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秦漢時期處士橫議的現象是怎麼出現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處士是漢代的一種社會身份的稱謂，意爲不爲官不當政但是懷揣德才的知識分子，簡而言之就是民間知識人。而在史料記載中，伊尹、姜太公等人就是著名的處士。
在《史記》中有一段東方朔對於處士的描述，其中有一詞“塊然獨處”就是對於處士特性的描寫，同時也是處士稱謂的由來。當然處士是不參與政事的，但是“議士”卻是參與的，這就是處士的參政路徑，從處士成議士。
先秦時期“處士”居多，在歷史舞臺上表現活躍，秦朝統治者認爲這一現象不利於國家穩定，對處士橫議進行遏制
在戰國時期，因爲政局動盪，社會秩序混亂，但是在混亂之下孕育着的就是活力和精彩。在那一時期，處士活躍在歷史舞臺上，對於當時處士盛行的社會現象
《孟子·滕文公下》中曾經有所描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
當時有名的處士有燕國處士田光，有楚國處士孫叔敖，各國處士在各地遊說，文化呈現出極度繁華多樣的態勢。
但是在秦國一統六國之後，情況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爲處士橫議的社會風氣帶來了思想和精神的大解放，這使得文明走向了繁榮發展的一面。
但是秦朝卻認爲這種紛雜繁榮的文化背景不利於國家的大一統以及穩定的社會局面，因此秦始皇想要改變這一現狀。
在《史記》中這樣記載着：“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爲萬世安。”
在秦朝看來，周朝的滅亡的緣由之一來源於處士橫議，因此控制人們的言行，並且做出了焚書坑儒的殘暴行爲。
但是這種行爲只是一種極爲簡單粗暴的文化專制行爲，它事實上是統治者爲了鞏固統治而作出的愚蠢的行爲，因爲人是註定要進步要學習的，因此秦朝的焚書坑儒行爲在後世被廣爲詬病，想要壓制思想和控制輿論的本質而受到一致的指責批評。
漢朝的文學家賈誼曾經論述秦焚書坑儒的禍害，並且認爲這也是秦朝滅亡的緣由之一，從他的言論中也可以看出漢朝的主流思想家對於秦處理紛雜思想流派的方式是不贊同的，漢朝的主流觀點對於處士的存在至少沒有持有反對態度。
漢武帝前期，處士身份逐漸提高，察舉制度的完善，使得處士轉向議士的參政路徑逐漸變得明朗
在《史記》中曾描寫過一個小故事，一位深諳黃老之術的處士王生曾經被詔往宮中，在期中恰逢他的襪帶鬆了，但是他卻要求廷尉張釋之爲他繫上，張釋之隨即跪下爲他繫上了襪帶。
在史書中並沒有這位王生的精彩言論或者政績，由此可知他很可能並不是極度出色的人才，也沒有爲國家做出過什麼重大的貢獻，當時他也不是官身，但是他敢讓廷尉爲其系襪帶，並且廷尉照做了，從此可以看出當時處士的地位之高，以及官宦人士對於處士的尊重。
在漢朝，處士的地位崇高也是因爲處士轉向議士的參政路徑逐漸變得明朗。尤其是漢武帝時期，處士參政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漢書》曾經用“異人並出”來描述漢武帝時期人才輩出的現象，從抗擊匈奴的衛青到儒學大家董仲舒，從文章大家司馬相如到一代名臣東方朔，這些人都譜寫了漢武帝時期光彩照人的篇章。
同時在漢武帝前期，因爲察舉制度的完善，處士進入仕途的道路也更加明朗。察舉制度分爲“賢良”和“孝廉”兩部分，其實早在漢文帝時期就已經出現，著名賢臣晁錯就是通過察舉制度中的“賢良”之選選舉出來的，經過了皇帝的親自測試。但是那時的察舉制度並不完善，關於選舉的時間期限或者的錄取的人數並沒有明確的規定。
在漢武帝即位之處，就立即下令讓地方官員選舉賢良人才，並且在六年後再一次下令舉薦人才，並且就在這一年下令規定了察舉制度錄用的人數，從此開始察舉制度逐漸成爲漢朝選舉人才的官方制度。
自此以後漢朝的學術和政治都進入了新的紀元，因爲察舉制度爲學術界和政壇開始貢獻新鮮血液，同時爲民間知識人的前途指定了一條更爲光明的大道。
漢武帝之後，儒家思想逐漸成爲正統思想，處士進入仕途的渠道也逐漸閉塞，處士變爲議士的機會也大大縮小
在漢武帝后期，皇帝開始重視儒學，在正式宣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學派更是走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位置，而其他思想學派則被歸爲“亂國政”一派。因此儒家處士可以單獨列出，和其他諸子處士這一巨大羣體相比是並列的。
儒家思想成爲正統思想這必然代表着其他流派思想的沒落，他們在“獨尊儒術”政策的推行下逐漸邊緣化，逐漸成爲非主流思想。
在《秦漢史》中有關於當時諸子學說處於微末的描寫
“諸學之未嘗廢絕，彌可見矣。安得謂一經漢武之表彰罷黜，而百家之學遂微不足道邪?”
在那一時期是其他百家流派的確處境艱難而且尷尬，其他諸子處士的社會地位肯定不太高，處士進入仕途的渠道也逐漸閉塞。
相比之下，儒學則是發展得風生水起，因爲在漢武帝之後，漢朝的官學和私人教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使得正統思想儒學得到了最大範圍的普及。
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使得太學興起，後來又有皇帝親至太學講課，參加聽講的儒生不計其數，甚至當時的匈奴貴族也曾多次來到太學學習儒家思想。在太學極盛時期，太學的學生能夠達到三萬人。
當時不僅僅是太學盛行一時，私人教育也是辦的紅紅火火。許多私人教育都是由當時的名士置辦的，因此吸引了成千上百的人紛紛前往。比如當時的申公就回到自己的家鄉魯地，開始置辦私人教育，平時並不外出，而消息一出吸引從遠方到來的學生多達一千人。
這種學校教育的興起也打破了處士們傳統生活習性，因爲處士們之前大多都是隱逸于山林，並且是少與人交往的人士。同時因爲教育的興起，當時的行政機構容納不下那麼多的處士，因此相應地錄用比例有所縮小，而處士變爲議士的機會也大大縮小。
東漢晚期，處士和議士概念剝離，處士站出來對昏暗朝政進行抨擊，再次形成處士橫議局面
雖然處士有機會成爲議士，但是事實上機會並不是很大。在古代有學者將處士和議士分離開來，默認這是兩種人羣，其實就是在表達觀點：處士很難成爲議士，大多數是沒有參政資格的。
而在《史記》中，西漢名臣東方朔也曾感慨
“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
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漢武帝時期，處士不被朝廷錄用也是常態。
在東漢晚期，因爲東漢桓帝、靈帝兩朝昏庸無道，親近佞臣，宦官當道，於是處士們羣情激昂。在這種政治局面和國家安全出現危機的時刻，輿論環境變得空前活躍，於是處士們再次站了出來，重新開始點評時弊，議論朝政。但是這種行爲都是發生在政治體制之外的，只有在野的文人即處士參與。
而在政治體制內之內的文人們也拒絕和佞臣合作，以和宦官爲伍爲恥，在這種情況下維持了朝堂內的一股清流之風。
在東漢桓帝在位期間，因爲李膺拒絕和宦官合作，從而被他人構陷，稱其和太學遊士等人勾結，結爲朋黨，妄圖攻擊朝廷，因此和李膺有關係的一干士人全部被捕入獄，雖然後來得以釋放，但是仍然禁錮終生，這就是著名的黨錮之禍。
在這一事件發生之後，各個階層的文人都義憤填膺，紛紛發表自己的觀點抨擊當時當政的宦官羣體，這些人團結在一起，構成了一股巨大的輿論壓力，聯合起來批評當時的黑暗政治。
從這一歷史事件中可以看出當時處士橫議局面的形成，但是這種局面形成的根本緣由是社會環境的推動，是當時時代背景的產物。
從一開始戰國時期處士橫議到東漢末年的處士橫議，似乎是一個歷史倒流，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這只是社會環境變化的產物，是從一個混亂時代到下一個混亂時代極易經歷的歷程。
處士到議士的變化也是時代背景的產物。在戰國時期，政局動盪，中原仍然處於四分五裂，沒有管制和可行的機制，處士自然無法變成議士，處士橫議的現象自然也是盛行一時。
秦朝的管制太過嚴厲，因此在漢朝時期，社會的管制變得寬鬆，處士開始崛起，地位開始提高，處士變爲議士的渠道增多。
等到漢朝繁盛時期，封建統治力量開始加強，管制也開始加強，處士變爲議士受到的限制也自然增多。等到東漢末年，封建力量再次減弱，言論也就再次變得更加自由，處士橫議的現象再次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