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是史學大師王仲犖先生的祭日，謹爲先生仙逝32週年祭。
學界論及王仲犖先生(1913―1986)之學術，每言及古史分期之魏晉封建說以及先生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對於先生的其他著述，論之者不多，而對於現有著述之外的胸中學問更是知之甚少。王先生自20世紀30年代初入於章太炎先生門下，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實現了學統與新知的融合、考史與著史的兼領，是淹通文史的一代方家。
一、學統與新知
王仲犖先生祖籍浙江餘姚，1913年出生於上海，早年也一直在上海學習和生活。讀大學時，便屬意於文史，在任堇叔先生指導下，開始了《西昆酬唱集註》的工作。王先生自己曾不無感慨地說：之所以選擇《西昆酬唱集》，主要是因爲它使用典故多而卷數又較少，便於初學。箋註工作“單靠《佩文韻府》是不行的，我就得一部一部書翻檢詩句的出處，如《毛詩》、《左傳》、《論語》、《孟子》、《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麟臺故事》、《初學記》、《太平御覽》、《世說新語》、《穆天子傳》、《西京雜記》、《酉陽雜俎》、《莊子》、《列子》、《楚辭》王逸注、《玉臺新詠》、樊南詩文集》馮浩注、《文選》李善注、《全唐詩》等，一天一天地翻檢，翻檢得很詳細，不但解決了註釋問題，也充實了自己，打好了基礎”。
王先生的岳丈是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時期的學生，且岳丈家又與章夫人湯國梨先生有姻親之好，兩家過從甚密。王先生婚後不久，就被湯國梨先生介紹到章太炎先生門下。王先生回憶道：“她知道我很喜歡古典文學，就把我的詩文介紹給太炎先生看，先生看了，認爲孺子可教。湯國梨先生就推薦我做他老人家的小學生了。我本來是他學生的女婿——小門生一輩，現在成了他的學生了。”
到章太炎先生門下後，王先生一方面陪侍他在蘇州和無錫等地講學，同時潛心攻讀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和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文始》等;另一方面，則在章太炎先生指導下，初步完成了《北周職官志》與《北周地理志》兩部書稿。這兩部書稿奠定了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學術基礎。王先生曾深情回憶他向章太炎先生請教《北周職官志》的有關問題時的情景：
他點點頭，指示了兩點，一、必須對孫詒讓氏的《周禮正義》，致細地研讀，我照他的話做了。二、他說必須廣泛參考金石墓誌，我聽了他的話，後來在一九四八年到北京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翻閱所藏的金石拓片，後來又翻閱了趙萬里氏的《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都是根據他生前指示來做的。這部書凡四易稿，後來改名爲《北周六典》，到一九六七年才重新寫定，一九七九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但初稿都是在二十多歲時起草的。
《北周地理志》與《西昆酬唱集註》也經歷了同樣的磨礪。
章太炎先生和王仲犖先生
章太炎先生去世後，湯國梨先生攜幾位弟子共同創辦了太炎文學院，王先生被聘爲院長室祕書兼教授，擔任中國通史一課的講授。但爲時不久，因形勢惡化，太炎文學院停辦，王先生投奔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時任雲貴監察使的李印泉先生，效力於抗戰第一線，曾參與保山保衛戰。1942年，應中央大學之聘，赴重慶執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教席。1945年秋，由講師晉升爲副教授。中央大學遷返南京後，進行院系調整，王先生任中大文學院中文系副教授。1947年夏，因同情進步學生運動，中文系的朱東潤先生、吳組緗先生、蔣禮鴻先生以及王先生等多名教員被解聘。時任山東大學校長的趙太侔先生聞訊後趕至南京，延攬諸賢。王先生遂應聘至青島山東大學。次年，被聘爲教授。此後直至1986年去世，一直任教於山東大學。
1947年山大中文系合影，前排左一爲王仲犖先生
自章太炎先生去世至解放前夕的十三年間，王先生雖顛沛流離，輾轉於多處，但秉承學統，絃歌不輟，一直致力於《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與《西昆酬唱集註》的修訂增補。在雲南期間，庶務繁雜，又無書可讀，王先生便將隨身攜帶的《資治通鑑》反覆翻閱，並摘記有關雲南的史料。方國瑜先生見此，把《雲南叢書》中專門彙編《資治通鑑》中有關雲南史料的一部書稿借給王先生，請他遇到《資治通鑑》有而此書未收者，用毛筆寫在天地頭，王先生居雲南二年，集腋成裘，密密麻麻地彙集了一厚冊，臨行前還給了方國瑜先生。王先生對於《資治通鑑》的功底也在此時造就。
十三年間，雖恩師不在，但在學問與閱歷的砥礪中，王先生愈加領會到章太炎先生學問之精髓。多年後，他曾這樣總結道：
第一，章先生繼承了浙東學派“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爲講經學就是提倡史學;第二，認爲經學也好，史學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鑑，“保國性”，也就是發揚愛國主義，提倡民族主義精神，嚴夷夏之防，勸人不要當漢奸。他的早年學生錢玄同當時復舊名錢復，他非常稱讚改得好，顯示了愛國主義精神。章先生的學問是雙軌並進的，他有純學術的著作，也有和國家民族息息相關的著作。從這一點看，就也懂得章先生爲什麼這樣嚮往顧亭林，亭林既有《音學五書》這樣純學術性著作，但也有供國家民族可以借鑑的像《日知錄》這樣的著作，雙軌並進，是並行不悖的。
這種體認，既是對自己學統的總結，又成爲前往新的歷史時期探求新知的津樑。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王先生改任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新的社會、新的時代，萬象更新，馬克思主義全面進入史學領域，史學研究出現了一片新的天地。在這方新的天地中，有的學者固守學統，仍舊在原有的天地中默默耕耘;有的學者幡然求新，在新天地的風雲變幻中得心應手;還有的學者在繼承與求新上上下求索，實現着學統與新知的融匯。王先生屬於後者。這些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加之特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使史學研究成爲盛極一時的顯學。
王仲犖先生在50年代的山大
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中國歷史具體問題相結合，既要熟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方法，又要精通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問題，這樣，才能真正進行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王先生在這種結合上走在了史學界的前列，也正因爲此，在古史分期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轟轟烈烈的大討論中，他都能獨樹一幟，成一家之言。
對於王先生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國歷史具體問題結合上的貢獻，吳大琨先生曾專門論及。他在《回憶〈文史哲〉初期的王仲犖教授》一文中寫道：
我作爲一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教學研究工作者，是第一次從他那裏才認識到應當怎樣從政 治經濟學的角度來考察中國古史分期問題的重要性的。那時候，仲犖教授和我都是《文史哲》的積極撰稿者，我們討論過的一些問題，或者在討論中想到的一些問題，事後把它寫下來，就成了《文史哲》上的文章。在當時王仲犖教授所發表的許多文章中，我認爲發表在1954年4月號《文史哲》上的《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是極爲重要的，因爲他第一次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探討了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村公社制度的性質和作用。仲犖教授在文章中說：“許多世紀中，村公社的繼續存在，成爲古代專制國家停滯性的堅強基礎。所有村公社的成員，只能成爲土地的使用者——他的佔有，也是經由勞動實踐過程爲前提之下發生的——而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公社社員既不是公社土地的所有者，那麼，他本身就會變成公社的財產，也就會變成專制君主變相的奴隸。他們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了起來，完成着自給自足的生產，他們要經常地向他們的統治者貢獻力役，也貢獻物品。這些公社成員們，在身份上雖是‘自由’的，在經濟生產上也是獨立的，但這並不等於說這些公社成員們所受的剝削和壓迫就比較奴隸或以後的隸農們來的輕，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所遭受的壓迫和剝削，也許還重得特別厲害。在這種特殊生產形態裏，自由人生產還是佔重要的地位，奴隸的勞動不能儘量代替自由人的勞動，這樣，不但阻礙了奴隸形態的發展，也會阻礙了以後農奴形態的充分發展。”我認爲仲犖教授這話是十分精闢的，他所說的“特殊生產形態”，實際上，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所以，我認爲，王仲犖教授應該說是中國歷史學界第一個以他獨立的研究證明了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理論適合於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他的這一貢獻，在學術上的意義是很大的，儘管他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吳大琨先生所稱道的這篇文章也是王先生關於古史分期問題的第一篇文章。衆所周知，隨着馬克思主義學說在史學領域的運用，作爲唯物史觀基本框架的五種社會形態說也必然運用於中國歷史與社會，而中國歷史的獨特性，又使得中國歷史之足一時難以適應五種社會形態之履。因而，古史分期以及與其相關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問題等，也就必然成爲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社會史大論戰中，就開啓了古史分期問題的大討論。新中國成立後，隨着郭沫若先生的戰國封建說、范文瀾先生的西周封建說、尚鉞先生的魏晉封建說的提出，知名史學家們紛紛進行論述，各抒己見，形成了建國後古史分期問題大討論的高潮。在這場大討論中，王先生除《春秋戰國之際的村公社與休耕制度》一文外，還先後完成了《兩漢奴隸社會說》、《魏晉封建論》、《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等論文，並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連載於《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的《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這篇長文。《〈文史哲〉與中國人文學術編年》評論道：
(1956年)3月1日，王仲犖在《文史哲》第3期發表長篇論文《關於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問題》，詳細系統地論證了“魏晉封建說”，成爲中國古史分期“魏晉封建說”的代表作之一。該文的發表，標誌着作者成爲中國古史分期魏晉封建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全文從古代中國原始奴隸制結構，以及生產力的持續增長與封建主義因素逐漸獲得發展等方面來闡述中國奴隸社會的瓦解及封建關係的形成過程。主要觀點是：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於魏晉，從殷商一直到東漢，都是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可分爲兩個段落：從商到春秋是第一個段落，這時期社會上有農村公社和未獲得發展的早期奴隸制兩種基本結構;從戰國到東漢是第二個段落，這時期農村公社已經瓦解，較爲發展的奴隸制開始在社會上佔統治地位，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保證了商品生產的可能性。自漢武帝開始，流民大量出現，奴隸制面臨總危機，漢末黃巾大起義等，才摧毀奴隸制，引起封建關係急劇發展。到魏晉時期，封建制終於代替奴隸制而上升到主導的地位，中國就進入封建社會了。
在積極參與古史分期和亞細亞生產方式大討論的同時，王先生還就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多次發表 論述，先後發表了《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徵》、《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絲織業》、《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以前的江南棉紡織業》等論文，是建國後較早進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研究的學者之一。王先生髮表於《文史哲》1953年第2期上的《從茶葉經濟發展歷史看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特徵》一文，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大討論中的重要代表作。文章“從茶葉經濟發展這一特殊角度來論證中國在鴉片戰爭前爲什麼不會出現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的封建社會爲什麼延續得比較久。文章認爲，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顯著特徵是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政治體制的強固結合，由於這種結合，更加強了封建階級對於茶農與製茶手工工人的殘酷剝削，阻礙了手工業向工場工業的發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後來更由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保持了封建統治”。這篇文章被嚴中平先生譽爲研究明清經濟史的創新之作，具有很強的方法論意義。王先生則謙虛地認爲：“中平教授是《中國棉紡織史稿》的作者，我受到他的啓發和幫助，於是也熱情地參加我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尤其茶葉經濟這篇文章，基本觀點受到中平教授的影響很大，他真是我的良師益友。”兩位先生的學者風範足垂後世。
數十年前風起雲涌的這場大論戰似乎已塵埃落定，不論史學史將如何評價，我們堅信，這場大論戰所蘊含的學術內核彌足珍貴，所帶來的學術繁榮與學術進步同樣不容忽視。王學典先生曾從兩個方面深刻分析這一問題。他提出：
如果把以“五朵金花”爲代表的中國唯物史觀派置入整個20世紀的世界史學的主要潮流中來觀察，那末，我們會進一步感受到它的學術價值。老實說，中國的唯物史觀派史學與法國年鑑學派從治史理念、爲學旨趣到作業方式，都如出一轍，不謀而合。它們同屬一種指導範型，重視重大問題研究，重視長時段研究，重視社會經濟史研究，重視宏觀整體研究等。
他還認爲，在古史分期問題大討論的各派學說中：
“西周封建說、戰國封建說、魏晉封建說影響最大， 最具有代表性。爲了證明自己觀點的合理，各派都去挖掘各自時期的史料，客觀上刺激了文獻學、考古學、民族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進一步發展。例如……尚鉞、王仲犖、何茲全等通過考察農村公社、流民暴動、世家豪族、農民部曲和佃客等歷史事實而分析得出魏晉封建說的結論，等等。這樣，本來資 料最爲貧乏和寡缺的先秦、秦漢史，卻率先得到最爲清晰、精細、深入的清理，這一功勞不能不歸於‘古史分期問題’論戰”。
我們十分同意這一見解。從第一方面看，中國的相關史學家們除了與年鑑學派不謀而合外，還體現了一種強烈的經世致用的責任驅動，在新中國的召喚下，要寫出“和國家民族息息相關的著作”。在王先生的學術活動中，這一點也表現得十分明顯。除了在大量的討論中蘊含着這一責任外，他還專門著有《中國封建社會的特點》一文，從經濟結構、政治結構、思想文化等方面，對中國古代社會與西歐古代中世紀進行了全方位的比較研究，試圖闡明中國式道路的由來與走向，這也是建國後比較史學的代表作，惜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
從第二方面看，王先生在這場大討論中所積累的學術貢獻，可以是最好的證明，他在這一時期對村公社制度的研究、對東漢與魏晉土地經營方式與社會階層的研究、對均田制度的研究，以及20世 紀80年代爲彌補50年代之缺憾而完成的《井田制度考》、《圭田考》、《奴婢上戶籍始於北魏》等論文，共同構築起了他在中國古代史特別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基礎。因而，王學典先生對20世 紀50年代這場大論戰的評價，同樣適用於對王先生在這場大論戰中學術活動的評價。
二、作史與考史
章太炎先生曾將清代史學分爲“考史”與“作史”兩種類型，後人又將清之後的史學延伸爲史料考訂派與史觀派或者是考史派與著史派，其劃分大同小異，故而我們仍以考史與作史區分之。就清代史學而言，考史派佔絕對優勢;進入民國以後，雖然經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但在乾嘉範式和西方實證主義結合下形成的新考史派仍佔據優勢地位。王學典先生曾分析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評議院士。在‘人文組’計8類28名院士中，絕大部分都具有考據學背景，如胡適、柳詒徵、陳垣、陳寅恪、顧頡剛、傅斯年、餘嘉錫、楊樹達、趙元任、李方桂、蕭公權、陶孟和等。唯一一名史觀派史家郭沫若也列名其中，但他所以入選，也是因爲其在甲骨金文考釋上的考據性貢獻。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史料考訂派的勢力之大。”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作史派除錢穆等人外，多數都是以唯物史觀治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這就使史學流派的劃分帶上了政治意義。新中國成立後，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爲代表的作史派自然成爲主流流派，而考史派在經歷了批判胡適與古史辨的學術運動後一蹶不振，考據之學似乎也難以再登大雅之堂。
在這樣一種學術變遷中，王仲犖先生之治史，實現了作史與考史的兼領，進則作史，退則考史，作史中不乏考據實證，考史中仍見理性思辨，進退自如，在兩大領域都爲我們留下了豐厚的學術遺產。
王先生作史的代表作當爲《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五代史》，兩書的前身則是1961年出版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王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前言》中寫道：
我從一九五二年起，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課程，同時開始編寫一部講義，但不盡符合教材要求，以後就索性放開手，寫成《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一部斷代史。 它的上冊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冊也已經定稿，一九六六年將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開始，暫時停止排印。
由此看來，魏晉南北朝部分在“文革”前已全部完稿，所以在“文革”後不久，王先生便修訂完畢，1979年正式出版了《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部分在“文革”前僅完成了隋與初唐部分，故而基本上是從頭寫起。因此，至1983年方基本完稿，1988年正式出版。這樣，介紹王先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作史貢獻，當本《魏晉南北朝史》一書。
《魏晉南北朝史》一書的影響力自不待言，尤其是在青年學生和青年學者中更是如此，是學習和研究這一時期歷史的首選入門著作。該書在學術史上的貢獻集中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它是建國後第一部以唯物史觀爲指導的系統完整的斷代史著作，在斷代史的研究範式、基本架構以及史論模式上進行了全新的探索，成爲斷代史著作的經典之作。
建國以後以作史聞名的史家多專注於通史性著作的撰寫，追求《史記》以來通古今之變的成就，建國後雖也有三二種以“史綱”、“史略”名之的斷代性著作，但篇幅太小，結構與內容尚無法承《漢書》之餘緒。王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則填補了這一重大空白。全書實際上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系綜論，將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融爲一體，以時代爲序，分別論述;第二部分則將這一歷史時期的周邊民族狀況、中外關係、思想文化、科學發展等內容進行專題論述，史論結合，構建了一個全新而科學的斷代史研究體系。
其次，它大面積地填補了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許多空白，提出了相當數量的“新論”，是一部創新之作。比如，這一歷史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史、軍事與戰爭史、少數民族史、中外關係史上的許多 空白被填補;在世家大族制度、人身依附關係、屯田制、佔田制以及思想文化領域中都提出了新的見解與結論。特別是對魏晉南北朝歷史地位的把握，更是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王先生在該書“序言”中曾概括道：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認爲它一團漆黑，社會經濟停滯不前。……是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佔絕對統治地位，貨幣近於廢棄，這是由於封建依附關係的加強而造成的，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就裏足不前了，這個社會的文化就不再向前發展了。相反，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經學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史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繪畫、書法、雕塑、音樂、舞蹈、雜伎等，以及科學技術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上的成就，爲以後唐宋時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本書文化部分佔了全書十二章中的三章之多，幾乎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
這種史識令人擊節。尤其讓我們感嘆的是，始作於20世紀50年代的這部著作的社會史視角，已足以迴應西方史學界方興未艾的年鑑派史學。
再次，這部斷代史是一部史作，在這部著作中，王先生清新的文采、縝密的分析稱譽學界。但它同時又是一部實證性史作，王先生繼承了考史的傳統，註釋與考證的分量是此後許多斷代史著作所不及的。這部著作所引史料都是隨文而注，除此之外的專項註釋部分仍佔到全書總文字的20%以上。這些註釋或補充史料，或考訂史實，許多註釋的文字已大大超出了相關正文的文字。如書中《曹魏的屯田制度》一節，正文只有3000字左右，而文後的註釋卻有4500多字;又如，書中講到東晉世家大族在浙東廣置莊園一事時，正文僅200多字，而文後的註釋卻引用了 30多種史料加以說明佐證，註釋文字有2500字以上。若將這些註釋單獨成冊，就是一部頗具分量的《魏晉南北朝史實考證》，是十足的史料考訂之作。
王先生考史的代表性工作有四個方面：一是對敦煌文書的考釋;二是對鮮卑與代北姓氏的專題 考證;三是參與二十四史的校點;四是綜合性考證之作，如《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這些工作除了第四項外，都是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進行的。
對敦煌文書的考釋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對譜牒殘卷的考釋，包括《〈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考釋》、《敦煌石室出殘姓氏書五種考釋》等。二是對地誌殘卷的考釋，包括《唐天寶初年地誌殘卷考釋》、《〈貞元十道錄〉劍南道殘卷考釋》、《〈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第二〉 殘卷校釋》、《〈沙州都督府圖經〉殘卷考釋》、《〈沙州志〉殘片三種考釋》、《〈敦煌錄〉殘卷考釋》、《〈壽昌系地鏡〉考釋》、《〈沙州伊州地誌〉殘卷考釋》、《〈西州圖經〉殘卷考釋》、《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卷考釋》、《〈西天路竟〉釋》等多種。前一部分收錄在《㟙華山館叢稿》中;後一部分則匯爲《敦煌石室地誌殘卷考釋》一書，經夫人鄭宜秀先生整理後，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的敦煌文書考釋主要是還原式考釋。考釋以雄厚的文獻與史學功底爲基礎，廣徵博引，補白祛疑，爲敦煌學研究作出了艱鉅而有效的基礎性貢獻。王先生對於自己在敦煌文書方面的有關考釋工作還是比較滿意的。他曾對收入《㟙華山館叢稿》中的幾則考釋評價道：“有關敦煌石室發現的氏族志文章，一共寫了三篇……這幾篇文章，也有紮實的，如果顧步自憐的話，我是較爲滿意的。”這是王先生唯一一次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進行評價。
對鮮卑與代北姓氏的考證屬專題性考證，有《鮮卑姓氏考》、《代北姓氏考》兩文，意在條理北魏、西魏時代，在鮮卑先改單姓又轉用複姓的大變動中，各姓氏及相關集團的沿革、變化狀況。如王先生 所言：“自北魏孝文帝改鮮卑複姓爲單姓，西魏相宇文泰又改鮮卑單姓爲複姓，當西魏、北周之世，庾信有詩云‘梅林可止渴，複姓可防兵’，則改複姓之影響之大，固有關鮮卑化漢化勢力之消長，非獨一姓一氏之單語復語之變換而已也。犖既寫定《北周六典》，於西魏北周複用鮮卑複姓事，雖不得不略一提及，但言之不詳，故今復爲《鮮卑姓氏考》，別成一篇雲。”在《代北姓氏考》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表述。需要說明的是，這兩篇考證文章合計10餘萬字，均作於王先生的晚年，無論是對史料的網羅式搜尋，還是考辨中抉疑探隱的功力，都屬考證文字中的上乘之作。王先生本人對其也很看重，有幾家雜誌多次索稿，均未果。他多次說，這兩篇文章要收到《㟙華山館叢稿》的續編中，一部論文集應當有相當數量的未發表過的有分量的文章，不能只炒冷飯。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華書局對二十四史的校點爲建國以來最爲宏大的學術工程，王先生是主要參加者與組織者之一。他曾回憶道：
一九六三年，國務院調我去中華書局參加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第一從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六六年六月，第二次從一九六七年進行，我沒有參加，第三次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大概共有九年時間。我的任務是主持南朝五史點校工作，我負責的是《宋書》和《南齊書》，盧振華教授負責的是《梁書》，張維華教授負責的是《陳書》，此外準備請張維華、盧振華兩教授合作點校《南史》，這是最初的計劃，後來由於人員變動，改由我和盧振華教授合作點校《南史》了。
王先生第一次赴京參加二十四史點校留影
對這一工作的學術與文化意義，學界早有定論，茲不贅述。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王先生在點校《宋書》的同時，在借鑑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積十數年之，完成了洋洋百餘萬字的《宋書校勘記長編》，全書共出校9100餘條，無論是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遠遠地超過了前人，成爲《宋書》整理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北周六典》與《北周地理志》是兩部重要的綜合考據之作，其緣起是補《周書》無志之缺失，但經過王先生近四十年的反覆考訂，其意義已遠過於此。《北周六典》凡六十餘萬言，即是一部北周“通典”，又是北周一朝制度史料的彙編與考訂;《北周地理志》凡七十餘萬言，既是一部“北周郡縣誌”，又是北周地誌史料的彙編與考訂。兩書的學術價值自不待言。
在作史與考史方面還值得一提的是王先生關於“中國古代物價史”的研究工作。王先生晚年多次談到，章太炎先生認爲清代學術缺食貨之學是一大缺陷，要求王先生在學識許可時可致力於此。王先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作史”，實際上也是在踐行着太炎先生的教誨。但王先生本人還確定了一個研究目標，就是要寫出一部《中國古代物價史》，從物價的視角把握中國古代經濟與社會的變遷。應當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前瞻性的研究方向。更讓我們關注的是，王先生設定的研究中國古代物價史的第一步是先完成《中國古代物價考》。自20世紀70年代初，在進行着若干考史工作的同時，王 先生也開始了對中國古代物價史料的收集與考訂。至先生仙逝前，先後完成了《〈管子〉物價考》、《〈韓非子〉物價考》、《〈戰國策〉物價考》、《〈越絕書·計倪內經〉物價考》、《〈史記·貨殖列傳〉物價考》、《漢代物價考》、《漢晉河西物價考》、《魏晉南北朝物價考》、《唐五代物價考》、《唐西陲物價考》、《于闐物價考》，宋代與遼金夏的有關物價資料也大致收集完畢。上述考證或資料已由鄭宜秀先生彙編爲《金泥玉屑叢考》一書，中華書局1998年出版。
這一未竟工作的方法論意義，絲毫不亞於它在經濟史研究中的貢獻，如天假時日，王先生能夠如願完成《中國古代物價考》與《中國古代物價史》兩部著作，定是作史與考史的完美結合。
三、文史淹通與學者風範
王先生自小學入門，又偏愛詩詞，建國之前一直任教於國文系，因此，對古典文學造詣頗深，其本人也工於聲律，詠唱酬答，清雋自然。但是，由於到山東大學後一直從事史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除了反覆修訂於1980年出版的《西昆酬唱集註》外，再無其他有關古典文學的著作。不過，王先生在史學研究中卻大量引入了古典文學的元素，把文學史與文化史作爲斷代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以詩證史、以史論詩方面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以《隋唐五代史》爲例，全書洋洋百萬餘言，文化史部分佔了 1/3強，其中，詩史詞史又佔了文化部分的2/5，達15萬字左右，僅完整引述的唐五代詩詞就有千首以上，若單獨成冊，是一部完整的唐五代詩史。即便如此，王先生仍然意猶未盡，他在該書“前言”中寫道：
唐代的詩歌文學，是唐代文化的精華。在拙著中，初唐詩只略作介紹，盛唐幾位大家，敘述較詳。我是喜歡中晚唐詩的，所以敘述中晚唐詩特詳。但是由於篇幅的限制，作品是介紹了，對於作品的分析，卻只能俟諸異日，另成一書了。
在《隋唐五代史》一書中，討論史實之時，王先生能以詩爲證，引詩入史，解決了若干疑難，在討論詩人詩作時，則以史證詩，大大加深了對詩作的認識，甚至釐正了詩人與詩作中不少傳統問題。其中，最爲典型的是對韋莊其詩其人的研究，限於篇幅，此不具論。
以上所述，僅是作爲學生對先生的一知半解，王先生本人從未講過什麼文史兼通，也未曾講起他在古典文學研究中的造詣，只是說自己是一個愛好者。對先生的“愛好”筆者深有感觸，自1982年，筆者有幸忝列先生門下，先生給筆者確定的學位論文是他所喜歡的韋莊詩詞箋註。筆者每週一都去先生的書房聽先生講評，先生對所講之詩篇篇吟誦，常常嘖嘖稱道：“好詩!好詩!”這種境界其實就是做學問的最高境界。也正是由於對學問的熱愛，王先生真正做到了視學術爲第一生命，終畢生之力貢獻於自己所熱愛的事業。
王先生在《談談我的生平和治學經過》一文中曾經寫道：
一九八三年八月，我把一百二十萬字的《隋唐五代史》寫完，有朋友問：“你以後還準備寫哪些書?”我告訴他我準備把這些年論文，編成一個集子，集名《㟙華山館叢稿》，計劃一年之內編成。此後視我的健康好壞，還預備寫幾部書。生命不息，寫作不止。
自1983年8月到1986年6月，在不足三年的時間內，王先生編定了《㟙華山館叢稿》，完成了中國古代物價考的大部分工作，還撰寫了《鮮卑姓氏考》與《代北姓氏考》兩大考據長文，基本編寫了《㟙華山館叢稿續編》，等等。須知，此時王先生已年過七旬，且一直患有心臟病、糖尿病等疾病，身體較爲虛弱。這些成果就是生命的投入。
多年來，王先生除了研究、教學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愛好，終日在小小的書房孜孜研讀，極少下樓，常常每日能完成三千言。而且，王先生的所有研究都不找人代勞，從翻檢史料、摘錄卡片，到以繁體豎排譽錄文稿，全部都是親歷親爲。最讓人景仰的是王先生終日樂在其中，流連忘返。其故交朱季海先生曾奇詩云：
聞道年來懶下樓，書城高築又埋頭。
古城艇子渾忘卻，不及盧家有莫愁。
王先生答詩曰：
神仙自是愛樓居，慚愧捧心未著書。
風雪連天冰百丈，木蘭雙槳正愁予。
正是有如此高貴的學術品格，王先生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真正做到了視名利如浮雲，不伐名，不自矜，固守學術良知，從不以良璞示人。
王先生在生前從不申報任何獎項，也未申報過什麼項目，更不彰揚自己的學術與學問;相反，在一些情況下，寧肯學術成果不能出版，也堅守自己的學術良心，不隨波逐流。鄭宜秀先生曾回憶王先生《曹操》一書修訂版的過程：
……《曹操》，1956年曾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建國後國內第一部有關曹操的著作，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反響。在嗣後進行的關於曹操評價的大討論中，上海人民出版社又擬再版此書，請仲犖先生加以修訂。先生抱病對此書進行了系統的修訂，吸取了客觀的內容與評價，但沒有應景的成分。在再版後記中，先生認爲：“替曹操翻案，是有必要的，因爲這是使歷史真面目還原。但是，我們也不能因爲擁護這一新說法，而把曹操那種殘酷的性格完全抹掉。如果把曹操所屬的那個生活烙痕抹掉，那也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由於種種原因，該書未能再版。
王先生固守學術良知方面最爲集中的體現還是不以良璞示人。前已述及，王先生的兩部斷代史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歷時三十年才全部完成;其《西昆酬唱集註》與《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更是歷時四十餘載，反覆修訂，方正式出版。以這三種著作爲例，早在20世紀40年代已達到了較高水平。1945年秋，王先生申請副教授之職，重慶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伍叔儻在審讀了王先生送審的《西昆酬唱集註》和《北周六典》後認爲，只需將前者送教育部即可，而後者升教授也可以了。只是因爲王先生執教國文系，不能用此書送審。當時的教育部在請專家審查後，即聘王先生爲中央大學副教授。儘管如此，王先生仍將這些書稿反覆修改了三十多年。
王先生在《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寫道：“我是章先生的學生，以我來寫太炎先生，當然有偏護的地方，所以是不適宜的。”在追憶王先生的文章最後，筆者只能慚愧地說：我是王先生的學生，以我來寫仲犖先生，以學養之淺薄，一定不乏難以備述之處，所以是不適宜的。”好在對王先生之等身著作，學界自有公論，筆者在這裏，只是對先生的學術道路與學術品格略述一二而已，先生廟堂之美，尚待大方之家有以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