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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太祖朱元璋一生“鐵腕治國”的各類成就裏，以他的原話說，這“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軍事豪言”，確是十分出名的一條。
那這“軍事豪言”，是不是朱元璋吹牛?就得看看明初有多少兵：明朝衛所制度下，朱元璋在位時(洪武年間)就有近一百五十萬軍隊。支撐這“百萬大軍”日常物資糧餉的，正是遍佈各地的“軍屯”耕地。以明朝軍事制度，每家“軍戶”可以從“軍屯”裏“受田五十畝”，且國家劃撥耕牛農具，每處衛所軍隊“二分守城，八分屯種”，邊境要地則是“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保家衛國的同時也要完糧納稅，即“子粒糧”。
在如此奇特製度下，明朝衛所賬面上的軍隊數量，到永樂年間時已突破了二百五十萬人，弘治年間更達到“官軍原額二百七十餘萬”。這麼多兵，軍屯真養得起?
其實，明初的日常軍費開支，還來自“諸省供餉”“開中法”“贖納”等途徑，比如明初的山東省，就要長期供應北平(北京)遼東的軍糧，河南負擔起了山西。但“軍屯”確實佔了“大頭”。僅是明朝永樂元年(1403)這一年，明朝的軍屯“子粒糧”收入，就達到了2300萬石，相當於宋元時代每年糧食收入的近一倍。永樂年間的軍屯田畝數，更突破了8900萬畝。如此強大產值，正如永樂皇帝朱棣的感嘆：“百姓免得轉輸，軍士並無飢窘。”
所以說，雖然朱元璋“不費百姓一粒米”的豪言有些誇張，但這紅紅火火的明代軍屯，確實極大減輕了百姓負擔，更供應了兵強馬壯的百萬大明虎師，撐起了明初一系列輝煌軍事功業。
而且這“軍屯”的好些貢獻，更是超越歷史。由於明王朝在西北西南大地廣設軍屯，那些“皆給於官”的先進農具和農業技術，也就在各地廣泛傳播。比如明初還在刀耕火種的思南府(貴州思南)，在軍屯衛所的影響下，漸漸“務本力稼”。雲南的屯軍也把牛耕廣泛傳播。另外軍屯所及之處，明王朝更廣設“衛學”，從東北西北到貴州雲南等地都有“衛學”存在，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從此似種子一般播撒祖國邊疆各地。
這幾條成就，實事求是說，確實爲我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那麼問題來了，明朝擁有這麼“好處多多”的軍屯制度，怎麼到了風雨飄搖的明末崇禎年間，就成了一幅“軍餉發不出”的鬼樣子呢?特別是到了崇禎十七年(1644)，北京城破的前夜，緊急來“勤王”的唐通部，每個士兵竟只得了五錢銀子的賞金，氣得唐通一跺腳帶兵投了李自成。守衛北京的“三大營精銳”，由於長期“欠工資”，一個個都躺在城牆上看風景，幹看着李自成攻破北京城……
曾經“擁兵二百萬”且“不用老百姓花錢”的大明朝，怎麼就落到這步田地了?
首先一個原因，就是這“不用老百姓費錢”的軍屯制，那歷時百年的衰敗。
雖然到永樂年間時，明代的“軍屯”到達了高峯。但這個“好制度”，說到底還是建立在明初特殊經濟條件上。明初歷經數十年戰亂，到處“土地鮮少”“居民荒蕪”，就連曾無比繁華的揚州，都只剩了十八戶人家。這種人少地多的情景，建立“軍屯”當然也就容易。可到了明朝中後期，人口大量激增，土地兼併也愈演愈烈。“軍屯”也就遭到了破壞。
所以，早在永樂年間以後，明朝“軍屯”的“產值”，也就每況愈下。大量原本屬於“軍屯”的土地，都被各級武將乃至朝中權貴高官們巧立名目侵佔。耕種“軍屯”的“軍戶”們，也都淪爲了農奴。單是到了明朝正德年間時，明王朝賬面上的軍屯土地，就只剩下了1600萬畝，不到永樂年間的百分之十七。就這數字還“注水”。同時代兵部尚書馬文升就哀嘆說“屯田有名無實”，傳說中的土地，早就被分光了。
“軍屯”到了這個地步，別說給國家軍備“輸血”，就是“養兵”也難。明朝賬面上的“二百萬大軍”，逃跑也成了常態。比如廣西省，理論上該有十二萬駐軍，到了弘治年間時就剩了一萬八千人。江西南昌左衛旗軍，原本該有四千七百多人，到了弘治十六年操練時，竟只有141人。金華千戶衛該有一千二百精兵，到了嘉靖年間時，竟只剩了34人……
所以也就不難奇怪，爲什麼明朝嘉靖年間時，韃靼阿勒坦的騎兵，能夠一口氣打穿明朝北方防線，囂張殺到北京城下，而沿途“理論上”該有的明朝十幾萬邊軍，竟是紛紛躲貓貓。而東南五十三個倭寇，登陸後一路燒殺搶，竟能視沿海衛所如無物，一度逼近南京城——軍屯這根“血管”都斷血了，大明朝號稱“二百萬大軍”的國防，當然成了缺血的空架子。
不過在那個時候，明王朝的“家底”仍在，一批有識之士也絞盡腦汁，推動了募兵制的發展，憑藉明王朝強大的國力與正確的規劃，終於在嘉靖晚期至隆慶早期時，重建了強大的明朝陸海軍，且打贏了“三大徵”等大揚國威的戰爭。但爲什麼到了崇禎年間，這個“成功經驗”都不能複製了?因爲大明朝攤上的，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崇禎皇帝。
不容否認，明朝軍隊發展到崇禎年間，已經問題成堆，除了國家缺錢，軍隊的腐朽敗壞也加劇。將領吃空額也成風。以明末軍隊的“潛規則”，一萬人的軍餉，往往會被剋扣掉四千人。“沒錢發餉”還引發了一撥撥叛亂兵變，以至於官軍們“動以打糧爲名，劫商賈，搜居積”成了常態。但大明的軍備，並沒有爛到不可救藥的地步。
比如就是在崇禎年間，經略陝西的孫傳庭，在陝西一片殘破，且面臨戰事壓力的情況。手裏“鏰子沒有”的孫傳庭，就做足“軍屯”的文章，先火速查清楚陝西軍屯被侵佔的實情，然後恩威並施“談條件”。既承認軍屯被佔的事實，又迫使這些侵佔軍屯的豪門認慫，乖乖繳納賦稅。就是憑着這些錢糧，孫傳庭才組建了著名的“秦軍”，一度拳打高迎祥腳踢李自成，爲崇禎殺出“中興”希望。
另外還有盧象升周遇吉等人，也都在艱苦條件下因地制宜，利用明朝軍事制度的框架做足文章，在基本少花朝廷錢糧的情況下苦心打造強兵。盧象升的“屯田”“籌餉”經驗，還被崇禎大力推廣，一度積極“抄作業”的明朝各地邊軍，也一度戰鬥力滿血上漲。著名的明清“鬆錦之戰”上，集合九邊精銳的明軍，就一度硬槓八旗精銳，如果不是關鍵時刻崇禎帝瞎指揮，幾乎就能躺贏。
但最大的問題就在於此，大明在這個特殊年代，“攤上了”崇禎。拋開“瞎指揮”的問題不說，崇禎在晚明軍事建設環節，至少有兩個致命短板。
首先一個，以現代企業管理的話說，就是“執行耐力”問題。就以明朝京營來說，崇禎登基伊始，名臣李邦華受命整頓京營，一頓大刀闊斧後，京營戰鬥力有所提升，甚至還在京城保衛戰裏硬槓後金八旗。但李邦華也挨夠了罵，不久後就被崇禎解職，但這以後，號稱大明精銳的京營，戰鬥力直線下降。到了崇禎十五年時，京營的士兵已是“沿路無籍遊棍”扎堆，整個一個流氓軍團，對上李自成?當然一觸即潰。
而且看看孫傳庭、盧象升等人的遭遇，幾乎都是一個套路：都是一開始深受崇禎信任，然後在整軍過程裏遭到非議，本應一起扛的崇禎呢?卻是先躲貓貓再犯嘀咕，往往事情還沒辦好，就把幹活的人推出去頂缸。孫傳庭的壯烈殉國，盧象升的屈死鉅鹿，基本都是被崇禎的瞎指揮坑死。大明軍界遭到這麼的“逆淘汰”，就算是金山銀山，也得糟蹋了。
而第二個重要原因，就是崇禎“錢花不對地方”。
後人說起崇禎苦，常嘆息崇禎沒錢。但崇禎真的沒錢嗎?且不說他的“私人儲蓄”，就說每年的加派，就“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且不說這些錢通過層層疊加，給老百姓加了多少負擔。拿到這些錢的崇禎，倘若能把這些錢用好，打造強兵沒有問題，起碼不至於“發不出餉”。
可說來嘆息，人生最後幾年的崇禎，軍費都花在誰身上?都花到了王樸、左良玉之流身上。認真打仗的孫傳庭盧象升，由於得罪人多，常常遭非議，非議後就被崇禎百般猜忌。丁點軍費都要從牙縫裏摳。可喜歡戰場上收好處，遇到戰事就跑路的王樸，卻是屢受封賞。
更典型的是左良玉，此人打仗就知藏貓貓，不打仗時就知姦淫擄掠，可人家“關係網好”，和侯恂等“晚明文壇精英”更是“親生的朋友”。所以別看戰場上跑得快，卻總被崇禎各種“寵”，動不動就是“發內帑犒良玉營將士”。孫傳庭在陝西苦心籌餉時，盧象升率五千殘兵，與清軍數萬八旗誓師死戰時，從沒見崇禎這麼“大方”過。
而到了北京城破前夜，本該“盡忠”的左良玉，卻在武昌安心過着姦淫擄掠的“小日子”。崇禎的錢，算是打了水漂。
甚至，就是在北京城破時，一生以悲苦形象示人的崇禎，還上演了悲壯一幕：把身上僅存的二十多萬兩銀子分給宮裏太監們，盼着他們能同仇敵愾，給李自成一個難忘的教訓。不料這羣“奴才”們拿了錢後，各個鬧哄哄跑沒影——臨了，錢還沒花對地方。
崇禎“爲何沒錢發餉”的問題，看上去是個扛鍋的問題，但仔細看看，這鍋還要他自己扛。“扛鍋”的背後，是能力眼光的差距，對於後世的各行各業，何嘗不是個難忘的教訓。
參考資料：陳梧桐：《明史十講》、呂佳《孫傳庭經略陝西政策研究》、張鬆梅《明代軍隊餉銀供給演變探析》、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周凱：《論明末武將的崛起：以左良玉軍事集團爲中心》。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樊樹志《重寫晚明史》、趙豔霞《明代軍屯及其私有化》、馬自樹《明代軍隊衰弱的內在因素》、曾磊《淺析明朝崇禎時期的京營》、苗棣《大明亡國史：崇禎皇帝傳》、範中義《中國海防史》。張秀《明崇禎時期自然災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