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原名胡壽楣，上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趙丹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曲《春天裏》就出自關露之手。1939年關露受中共地下黨派遣，到汪僞特工總部“76號”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羣，後又打入日本大使館與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月刊任編輯，成爲著名的“紅色間諜”。抗戰勝利後，她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新中國成立後，她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10年之久，出獄時仍然頂着“定爲漢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獲得平反。國家安全部原部長賈春旺爲關露的傳記題詞:隱蔽戰線需要關露同志的這種獻身精神。
關露，一個被歷史塵封的名字。在她身上，才女、漢奸、特工，三個身份糾纏了她一生。
在上世紀30年代的舊上海，關露與張愛玲、丁玲齊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僅詩寫得好，小說散文寫得也不錯。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曲就是關露寫的：“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傳唱一時。
然而，1939年香港之行與潘漢年的一夜長談，改變了她之後的人生軌跡。
從才女變成“漢奸”
1939年的上海灘，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已淪爲“孤島”，這個外表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到處都充斥着背叛、綁架和暗殺。
此時的關露，身份是上海灘最有名的三個女作家之一，另外兩個是丁玲與張愛玲。關露除了創作之外，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許多日後廣爲人知的優秀作品。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面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爲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曾經爲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受人喜愛的女作家，卻在這年年底突然銷聲匿跡。當關露再次出現在上海灘的時候，她竟然成爲汪僞特務頭子家裏的紅人。
究竟什麼導致她發生如此大變化?謎底到43年後才徹底揭開。原來，這位本名胡壽楣的女詩人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一個非常任務——打入“76號”，摸清汪僞政權特工頭目李士羣的真實思想動態，並在適當的時候對他進行策反。
“有人說你是漢奸，你不能辯護”
關露有個妹妹叫胡繡楓，是中共祕密黨員。由於這層社會關係，關露接近了中共組織。1933年，李士羣被國民黨抓了以後，他的老婆葉吉卿在走投無路之下，胡繡楓幫助了她，所以李士羣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基於這層關係，黨組織原準備派胡繡楓去的，但胡繡楓當時在重慶工作繁忙，於是推薦了姐姐關露。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了最後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裏，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時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
關露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兩個客人拜訪了她。其中一個是廖承志，另一個人則是潘漢年。潘漢年所帶來的任務，竟是命令關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羣。他們與關露交談長達十幾個小時。潘漢年最後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關露說：“我不辯護。”
她最終受命而去，風蕭蕭地起航。事後證明，她的人生比她自己想象的還要慘烈。
回到上海後，關露便成了極司菲爾路76號汪僞特工總部的常客。30多歲的關露看起來很顯年輕，個子很高，很善於與人周旋。再加上恩人姐姐的身份，她很快贏得了李士羣夫婦的好感。
李士羣讓太太和關露一起逛商場、看戲、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就在有意無意間，關露投靠汪僞特務的消息傳開了。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激起了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對她側目而視，大家一談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左聯負責人蔣錫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關露，聊了一會兒，她跟蔣錫金握手告別時說，“我沒去過你的家，你的家在什麼地址我全忘了。” 關露嚴格地執行了黨的指示，有意疏遠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忍辱負重了兩年後，她將李士羣的一些真實想法摸透。這位淪陷區的大漢奸儘管對百姓生殺予奪，卻很惴惴不安於自己的前途。在風雲莫測的年月，他不想讓自己陷入絕境，希望和共產黨暗中有些聯絡，做點好事，爲自己留條後路。
1941年，在關露暗中聯絡下，潘漢年在上海祕密約見了李士羣。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
工資微薄，寒冬買不起木炭
完成了李士羣的策反任務後，關露給組織寫了一封信，請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覆卻是，不宜回來。上海方面希望關露繼續留下提供有用的情報。
關露得到消息後，哭了一晚上。哭過之後，她強打起精神，繼續完成組織派給她的任務。新的任務是讓她去日本人辦的《女聲》雜誌做編輯。《女聲》是一本綜合性月刊，社長是一個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關露去《女聲》的目的是接近佐藤等人，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
關露在《女聲》負責小說、劇評和雜談。爲了不讓漢奸言論出現，同時又保護自己的身份，關露只能儘量編些無聊的風花雪月文章，將大量版面佔去。這種不動腦筋的工作，對關露來說，真是痛苦。
在《女聲》工作工資微薄，甚至生活都成問題。關露日子過得節儉，早餐幾乎省去，肉蛋之類的根本吃不上，常年處於半飢餓狀態。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關露買不起木炭，想去賣血。可是醫生說她身體太弱了，會承受不了。血沒有賣成，木炭也沒有換來，關露守着寒冷的屋子過了一個冬天。
1943年8月，組織安排關露去參加“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順邊打聽情況。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漢奸文人的身份，關露很猶豫，她最終還是服從了命令。大會上，日方分給關露的講話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關露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談了些無關緊要的內容，諸如中日雙方語言不通，大家交流起來比較困難，今後應該多學語言之類的話題，矇混過去。
果然，關露參加完這次會議回上海後，就看到一篇登在《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當日報企圖爲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關露的“漢奸生涯”達到了頂峯。
關露在敵營苦熬6年，終於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關露回到蘇北解放區，本想重新拾回滿腔熱情繼續創作，卻發現“關露”這個名字已經成爲一種恥辱的象徵，不能再發表任何文章。
比這更讓關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戀人王炳南的來信，竟是一封絕交信。當然，這並非王炳南本意。他本來準備迎娶關露的，但組織上經過反覆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羣衆以爲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羣衆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王炳南只能無奈服從。關露沒想到，她期盼的愛情破滅了，這讓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邊。關露回到住處，傷心地大哭。
過了一段時間，潘漢年等人爲關露送來了證明材料;關露漸漸地康復了。可關露的厄運還沒結束。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而受他的牽連，關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次關了8年。這一次次沉重的打擊徹底將關露擊垮。她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思維恍惚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寫那些沒完沒了的交代材料。
關露從監獄出來後，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裏，以前愛乾淨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空間逼仄，氣味難聞。 1980年5月的一天，關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醫院，查出是腦血栓症，搶救過來之後，很多記憶都變得模糊，她也無法再寫字，手連筆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漢年得到平反，與之相關的關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黨派往上海做情報工作的。得到這個結果，關露終於鬆了口氣。幾天後，關露在家裏吞食大量安眠藥自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