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模糊記憶
洛陽鏟的發明毋庸置疑是和盜墓緊密相關的。洛陽的盜墓活動產生很早，但歷史記載很少提到盜墓工具。說到洛陽鏟的歷史淵源，幾乎都要提到明代王士性所著的《廣志繹》。該書中記述了洛陽的古墓和被盜掘的情況。最爲重要的是提到了一種盜墓工具叫“鐵錐”。《廣志繹》卷三《江北四省》記載說：
洛陽水土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轆轤汲綆有長十丈者。然葬雖如許，盜者尚能以鐵錐入而嗅之，有金、銀、銅、鐵之氣則發。周、秦、漢王侯將相多葬北邙，然古者冢墓大隧道至長裏餘者，明器多用金、銀、銅、鐵，今三吳所尚古董皆出於洛陽。然大冢禁於有司，不得發，發者其差小者耳。
民國年間有學者也曾經把洛陽鏟叫“鐵錐”，雖然同名，但是王氏所說的“鐵錐”和洛陽鏟的工作原理卻大相徑庭。只有刺土的環節，沒有提土、看土環節，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通過聞氣味尋找古物所在，讓人匪夷所思。如果金屬的“鐵錐”撞擊到已經鏽蝕的金銀銅鐵等材質的古器物，勢必會在“鐵錐”前端留下痕跡，根本不必通過聞氣味就可以得出結論。這顯然是坊間的誤傳。依據王氏的描述，他所說的“鐵錐”非常類似民國年間的盜墓工具“鐵火杵”，就是民間舊式煤火爐用的鐵釺。這種工具20世紀80年代以後洛陽盜墓仍在使用，當地俗稱叫作“扎杆”。“扎杆”工作原理是，採用一頭尖銳的長鐵釺，利用槓槓原理向地下壓，通過手感來感知地下的土層。一般生土比較堅硬，不易穿透，而活土較爲鬆散，容易進入。用這種方式在找到墓口然後實施盜掘。尋找古墓葬的同時，也可以通過觀察鐵釺尖部的殘留物，來分析墓葬的類型和隨葬品的種類。
這些歷史記載無法說明洛陽鏟在明代已經出現，或者已經有了雛形。洛陽考古發現的古代盜洞一般都是長方形的，是一種鋼杴、鐵鏟或者頭等長方形工具的遺留。也有一類不同於以往的盜洞，這種盜洞爲圓形，直徑50釐米左右，是一種圓形工具打造的。依據出土遺物，此類盜洞的相對年代上限一般不超過清末民國。同時還發現過洛陽鏟打下的探孔，直徑一般在10釐米左右。這些情況說明盜墓工具的重大改變年代要晚，現有證據指向清末民國。
盜墓時代的產物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開啓了外國人搜刮中國古物之風，洛陽近代大規模古墓盜掘活動也漸漸興起，觸發事件是隴海鐵路的修建。1904年10月和1913年5月，隴海鐵洛陽至開封段、洛陽至觀音堂段分別開工建設。鐵路通過古墓集中的邙山南麓，築路期間毀壞了一批古墓，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外籍鐵路職員競相收購併徑自偷運出境。古物交易的優厚利潤刺激了盜墓活動。
出土古物又爲古董商帶到北京、上海等地銷售，成爲任人價買的商品。
民國初年開始，洛陽鄉民對於地下古物由偶然的發現，逐漸轉爲多方的搜尋與盜掘，以民國十年至民國十七八年軍閥混戰時期和日僞時期最甚，盜掘活動遍及洛陽全境。鄉民們依靠槍支，從夜間盜掘變爲白晝公開挖掘。民國十六年駐洛軍閥韓復榘還成立古玩特稅局，使古董經營合法化。盜墓自民國初年興起到洛陽解放終結，40年內從未停止。數萬古墓慘遭破壞，數十萬件文物流失海外。
曾經做過洛陽古玩店學徒的吳圭潔老先生解放後回憶說：“尤以正北和東北部馬坡、北窯、塔灣、金村及邙山一帶爲最。地痞流氓無業遊民羣起，從事盜掘古墓，不下萬人之多。僅馬坡一村即有二三百人。”
洛陽盜墓事件是民國年間一個重要的文化事端，引發了許多學者的關注，紛紛到洛陽考察，留下了一些珍貴的記錄。很多記錄都提及一種全新的盜墓工具，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記述管窺當時一個真實的情形。
1917年初夏（民國六年），無錫人許同莘遊歷嵩洛，寫了一篇《嵩洛遊記》，其中有：
洛陽冢墓最多……近歲居民發掘，獲利不貲，有以此爲業者，其法於雨後視水滲入處掘之，往往有得。若發一大冢，則明器偶人，盈千累百，不獨銘幽佳刻，可得善價而已。古董商設肆城中，百方搜掘，使古人於千數百年以後，無端受暴骨析骸之慘，背天害理，莫此爲甚。
許同莘所記錄的是民國初年盜墓之風初盛的狀態，破壞已經相當嚴重。雖然沒有提到新的工具，但恰恰是民國六年還沒有出現或者沒有被廣泛應用的最佳旁證。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袁同禮前往洛陽查勘盜墓情況，當年他在報告中說：洛陽爲吾國舊都，古蹟甚富……私行盜掘者，幾成一種職業，併發明一種鐵錐，專作採試地層之用。沿城北邙山一帶，盜掘痕跡，不計其數。……其參加工作者，共二十餘人各執鐵錐，分區探試，偶有所獲，則歡呼若狂。
1928年(民國十七年)，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長、考古學家衛聚賢赴洛陽考察。他在《中國考古學史》（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中寫道：
用鐵鏟曲爲多半圓洞形，置長木柄，在地上隔五尺鑿一洞，因持剷鑿地，土攢入鏟中，用手將土取出，看土爲活土死土。所謂死土，即天然的地層，活土是地層混亂，地層混亂由於曾掘地埋人，將土翻過所致。遇見活土，鑿能容身的大洞而下，十九必得古物。
1933年春（民國二十二年），近代知名學者、河南大學校長王廣慶實地考察洛陽，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撰《洛陽訪古記》記載說：
掘古物用器，名爲瓦鏟，重七八斤，鏟端鐵刃爲筒瓦形，略如打紙錢之圓鑿，圍徑約三寸而缺一口，後施長柲，用以猛刺土中，土自鏟心上出，頃刻之間，鑿穴深可尋丈。先以（上述長柲）瓦鏟，錐地取土，驗其色質。其土層色質鬆散而不規則者，知爲古代已動之土，古物往往出焉。
根據這些學者的記錄，作爲盜墓工具的洛陽鏟當出現在1917年（民國六年）到1928年（民國十七年）之間。21世紀80年代文物工作者曾做了大量的調查訪問，洛陽老探工衆口一詞：洛陽鏟是北郊某某某發明的，時間大約是1923年前後（民國十二年）。考古發現也證明，以洛陽鏟爲工具的盜墓活動上限在清末民國。綜合起來，20世紀20年代正式出現比較準確。
民間的演進
洛陽剷出現之前，洛陽民間的盜墓活動沒有固定的器具，大體都是利用日常生產生活工具。有鐵鏟、鋼杴、頭、鐵釺等等。盜墓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找到墓葬的位置，其次纔是判斷墓葬的隨葬品情況。普通的工具都能夠找到古墓的墓口，但是找到墓口以後除非實施盜掘，一般無法瞭解墓葬的其他情況。洛陽剷出現以後則完全不同了，它能夠輕而易舉地鑿穿地層，因而就能夠獲得更多關於古墓的信息。
高效和直接是洛陽鏟技術最豐富和最生動的特質，這是其不同於其他工具的地方。
根據八十年代的調查，洛陽鏟的發明得到了一種洛陽常見的搭風雨棚子的工具“馬蹄鏟”的啓示。這是一種專門打洞栽木樁子的工具，舊時洛陽地區一直就有。據記述“馬蹄鏟”是瓦狀帶有缺口，和洛陽鏟的外形類似。既是相似，何談發明？因此，可以判定所謂洛陽鏟的發明，不是重新研製，而是當地生產生活工具的改良和用途的轉移。是對已有工具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新的功用。改良的內容應該包括體積、尺寸、重量，刃部的鋒利程度、提土的能力等幾個方面。改良之後“馬蹄鏟”變得容易穿透土層，打得更深更快更有效率，更適合瞭解土壤土層和古代墓葬的情況。改良和轉移的目的其實很明確，同時還注入了已有的盜墓技術，成就了一種全新的工具。
洛陽剷出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它的發明有着廣泛的社會基礎和認知基礎。長期的盜墓過程中，積累了大量有關黃土地區土壤土層、古代墓葬的知識，洛陽鏟的發明或者改良，是以這些業已存在的認知爲先決條件的。衆多的不同階層的人員共同參與，使得洛陽鏟的發明或改良不是一個純粹的個人行爲而是羣體行爲。通過民國年間學者的記載，可以看到洛陽鏟勘探技術的主體框架，至遲在1935年之前已經形成了。其主要內容有：第一，認知層面，對土壤的不同種類，死土活土、土質土色；墓葬的形制、年代，隨葬品的位置；遺址的類型，遺址與墓葬的區別，都有相當的認識和理解。第二，操作層面。工具的操控技術非常嫺熟，單孔效率極高，勘探深度可觀，“頃刻之間，可鑿穴深尋丈”；懂得了先布孔後打孔，大面積的勘探要進行分區；爲了不漏墓葬，間隔五尺打排孔；小鏟探墓，大鏟盜墓。第三，人員組織。有一大批從業人員，或爲累世相傳，父子相繼；或爲聚衆結夥，二十餘人形成一個小團隊。
新時代的考古利器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後的近30年間，以洛陽鏟爲代表的古墓勘探技術飛躍性的發展，到了建國初期已經異乎尋常的成熟。這種成熟體現在工具的改進、古墓的認知以及技術的普及等等方面。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郭文軒、蔣若是、黃士斌等先生的積極倡導和大力推動下，直接運用在田野工作中，成了田野考古的利器。1952年，著名的燒溝漢墓是最早應用考古鑽探的項目。隨後不久，洛陽東周王城、漢河南縣城、隋唐東都城、漢魏洛陽故城、中州路等遺址也都在考古工作中使用洛陽鏟進行鑽探。1954年、1955年，洛陽基本建設工地上曾經出現過2500人的鑽探大軍，勘探總面積達400萬平方米。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如果沒有前30年的基礎是斷然做不到的。隨後不久這項技術又向安陽、鄭州、西安、山西、甘肅、河北等省市迅速傳播開來，被廣泛使用在考古發掘和考古調查的工地上，進而融入整個文物考古事業之中。考古鑽探在考古學兩個基本方法——田野調查和田野發掘之間架起一座橋樑，考古鑽探從此成爲最具中國特色的考古手段。
以洛陽鏟爲代表的古墓勘探技術，成形於建國之前。它和當代的探鏟考古勘探技術相比，最大的區別是沒有科學的資料提取與記錄。但那畢竟對舊時代的苛求，舊時代不能完成這種任務。斬斷盜墓毒瘤、脫胎換骨與考古事業的融合，完善洛陽鏟技術流程，提高技術水準，使之成爲一種正能量的技術，只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最終完成。洛陽鏟，近代盜墓活動的產物，新中國田野考古的利器。以建國爲界一明一暗反差極大，化腐朽爲神奇的功勞應該歸功於新生的政權和新生的時代，而若是、文軒等先生的卓越工作也必將載入史冊，名垂青史。進入本世紀，洛陽鏟的勘探技術得到了更深入的發展。2003年開始的“洛陽邙山陵墓羣考古調查與勘探”項目中就大量應用了考古勘探技術。洛陽邙山陵墓羣是全國著名的大遺址，面積達560餘平方公里，涉及古墓衆多。利用洛陽鏟高效便捷、經濟適用、科學準確的特點，對洛陽鏟的勘探技術加以提升，採用了對古墓冢、古遺址進行精細鑽探的方法來代替考古發掘，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既減少了考古發掘的量，盡力保護了地下的遺址，同時也在短時間內高質量地釐清了許多帝陵的墓葬形制和陵園遺址的佈局結構。截至目前已經調查勘探了包括帝陵和陪葬墓在內的古墓冢200餘座，勘探遺址面積達5平方公里。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穿透深達30米的墓葬，可謂是下及黃泉探究古代之祕密。一些著名的墓葬和遺址，如曹休墓、朱倉東漢帝陵陵園遺址都是通過洛陽鏟鑽探發現的。同一時期國內的許多大遺址，也都在大規模地使用洛陽鏟進行考古調查勘探，例如陝西西安西漢陵墓、唐代陵墓、江蘇揚州的隋唐城遺址、內蒙古自治區的遼上京遺址。在上述方面都取得豐碩成果。洛陽鏟這項傳統而又神祕的勘探工具在新時期考古工作中正在繼續發揮着巨大的作用。
（來自澎湃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