的。

(北京保衛戰中的一幕)

明中期的危機與挑戰

不過，京師地區在於謙等的努力下雖得到了保全，且此戰中也涌現出了不少軍事奇才。可是隨着瓦剌的衰落與蒙古其他部族的崛起，明帝國的邊防又面臨着嚴峻的挑戰。據明人筆記所載，蒙古人在嘉靖年間進行劫掠時極爲囂張，京師周邊地區火光連成了片，甚至連京城內都可聽到蒙古人劫掠的聲音。而明廷雖在京師附近屯駐了十多萬“精銳之師”，可是在實際應對敵人的挑釁時，卻畏首畏尾，停滯不前，直至其燒殺劫掠一空後揚長而去。雖然此時期雙方並未有大規模的交戰，可是從明軍在應對突發狀況的組織與調度方面來看，顯然是難以令人滿意的。

(影視劇作中的嘉靖皇帝)

在南方地區，明軍的表現同樣顯得差強人意。此一時期，不少日本武士浪人在國內的爭雄中遭遇失敗後，苦於生計所迫而把目光拋向了東亞大陸。

(15、16世紀的“日本羣雄爭霸時代”)

恰在這時候，中國沿海恰又存在着大量的無業遊民組成的形形色色的海盜集團。於是在共同利益的驅使下，雙方一拍即合，隨即再一次掀起了對東南沿海地區的劫掠與破壞的狂潮。在他們肆意行兇的過程中，明地方軍因久居內地、疏於訓練、員額不齊等原因而遭遇了一次又一次失敗，甚至在後來還發生了幾十名日本浪人由沿海登岸且一路殺奔到南京城下才被殲滅的事件。明帝國在南方地區駐屯軍之戰鬥力可見一斑了。

不過，也正是爲了應對這批不速之客的威脅，纔有了後來戚繼光等年輕將領解散舊軍隊重新進行徵兵並加以訓練的事情。戚繼光等在編練軍隊中，注重官兵的素質(加強紀律整肅)而儘量避免數量的堆積;戚等除親自將自己的作戰經驗編成教材加以教導外，還根據江南地區破碎而多水道的地形特點，設計了多兵種協同作戰(即“鴛鴦陣”)的新陣法。戚等的努力也在不久後的對敵作戰中收到了極佳的效果。沿海的倭患也因此而得以平息。

(“戚家軍”大破倭寇圖)

在戚的軍旅生涯中，戚不僅將自己的治軍方法編撰成書，還在張居正等支持下推廣到了北方的邊軍當中，明軍戰鬥力也因此又攀升至一個高峯，並後來發生在明朝萬曆年間的“援朝戰爭”與對寧夏和播州叛亂的剿撫中作用頗大。因此明軍戰鬥力也可算是經歷了一個由“波峯到波谷、並又回升至波峯”的過程。

(明軍出征朝鮮半島)

明末的明軍真的不堪一擊嗎?

可是在16、17世紀之交，明朝這樣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在連年的自然災害衝擊下，經濟形勢急轉直下，而官府的苛捐雜稅更讓本已不利的局勢雪上加霜，歷史上著名的明末農民大起義也因此而起，並伴隨至明帝國的覆亡。

農民起來反抗，明政府軍自然是要施以鎮壓的，可是明帝國軍隊的敵人遠不止這麼多。在遼東地區，由女真人等建立的後金政權也給明帝國的邊防敲響了警鐘，明軍曾試圖出塞對其加以攻伐。可是在組織調度的混亂與配合不力等因素的影響下遭遇了慘重的失敗(從此對後金以防禦爲主)。

更糟糕的是，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領袖雖在同官軍作戰中遭遇了失敗，可由於明帝國官僚未切實地解決農民們的溫飽問題，使得李自成總可以在失敗之後重新得到補充。明帝國的軍隊縱使有三頭六臂，但疲憊之態也已顯露了。

(連環畫作中的“闖王”李自成)

需要提及的是，即使是在這樣的危機下，明軍的戰鬥力仍是不可小覷的。例如明將左良玉與洪承疇等曾在潼關重創李自成部(另一農民軍將領張獻忠此時也假意投降了明軍，但其主力尚存)，使其僅有十八騎逃出。在遼東，像毛文龍這樣的將領雖專橫跋扈，可打起仗來仍讓後金軍佔不到任何便宜。所以大量富於指揮經驗的高級將領的存在，也成爲了明末政府軍得以苟延殘喘的關鍵。

但是不幸的是，急於求成而對局勢缺乏判斷的崇禎帝根本管不了這麼多，在看到陝西局勢轉危爲安後，崇禎不是“宜將剩勇追窮寇”，反而將洪承疇等又由陝西戰場抽出擺到了同後金軍作戰的第一線。結果在皇太極的誘敵深入之策的施展下，洪承疇這根明帝國最後的救命稻草也隨之灰飛煙滅，崇禎“拆了東牆補西牆”的小聰明終究還是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影視劇作中的“大順軍”攻進北京的畫

當然了，除了崇禎帝自己的作用外，明廷內部的“黨爭”以及宦官專權同樣對前線的形勢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早在後金初取得薩爾滸之戰(殲滅大量明軍)的勝利時，明廷不少有識之士便主張改變過去輕言出戰的戰略，轉而採取鞏固自己在遼東的防禦系統(依託城池進行防禦而避免野戰)以應對後金的威脅。可是在實際派出的領導班子中，“將相不和”的窘況卻屢有發生。

例如熊廷弼雖主張以防守爲主，且安排佈置頗爲到位，可是他卻同自己的搭檔、遼東巡撫王化貞頻頻發生爭執，後人多認爲王化貞有魏忠賢撐腰，所以熊廷弼自然要起來抗爭。但是從熊的作爲來看，他在發現王化貞孤軍深入而不及時加以勸阻，以至於後來損兵折將。難道熊就不該負有一定的責任嗎?上樑不正下樑歪，縱使明帝國在遼東擁兵百萬，也是於事無補的，所以過分苛責明末時期明軍的戰鬥力低下也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