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故事大家真的瞭解嗎?今天小編給你們帶來全新的解讀~
任何時代，改革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尤其在中國的封建時代，改革往往就是對現有利益階級揮起屠刀。這時候，動作越大，反彈也越強烈。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歷史中，能夠進行深入改革的人，下場都不太好。
張居正，死後被撤銷了所有的官爵和封號，家產被查抄，甚至被萬曆掘墳鞭屍，所有的改革都被廢止。
王安石，神宗去世後新法盡廢，因爲改革而“親友盡成政敵，傍怨集於一身”，最後鬱鬱而終。
商鞅，結局不用多說，被五馬分屍，舉國拍手稱讚;但有趣的是，商鞅雖死，其政仍在執行，並且由於商鞅之政，才能使秦滅六國而一統天下。
既然其政能得以執行，爲什麼史書中對商鞅的評價都如此苛刻?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這是太史公對商鞅的評價。
我們可以看到，太史公認爲商鞅：其一刻薄浮誇;其二寵魅太監而得勢;其三濫用刑法，手段欺詐，少恩。爲什麼司馬遷會用如此苛責的話語評價一位讓國家強大的改革家呢?
其實這僅僅是太史公對商鞅本人的評價罷了，對於其政，他也書寫商鞅變革的功績。
《史記·商君列傳》：“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後世遵其法。”
《史記·秦始皇本紀·過秦論》：”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雖是賈誼所著，但仍記於史記之中，可見太史公是承認這句話的)
其實不論秦漢，對商鞅變革使秦變強基本都是承認的。
《孟子荀卿列傳》：“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
《貨殖傳》：“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但是這僅僅是承認商鞅之法使秦國強大而已，其具體做法無論是在儒家亦或其他學派眼中，都是極爲暴戾嚴刑的。
其一是商鞅之法毀周禮，好肉刑。
在商鞅之前，士人講究刑不上大夫，此爲周禮。商鞅對公子虔，公孫賈這些貴族使用肉刑，自然是毀壞周禮的表現，這對於一心想要恢復三代之治的儒家來說，是不可饒恕的。《董仲舒傳》：“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
其他學派如道家講究順應天時人和，此等肉刑也是違反天理的表現;墨家更是不用多說，講究兼愛非攻，秦國的一切在墨家看來都是惡劣的。而太史公自身也身受肉刑，自然是對肉刑極爲痛恨。《漢書.賈誼傳》：“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其二是漢代”過秦“大背景
漢代是推翻秦而建立，自然對秦政要進行相應的批判與反思。《漢書.五行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從劉邦約法三章後，蕭何增爲九章，皆是漢初改秦嚴法的大勢。
且漢初採用黃老無爲而治之術修生養息，武帝之時採用儒家學說。這兩種學說都時極力反對法家的學派，導致整個漢代思潮都是以批評秦爲主。
其三是《史記》之時代激變
司馬遷身處武帝世代，正是從“無爲”到“有爲”，甚至過度作爲的時期。
漢初高祖得天下之後，天下大敝，爲了使百姓休養生息，從孝惠到景帝，都採用“無爲”而治之策;除了邊境雖有衝突，以及七國之亂外基本沒有大戰爭。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倉廩實衣食足，史稱“文景之治”。
但到了武帝，年少而好武，爲了一血匈奴之恥，連年發動對外戰爭，雖然極大得擴張了大漢邊疆，但也耗費高昂;同時武帝自身也奢靡鋪張，好大喜功，使得“文景之治”多年的積累被揮霍一空。
到了武帝后期，吏治敗壞，國庫空虛，武帝不得不大量啓用酷吏來滿足自身慾望的需要;同時爲了加強統治，武帝採取“有爲”之法，重用儒生，使得法令繁瑣，時人不能盡讀，這自然讓司馬遷想起秦國之時那嚴苛的法令。
遂在《史記》中對商鞅進行無情的批判，藉此點醒武帝及其後世的君主，切莫忘記暴秦之事。《孝文本紀》：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其四是愚民政策
在商鞅的《商君書》中認爲只有使人民愚昧無知、樸實忠厚，人民纔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纔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纔會牢固。
此類思想無論是放在哪個朝代都是十分極端的。儒家學派尤爲痛恨，在儒家思想中，君王與士大夫乃共治天下，而非君王一人獨大。
總評
所以商鞅之法雖能使國家強大，但是其政太過嚴苛，其法太過殘忍，其思太過極端;爲了國家的強盛而無限期的透支國家的生命，爲了強化君權而使得百姓愚昧無知，夫妻不能同住，父子不能同居，整個國家如同機器一般，在耕戰制度之下尚且能延緩，但大一統以後國家無戰爭卻還不思悔改，最終二世而亡也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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