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風華》姚廣孝爲什麼有官不做?不清楚的讀者可以和小編一起看下去。
在看這個《大名風華》的時候小編也知道里面肯定有掃地僧，哈哈，現在很多人電視劇裏面都是這樣的，這部劇也不例外，那麼這個《大明風華》中的姚廣孝是不是和歷史上真實的姚廣孝一個樣呢?其實也不見得一個樣啊，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真實的姚廣孝是什麼樣的吧!
姚廣孝有官不做，既有“功成身退”“明哲保身”的意圖，又有懺悔和救贖之舉。他盡力在僧人與仕途之間尋找某種平衡，所以會有二次出世。
下面老陳將帶大家從姚廣孝的生平出發，具體分析其二次出世的原因：
姚廣孝(1335-1418)，幼名天禧。至正九年(1349)出家，更名道衍，字斯道，晚號逃虛老人，又號獨庵。江蘇長洲(今蘇州)人。(順帶說一句，姚廣孝還是鄭和的師傅。對，就是那個三寶太監)
姚廣孝一生，既輔佐明成祖成就帝業，又德樹叢林，故世人常方之以劉秉忠。然而，姚廣孝的人生經歷和人格面向，遠比劉秉忠複雜。明人陳鰓典即說:
“秉忠之後與秉忠相彷彿者，明之姚廣孝。然秉忠受室拜官後，不以野服終;而廣孝雖封國公，賜宮人，終不近，沒身不改釋氏衣冠，其終始與秉忠亦不同也。”
姚廣孝二次出世
姚廣孝平生經歷了兩次出世:一次是在至正八年(1348)，一次是永樂二年(1404)。這兩次出仕，所處個人境遇、時代背景皆異，所顯示的心境亦大爲不同。
至正八年的出世，姚廣孝尚在少年，一介“凡夫”而已。關於他奉佛的原因，文獻所載不一。
姚廣孝常自父曰:“某不樂醫，願仕以顯父母。”父母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駱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耶!’決欲出家，遂入裏之妙智庵，改名道衍。郎瑛《七修類稿》所載
此說未必可信。因爲姚廣孝一生並不耽於富貴，他曾於永樂二年將朱棣所賜錢財散全都散予百姓，且他一生亦與貧道結交，並不貪財疾貧。不過，當時他的家境確實貧寒。他自己曾說:
“姚氏之先，沛樑人，世爲人民，家寒微，無風望顯達者，.....無寸田尺土，生計甚疏。” 《逃虛類稿》
姚廣孝生於元末，是時政局動盪，戰火頻頻，科舉時廢時行。南方士人的仕進之路，愈加艱難。
“國家開鄉選法已三十餘年，而破選之荒者僅史朋孫氏、程端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少耶?”。楊維禎《東維子集》
當然，很多人遁入空門，也有棲身餬口的目的。因爲此時的寺院在元蒙統治者的護持下，地位尊崇，生活優裕，堪稱一方“樂土”。
“東南兵革體息垂六十年，而國家崇尚佛學，與之土田，鐲其搖役，使其徒坦坦施施而無所憂虞。” 危素《說學齋稿》
所以元末逃禪之風極盛，儘管其中良蕎不齊，魚龍混雜，但這種風氣顯然影響了姚廣孝棄醫奉佛的人生選擇。他就曾說:“然世事佛，積善卿之人皆敬焉”。可見，流俗確實也影響到了姚廣孝的人生選擇。
但是，姚廣孝的出家，卻不同於那些僅爲衣食而奉佛的俗僧，而是有着自己獨特的人生志趣。姚廣孝的家族世代行醫，子承父業，是一般家族的傳統，但他的人生志趣似乎並不在於此。他嘗對父親說:
“某不樂於醫，但欲讀書，爲學有成，則仕於王朝，顯榮父母，不就則從佛，爲方外之樂。” 《逃虛子集補遺》
可見，他的人生志向首先是做官，其次是奉佛。這兩種極爲矛盾、難以調和的人生取向，頗爲奇妙地融合在姚廣孝身上。事實上，從姚廣孝的人生看，這兩種志向他都基本實現了。
姚廣孝自雲:“至正，年十四，即從佛，父不奪吾志，遂出家於裏之妙智庵。”父親“未奪其志”，還有另一原因。姚廣孝還有一個兄長，“曰恆，字伯遠，續祖父箕裘之業”。看來，“子承父業”的責任落在兄長身上。所以姚廣孝能比較順利地出家。
姚廣孝第二次出世，是在永樂二年(1404)，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出世。但就其心境而言，倒是完全符合僧人身份。
《明書》中載姚廣孝嚮明成祖請辭道:
“臣本一江南浮屠，叨賴陛下聖神文武，得成大業。臣何功之有?況殊恩已蒙，不勝感激，若又受辱爵，實非臣子自處之義。伏願聖慈，給遷原碟，放臣復爲僧人，則死無憾矣。”
這段話可以看出，姚廣孝出世之心十分堅決。但若與前次的出世相比，增加了不少塵世的紛繁。
《明史本傳》中則載道:
“永樂二年四月，姚廣孝以七十歲高齡被朱棣封爲資善大夫，太子少師，並恢復其俗姓，賜名廣孝。命畜發，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
顯然，此時的姚廣孝過的是“亦僧亦俗”、“非僧非俗”的生活，一面古佛青燈，緇衣素餐;一面又冠帶而朝，牽盼俗世，內心頗爲矛盾。
究竟是何種原因使他作出了此種人生選擇呢?
首先，明成祖的親睞。“靖南之變”後，姚廣孝成爲明成祖最信任的“臂膀”。
“帝與語，呼少師而不名”。
姚廣孝七十歲生日時，明成祖寫了《賜太子少師姚廣孝七十壽詩》兩首雲:
壽介逃虛子，耆年尚未央。功名躋輔弼，聲譽籍文章。晝靜槐陰合，秋清桂子香。國恩期必報，化日正舒長。
玉露滋芳席，奎魁照碧空。斯文逢盛世，學古振儒風。未可還山隱，當存報國忠。百齡有餘慶，寫此壽仙翁。
這兩首詩，除一般的祝壽詩應有之意外，明成祖還表達了兩點意願:一是歌讚了姚廣孝的功名和才能;二是希望姚廣孝繼續輔佐他治理、化育國家，所謂“未可還山隱，當存報國忠”。
事實上，爲挽留姚廣孝，明成祖也想了很多辦法。永樂二年五月，派他去松江、嘉興、蘇州、湖州賑災。這些地區不僅是姚廣孝家鄉和早年的禪遊地，而且是當時反對明成祖最爲激烈的地區。明成祖派姚廣孝去賑災，表明了對他的充分信賴。
更能體現朱棣挽留姚廣孝的良苦用心的是讓他重修《文獻大成》。大學士解給編修《文獻大成》，書成而朱棣不中意，又特命廣孝領銜重修。
“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緒祕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凡起例，區分句考，秩然有法。” 《明史》
最後，書“四歷寒暑而成”。成祖朱棣大爲讚賞，定名爲《永樂大典》，並命姚廣孝作序。可見，朱棣對他的重視與欣賞非同小可。因此，姚廣孝不得不“心存白雲外，跡混紅塵中”。
其次，姚廣孝對於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的殺戮，一方面心含愧疚，另一方面也頗爲失望。尤其方孝孺一案，更使他頗爲寒心。
“成祖發北平，姚廣孝以孝孺爲託，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殺之。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成祖領之。至是欲使草詔。召至，悲愉聲徹殿陛。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碟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鳴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有六。《明史》
對於姚廣孝來說，明成祖一手炮製的這樁慘案，不僅違背了佛教慈悲憫衆的教義，而且還背信棄義。
此外，還有一事對姚廣孝觸動極大。
“廣孝初爲僧，其姊戒之曰:‘汝爲和尚，當發慈悲心。”但當其姐知其預謀“靖難之役”，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邪?”後來，廣孝販災回家，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堂，姚廣孝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其姐遂不復再見。
《逃虛子詩集補遺》
姚廣孝的姐姐、好友王賓等人，都拒絕與其交往，親友的態度，不僅代表着輿論時議，更使姚廣孝有“衆叛親離”之感，內心不能不受到極大震懾。
因此，姚廣孝需要佛禪來安頓之心靈，救贖往昔的罪惡。
永樂十六年(1414)，姚廣孝病甚，成祖問其所欲，廣孝曰:“僧溥洽系久，願赦之”。
“溥洽，即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坐系十餘年。” 《明史》
成祖同意後，“廣孝頓首謝”。姚廣孝臨終遺願是嚮明成祖乞赦溥洽，這表明他至死都在爲“靖難之役”的殺戮流血而懺悔。
最後，姚廣孝是極聰明之人，“伴君如伴虎”、“狡兔死，走狗烹”之類道理，不會不懂。他之所以要再次出世，實際也透顯出他明哲保身的想法。
早在洪武二年(1369，他作《奉題聽雨樓》雲:“勝國之季，兵變之餘，前輩翰墨存者無幾”。這是基於親歷之事而發出的慨嘆。其友高啓於洪武七年因《上梁文》而腰斬於市;楊基遭人誣陷，死於勞役;宋鐮因胡惟庸案而被滴茂州，半途死於三峽……。這些對他都是一種警醒。
因此，他不禁感嘆：
“世人知險是風波，那識人心險更多。人心對面九疑山，一笑殺人俄頃間。貧賤安居良不惡，名剎奔馳有何樂?”
可以說，身披襲裝，歸隱禪寺是他最好的求生選擇，即“處陰乃榮茂，近陽則枯稿”。
結語：
總之，姚廣孝人生中的兩次出世，心態和勢態均存在着很大的差異。如果說第一次出世是爲了實現人生抱負的話，那麼復出世的人生選擇既是“功成身退”，也更是懺悔和救贖之舉。對於一個兼通內外典的僧人而言，莊禪的處世之道，使姚廣孝深明自然與宇宙萬物之“機”;而儒家聖賢之學，又使他能夠建立勳業。
所以，他能夠徘徊於世間與出世間，左右逢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