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原名胡壽楣，上世紀30年代著名作家，趙丹主演的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曲《春天裏》就出自關露之手。1939年關露受中共地下黨派遣，到汪僞特工總部“76號”策反特務頭子李士羣，後又打入日本大使館與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女聲》月刊任編輯，成爲著名的“紅色間諜”。抗戰勝利後，她被國民黨列入漢奸名單;新中國成立後，她又因漢奸罪名兩度入獄，達10年之久，出獄時仍然頂着“定爲漢奸，不戴帽子”的污名，直到1982年3月23日獲得平反。國家安全部原部長賈春旺爲關露的傳記題詞:隱蔽戰線需要關露同志的這種獻身精神。
關露，一個被歷史塵封的名字。在她身上，才女、漢奸、特工，三個身份糾纏了她一生。
在上世紀30年代的舊上海，關露與張愛玲、丁玲齊名，是三大才女之一。她不僅詩寫得好，小說散文寫得也不錯。電影《十字街頭》的主題曲就是關露寫的：“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被傳唱一時。
然而，1939年香港之行與潘漢年的一夜長談，改變了她之後的人生軌跡。
從才女變成“漢奸”
1939年的上海灘，在日寇鐵蹄的蹂躪下，已淪爲“孤島”，這個外表燈紅酒綠的十里洋場，到處都充斥着背叛、綁架和暗殺。
此時的關露，身份是上海灘最有名的三個女作家之一，另外兩個是丁玲與張愛玲。關露除了創作之外，還翻譯了高爾基的《海燕》、《鄧肯自傳》等許多日後廣爲人知的優秀作品。那時的關露激情澎湃，面對日寇的侵略，她大聲疾呼：“寧爲祖國戰鬥死，不做民族未亡人!”這樣的愛國詩詞曾經爲她贏得了“民族之妻”的稱號。
讓人想不到的是，這樣一個受人喜愛的女作家，卻在這年年底突然銷聲匿跡。當關露再次出現在上海灘的時候，她竟然成爲汪僞特務頭子家裏的紅人。
究竟什麼導致她發生如此大變化?謎底到43年後才徹底揭開。原來，這位本名胡壽楣的女詩人接受了中國共產黨一個非常任務——打入“76號”，摸清汪僞政權特工頭目李士羣的真實思想動態，並在適當的時候對他進行策反。
“有人說你是漢奸，你不能辯護”
關露有個妹妹叫胡繡楓，是中共祕密黨員。由於這層社會關係，關露接近了中共組織。1933年，李士羣被國民黨抓了以後，他的老婆葉吉卿在走投無路之下，胡繡楓幫助了她，所以李士羣對胡繡楓一直心存感激。基於這層關係，黨組織原準備派胡繡楓去的，但胡繡楓當時在重慶工作繁忙，於是推薦了姐姐關露。
1939年11月，關露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已進入了最後的修改，但就在一天夜裏，她接到了一份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人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廖時任八路軍香港辦事處負責人)!
關露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兩個客人拜訪了她。其中一個是廖承志，另一個人則是潘漢年。潘漢年所帶來的任務，竟是命令關露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羣。他們與關露交談長達十幾個小時。潘漢年最後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 關露說：“我不辯護。”
她最終受命而去，風蕭蕭地起航。事後證明，她的人生比她自己想象的還要慘烈。
回到上海後，關露便成了極司菲爾路76號汪僞特工總部的常客。30多歲的關露看起來很顯年輕，個子很高，很善於與人周旋。再加上恩人姐姐的身份，她很快贏得了李士羣夫婦的好感。
李士羣讓太太和關露一起逛商場、看戲、出席各種公開場合。就在有意無意間，關露投靠汪僞特務的消息傳開了。
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粉墨登場，激起了文藝界進步團體的抗日熱情。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均對她側目而視，大家一談起她，甚至要往地上吐唾沫。左聯負責人蔣錫金有一次在路上碰到關露，聊了一會兒，她跟蔣錫金握手告別時說，“我沒去過你的家，你的家在什麼地址我全忘了。” 關露嚴格地執行了黨的指示，有意疏遠了那些所剩不多的朋友。
忍辱負重了兩年後，她將李士羣的一些真實想法摸透。這位淪陷區的大漢奸儘管對百姓生殺予奪，卻很惴惴不安於自己的前途。在風雲莫測的年月，他不想讓自己陷入絕境，希望和共產黨暗中有些聯絡，做點好事，爲自己留條後路。
1941年，在關露暗中聯絡下，潘漢年在上海祕密約見了李士羣。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劃，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
工資微薄，寒冬買不起木炭
完成了李士羣的策反任務後，關露給組織寫了一封信，請求去延安。哪知得到的回覆卻是，不宜回來。上海方面希望關露繼續留下提供有用的情報。
關露得到消息後，哭了一晚上。哭過之後，她強打起精神，繼續完成組織派給她的任務。新的任務是讓她去日本人辦的《女聲》雜誌做編輯。《女聲》是一本綜合性月刊，社長是一個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關露去《女聲》的目的是接近佐藤等人，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
關露在《女聲》負責小說、劇評和雜談。爲了不讓漢奸言論出現，同時又保護自己的身份，關露只能儘量編些無聊的風花雪月文章，將大量版面佔去。這種不動腦筋的工作，對關露來說，真是痛苦。
在《女聲》工作工資微薄，甚至生活都成問題。關露日子過得節儉，早餐幾乎省去，肉蛋之類的根本吃不上，常年處於半飢餓狀態。到了冬天，租的房子冷得像冰窖，關露買不起木炭，想去賣血。可是醫生說她身體太弱了，會承受不了。血沒有賣成，木炭也沒有換來，關露守着寒冷的屋子過了一個冬天。
1943年8月，組織安排關露去參加“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順邊打聽情況。要在世人面前再一次亮出自己漢奸文人的身份，關露很猶豫，她最終還是服從了命令。大會上，日方分給關露的講話題目是《大東亞共榮》。關露把題目換成《中日婦女文化交流》，談了些無關緊要的內容，諸如中日雙方語言不通，大家交流起來比較困難，今後應該多學語言之類的話題，矇混過去。
果然，關露參加完這次會議回上海後，就看到一篇登在《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當日報企圖爲共榮圈虛張聲勢，關露又榮膺了代表之儀，絕無廉恥地到敵人首都去開代表大會，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長起來的無恥女作家。”關露的“漢奸生涯”達到了頂峯。
關露在敵營苦熬6年，終於等到日本投降的那天。關露回到蘇北解放區，本想重新拾回滿腔熱情繼續創作，卻發現“關露”這個名字已經成爲一種恥辱的象徵，不能再發表任何文章。
比這更讓關露痛苦的是，她接到戀人王炳南的來信，竟是一封絕交信。當然，這並非王炳南本意。他本來準備迎娶關露的，但組織上經過反覆研究，得出的結論卻是：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羣衆以爲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羣衆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王炳南只能無奈服從。關露沒想到，她期盼的愛情破滅了，這讓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邊。關露回到住處，傷心地大哭。
過了一段時間，潘漢年等人爲關露送來了證明材料;關露漸漸地康復了。可關露的厄運還沒結束。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而受他的牽連，關露也失去自由。那一年她49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那一年她61歲，這一次關了8年。這一次次沉重的打擊徹底將關露擊垮。她患上輕度精神分裂症。思維恍惚的時候，常常一個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稍微清醒些，就要寫那些沒完沒了的交代材料。
關露從監獄出來後，住在10平方米的小屋裏，以前愛乾淨的她，竟然把房子弄得亂七八糟，空間逼仄，氣味難聞。 1980年5月的一天，關露突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被送到醫院，查出是腦血栓症，搶救過來之後，很多記憶都變得模糊，她也無法再寫字，手連筆都拿不住了。
1982年，潘漢年得到平反，與之相關的關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黨派往上海做情報工作的。得到這個結果，關露終於鬆了口氣。幾天後，關露在家裏吞食大量安眠藥自殺。(來源：青年週末)
“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悽苦。她的死必有原因。”——夏衍
1982年3月23日，北京朝內大街203號。
中共中央組織部派人向躺在病牀上的關露宣讀了平反決定:關露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
“決定”還撤銷了過去對她的審查處理報告:“關露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僞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爲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爲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
43年的漢奸罵名，10年牢獄，終於昭雪。7個多月後，1982年12月5日，關露在完成了回憶錄以及她的老上級潘漢年的紀念文章之後，服安眠藥自殺。
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夏衍說了這樣一句話:“解放後30年關露內心一直非常悽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遺囑
關露唯一的親人是妹妹胡繡楓一家。
胡繡楓和“76號”日僞特務頭子李士羣之妻葉吉卿曾是復旦同學，並且有恩於葉吉卿，中共欲利用這層關係策反李士羣。妹妹胡繡楓當時恰巧另有任務，於是1939年秋，就像電視劇《潛伏》中的“翠平”，陰差陽錯，姐姐關露被派去了“76號”。
多年後，胡繡楓告訴《關露傳》的作者柯興，“我不該把我姐姐認識李士羣的事情告訴潘漢年。去‘76號’和後來受牽連遭罪的也都應該是我，可都讓我姐姐代替了!”
這個故事在這個家庭中從不被談起。關露的外甥女李稻川向《中國新聞週刊》出示了關露的遺囑。遺囑立於1975年關露出獄之後。“我自己沒有兒女，只有三個外甥女兒，名叫李康將、李妙莊、李稻川。我生病時和生活上遇有困難時，她們都給我各方面的照顧。因此，我也把她們當成我自己的女兒。……如果我的心臟停止跳動，我的生活資料、香山東宮村2號房屋等都歸我的三個外甥女兒所有。”
香山東宮2號是關露1975年出獄後用補發的工資買的。這是一座帶小院的平房，條件簡陋，連自來水都沒有，但遍植綠樹香花。寫作餓了，關露就端個凳子站在棗樹下，現摘現吃。
1978年深秋，關露的老朋友去香山，還能看見她在跑步，“身體輕健而勻稱”，雖然跑得很慢。但1980年“五一”節的一次中風奪走了她的健康。
爲了便於看病，通過多方努力，文化部終於借了一間宿舍給關露。在朝內大街203號的一座筒子樓裏，一樓，陰面，一面牆緊挨公共廁所，因受潮白灰脫落。冬天暖氣不熱，另生一隻煤爐。地面是坑窪不平的土地。兩張摺疊牀，一張是關露的，一張是保姆的。
寫作的希望成爲泡影
關露搬來後不久，屋裏來了一位“不速之客”——在作協工作的蕭陽。蕭陽聽說關露孤身一人很可憐，“連保姆都欺負她”，就打抱不平來了。
她首先張羅替關露換了個保姆。新來的是一個胖胖的安徽小保姆，叫金正英，老實溫和，關露很滿意。
關露中風後，沒有偏癱，就是全身疼痛，經常說疼得像刀割一樣，無法入睡。蕭陽和小金推着輪椅帶關露去協和醫院看病，但沒查出病因。蕭陽還託人找來一位大夫幫關露按摩了一段時間。大夫認爲，關露的疼痛主要是心理上的，不是生理性的，他無能爲力。
1982年5月，小屋中又來了一位客人，是關露早年的結拜姐妹陳慧芝。已退休的陳慧芝願意來陪伴關露，幫她整理回憶錄。關露十分高興，“迫不及待”要她搬進來，一天都不能等。
陳慧芝自帶生活費住了過來，幫關露領工資，交黨費，記賬，改善伙食，還督促關露多起來活動。
關露出獄後，關係轉到文化部，只拿打了折扣的生活費，直到平反後才發全工資。給她定的是文藝11級，當時她的外甥女婿已是文藝3級。
關露出獄時補發了1萬多塊錢工資。她給了李康將2000塊，並且到處託人給李康將的女兒李若幼買了一架二手鋼琴。這架鋼琴其實音不準，從來就不能用，但直到今天，它還擺在李康將家的客廳裏。關露還給了曾經資助過她讀書的恩人劉道恆家1000塊。
有時候，陳慧芝的女兒姚光光也來看母親和“五姨”。她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五姨”給她的印象是文弱，特別“靜”，說話慢聲細語，老喊疼。她記得有一次關露讓她幫忙買一塊泡泡紗做短袖衫，還讓她替自己也買一塊，說是“算我送你的”。
大家還給關露買了一個洋娃娃，小金替娃娃做了一件背心、一條短褲。關露很高興，把娃娃放在枕頭邊，替娃娃蓋上被單，有時抱起來看看。
十一二平米的小屋，擠進3張單人牀和最簡單的傢什之後，實在是連一張小書桌都放不下了。陳慧芝只能靠在牀上寫，讓關露心裏很不安，希望能多一間房，寫過幾次申請，但房子一直未能解決。
最讓關露痛苦的，是她的記憶力不行了，也寫不了字了。解放後33年間，除了《蘋果園》和獄中詩，她沒有發表過一部作品。第一次出獄後寫的長篇小說被抄家抄走了沒有下落，第二次出獄後她曾經雄心勃勃要“大寫特寫”，但中風讓這個希望成爲泡影。
丁玲帶來潘漢年平反的消息
1982年9月15日，陽光明媚。
這天上午，客人來訪的時候，關露正在擦拭剛洗完的頭髮。她坐在摺疊牀邊，室內唯一一把舊木椅放在牀前當臉盆架。
進來的是作協副主席丁玲和她的祕書王增如。“她擡起一雙眼睛驚恐地望着我們。”仔細端詳了好一陣，才哽咽地問道:“丁玲!你是丁玲大姐嗎?”王增如後來在回憶文章中寫道。
兩位30年代上海灘上齊名的才女，“左聯”時期的老朋友，多年後首次見面。丁玲告訴關露:“我來是要告訴你一件大喜事，漢年馬上要平反了!”
關露的眼圈紅了:“真的嗎?我盼的就是這一天!我中風後幾次想到死，可一想到漢年的冤獄還沒平反，潑在他身上的髒水還沒洗乾淨，我就想，我得活下去，我得替他等到那一天!”
潘漢年曾說過一句話:“凡是搞情報工作的大多數都沒有好下場，中外同行都一樣。”從1939年的那個秋天起，關露和潘漢年的命運交織在一起。她到李士羣那裏做臥底做的聯絡和摸底工作，正是爲潘漢年親自出馬鋪路，也纔有了潘漢年後來被李士羣誘騙到南京見汪精衛之事。這未經請示也不敢彙報的見面，終於埋下大禍。
1955年，潘漢年因“漢奸”“日本特務”等罪名被捕，關露作爲這一“反革命集團”的成員被捕，兩年後出獄，不給結論，並被勒令退休。1967年，“文革”開始後，關露再次受“潘案”牽連，在秦城監獄關了8年。1982年，“潘案”在陳雲和廖承志的過問下終獲平反，惠及於她。但潘漢年已含冤死於勞改農場。
丁玲表示要幫關露解決住房問題，而且說做就做，當天就去找作協祕書長，建議用關露香山的房子在城裏換一套單元房，而且立刻返回關露住處把房子有望解決的好消息告訴了她。
據關露的外甥女李康將和李稻川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說，確實給了一套三居的單元房，但關露沒要。對此，丁玲後來說了這樣的話，“她的性格在重重壓力下扭曲了，使她什麼都怕。怕搬到作協宿舍後文化部不再管她，怕上醫院看病時要不到汽車……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永別人世
1982年12月4日，星期六。
陳慧芝是每週日照例要回自己大女兒家，關露一定早已選擇了這個時機。她不動聲色，只待回憶錄完工。姚光光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感嘆，一點預兆都沒有，看來到底是做過地下工作的。
這一天，回憶錄終於寫完了，紀念潘漢年的文章也寫好了。
關露告訴陳慧芝，說明天有老同學會來看她，開車來，還帶保姆，可以給他們做飯，所以給小金放假一天。
陳慧芝提議她再跟老同學打電話確認下，關露堅持不用，說已經約定了。“她知道我愛吃鴨子，她來時還帶一隻鴨子給我吃呢。”
下午，陳慧芝看關露精神不錯，便提議把回憶錄念給她聽，看看需不需要修改。這一部分主要寫的是李士羣，題目叫《我在潘漢年領導下爲新四軍做了一點李士羣的工作》。
關露說:“好，你念我聽，把稿子定下來，再抄一份給梅益同志。他看完還要轉給夏衍同志看看，再給上海市委寄去。”
關露幾次給梅益打電話，說有事託他幫忙。兩天前的12月2日，梅益來了。關露告訴他自己在寫回憶潘漢年的文章，還有關於李士羣的材料，整理好後就給他送去。
梅益注意到關露牀頭的塑料娃娃，感嘆寫作對於她真是件吃力的事，“不僅因爲病痛，還因爲沒有桌子”。
多年後，這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譯者，還記得1936年第一次見到關露的情景:清晨，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家中，關露身穿一襲曳地白色長裙，手拿書本，很優雅地坐在一張扶手椅裏。他這個才從北平來的文學青年，整個談話過程中一直雙手扶膝，連椅背都沒敢靠。
1982年12月5日，星期日。
李康將和李稻川都記得，這一天極冷。
她們接到電話分別打車趕到朝內203號時，天已經黑了。屋裏只有關露一個人，身體還是溫熱的。
是回家後的小金首先發現關露出事的。
李稻川對《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回憶，關露穿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兩手疊放在胸前，像睡着了一樣，臉色蒼白而平靜。小牀頭櫃上放着一杯水，兩個小藥瓶，碗裏還有兩個煮雞蛋。
李稻川的感覺是難以置信，從沒聽過關露抱怨過一句。他們不相信是自殺，報了警。公安機關調查後的結論是服安眠藥自殺。
本想給關露守夜，但天實在太冷了，就鎖上門，所有人都走了。只有那個洋娃娃陪伴着關露。
柯興寫《關露傳》時，在領導支持下查了很多內部檔案。他在書中披露，信封裏有一張老照片。照片背面題寫着: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下面有關露的一行題詩:一場幽夢同誰近，千古情人獨我癡。
照片上的人就是王炳南，後來的外交部副部長，關露曾經的戀人。
這張照片李稻川是非常熟悉的。早在抗戰時，她就認識王炳南了。那時，她家住在重慶“曾家巖50號”的周公館對面，“王伯伯”隔三岔五在晚上偷偷跑來，連小孩子都知道他是來打聽關露消息的。王炳南是個“老陝”，高個子，小寸頭，穿一身黑中山裝，很利索。
那時王炳南剛和德國妻子安娜分手，關露也有過一次短暫婚姻。和王炳南戀愛，是關露一生最美好的時光。
李稻川是在抗戰勝利回到上海後，在關露的小屋中見過王炳南這張照片的。那時，關露因在國民黨懲治漢奸的名單之中，已被黨組織送到淮陰新四軍中。
王炳南曾打算去看望關露，定下終身，但在上飛機前一刻被鄧穎超攔下了。
“那時每星期有一次班機到淮陰，我曾想搭乘飛機去看她。領導上臨時決定不讓我去，說因爲她名聲不好。”在悼念關露的座談會上，王炳南說了這段往事。王炳南還說，讓一個已經馳名的左翼作家去當“文化漢奸”，在羣衆中造成不好的影響，現在看來這樣的安排是不妥當的。
1982年12月16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簡單地舉行了關露的骨灰安放儀式，因爲是自殺，沒有致悼詞。王炳南默默地參加了儀式，並向關露遺像深深三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