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曾有過許多次“變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數“商鞅變法”。“戊戍變法”是失敗了，他使我們中國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富國強兵的歷史機遇。究其失敗的原因，是保守派的勢力過於強大。在這個保守的國度，要變更祖宗之法，談何容易。但商鞅卻成功了。商鞅成功，因爲它不僅有超人的膽略，還有超人的政治智慧。
一開始，他就作了一件讓人意想不到的事。懸賞五金，募一人將一根木頭從國都南門搬到北門，“民怪之，莫敢徙”。於是將賞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兌付了賞金。“民怪之”，是因爲政府缺乏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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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用這樣一個小故事確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於是推行新政。在各種政令中有一條頗有意思，“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就是說不準吃“大鍋飯”。這一條出自於對人的本性的認識。可惜的是我們今天一些地方仍在吃大鍋飯，難道我們今天的智慧比不上兩千年前的商鞅?
新法很難執行，因爲大家都反對。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歲頭上動土，商鞅之膽略可見。
“明日，秦人皆趨令”。我們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難題是“執行難”。法令如果不能執行，就是一張廢紙。“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們今天也有一個鐵面無私的商鞅，改革或許會順利得多。正因爲有了這個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說”，變法最終取得成功。
商鞅變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雍州位於陝西西部，所處環境，十分偏僻、閉塞。被中原各國視爲戎狄。“諸侯卑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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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法之後，秦一躍成爲西部之強國，諸侯懼之，稱爲“虎狼之國”。到後來，秦始皇掃滅六國，完成統一大業。若論統一大業，商鞅變法應是第一功，因爲他爲秦國以後的富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商鞅後來的結局十分悲慘，秦孝公死後，他四處逃亡，走投無路，終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車裂之刑。歷來的改革者，少有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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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的吳起，漢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都不得好下場。西方人喜歡標新立異，花樣翻新，所以不斷地有新東西發明出來。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每次想起譚嗣同臨終前的這句留言，總會有一種莫名的傷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