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安史之亂”被稱爲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祿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國從拖入衰敗深淵的元兇。多年來，人們對於唐玄宗時代之“盛世”的解說傾注了很高的熱情。如果考察安祿山的一步步發跡到走上叛亂之路，對於透析天寶盛世的景況尤其是唐玄宗時期的政治現狀，會很有意義。
本文原載於《歷史學家茶座》第6輯(進入雜誌專題頁面)，原標題爲“安祿山的發跡之路”
安祿山，是“安史之亂”的罪魁禍首。《舊唐書·安祿山傳附子慶緒傳》謂“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到宋人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則把安祿山列入《逆臣傳》中。史學家從來把“安史之亂”稱爲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祿山是直接把大唐帝國從太平盛世拖入衰敗深淵的元兇。多年來，人們對於唐玄宗時代之“盛世”的解說傾注了很高的熱情。如果考察安祿山的一步步發跡到走上叛亂之路，對於透析天寶盛世的景況尤其是唐玄宗時期的政治現狀，會很有意義。
安祿山自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出生，在唐肅宗至德二年(757)55歲時被自己信任的部下和兒子安慶緒合謀殺死。縱觀他的一生，在13歲以前是一個漂泊的孤兒。大約從15歲開始到30歲，他混跡在邊疆地區，是一個不太安分的商人。他從30歲步入軍旅，僅僅在不到4年的時間就做到平盧將軍。在進入軍隊最初的十年當中，即安祿山39歲前，他的仕途與人生道路也有過波折起伏。他曾兩次死裏逃生，卻最終東山再起。剛剛步入40歲門檻的那年(天寶元年)正月初一，一躍成爲駐守邊疆的藩鎮最高軍事統帥——平盧軍節度使。在此後的十幾年中，他飛黃騰達。在唐朝嚴格按照“循資格”的任官體制下，創造了在和平年代中邊疆番帥仕途騰達的神話。他42歲時又兼任了范陽節度使(治今北京);45歲，加兼御史大夫;46歲，即天寶七年(748)，朝廷賜之鐵券，加實封三百戶,柳城郡開國公;48歲(天寶九年五月)賜爵東平郡王，此舉開創唐朝將帥封王的先例。天寶十年二月，也就是他49歲的時候，又兼河東節度使。同時兼領平盧、河北轉運使、管內度支、營田、採訪處置使。自40到49歲，安祿山從一方節帥到身兼三鎮，所獲得的榮耀與君寵達到頂峯。從50歲開始，有跡象表明他開始一步步策劃變亂。天寶十四年(755)十一月起兵叛亂，第二年稱大燕雄武皇帝，55歲的那年的春節被殺。
安祿山在政治上的一步步崛起以及他在邊疆的卓絕“戰功”，無疑是建構唐玄宗盛世的重要內容。即使是安祿山在唐玄宗時期發動的叛亂，長期以來也被史家視爲天寶盛世敗落的標杆。歷史從來無法接受假設，但是，如果安祿山的叛亂沒有發生或者這場叛亂不是由安祿山發動，後人在解讀天寶盛世時，又該從何處着墨，又該因何人落筆呢?這裏，我們不妨重新粗線條地梳理安祿山一生的幾個階段，對無法假設的歷史軌跡做一個摹寫，至於按照歷史的邏輯和理性探究安祿山的政治發跡，就留待歷史研究者作爲一個重要課題吧。
少孤生活與第一次人生轉折
歷史上，安祿山的身世雖然留有很多疑問，但他的出身還是清楚的。《舊唐書》說他是“營州柳城雜種胡人也。本無姓氏，名軋犖山。母阿史德氏，亦突厥巫師，以卜爲業。突厥呼鬥戰爲軋犖山，遂以名之。少孤，隨母在突厥中”。榮新江教授經過研究，說安祿山是出身昭武九姓(西域地區的少數民族)的粟特人。粟特是一個擅長經商的民族。粟特人在經營商業的過程中，足跡遍佈整個古代歐亞大陸，“他們穿梭往來於粟特本土、西域城邦綠洲諸國、草原遊牧汗國和中原王朝之間。”(榮新江：《安祿山和種族與宗教信仰》，載《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安祿山之母阿史德是個突厥姓氏的巫婆，她是向軋犖山祈禱，神應得子。因爲她後來嫁給胡將軍安延偃，纔給本無姓氏的孤兒取名爲安祿山。安延偃在開元初歸順唐朝，安祿山也一同居住在營州一帶。開元年間，唐朝地方官在營州“招輯商胡，爲立店肆”，這種招商引資的辦法吸引了大量善於經營的胡商。營州的經濟總量增長很快，幾年時間，這裏“倉廩頗實，居人漸殷”(《舊唐書·良吏傳下·宋慶禮傳》)。漸漸長大的安祿山“爲人奸賊殘忍，多智計、善揣人情，通九番語”，遂在范陽(今北京)做了互市牙郎(經紀人)。在幾年商場經營中，一次死裏逃生的經歷成爲他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轉折。
安祿山30歲的時候，他在生意場上“盜羊事發”，范陽節度使張守將他追捕歸案，本欲將他“棒殺”。生死繫於一線，張守竟然“奇其言貌”，將他釋放。那麼，安祿山相貌如何?又出何等言語?爲什麼會使張守改變主意?史書上一說是見其“肥白”，一說是“偉而皙”。看來，正值壯年的安祿山之相貌不僅身材高大、皮膚皙白，而且體態豐肥。既然說張守“奇其貌”，大概在他眼中(或者按照唐人的審美觀點)安祿山是個不同尋常的胡人。然而又爲何“壯其言而釋之”?安祿山之言是：“大夫(張守時兼加御史大夫的憲銜，此乃是尊稱)不欲滅奚、契丹兩番也?而殺壯士。”安祿山此言又何以能夠打動節度使張守呢?唐玄宗時期，東北地區的契丹與奚力量強大起來。他們都系東胡種，早年被強敵匈奴所破，退居北方。後來，奚與契丹以射獵遊牧爲生。契丹東鄰高麗，西即奚，南境即爲營州(今遼寧朝陽)，北爲、室韋等族。
唐太宗時於其地置松漠都督府(治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東)，首領賜李姓。後契丹屢降屢叛，唐王朝或討或撫，雙方在幽州(今北京)、營州一線相峙。奚也在太宗貞觀時入朝納貢，其西爲突厥，南爲白浪河。其首領與契丹俱得尚唐公主，但亦常附契丹爲患。奚、契丹常被稱爲“兩番”。他們強大以後，對唐政權之東北的威脅增大，范陽、平盧節度使的重要職責就是扼制契丹與奚兩番的侵擾，確保東北地區邊境局勢的穩定。
因此，擔任范陽、平盧兩鎮節度使的人選不僅要統兵臨戎，而且更能威服邊圉、綏靖兩番，使邊境無風塵之警。安祿山所言，說明他在經商過程中對唐帝國的邊疆政策和邊境態勢非常瞭解。他不僅相貌奇異，而且一番言語也的確不同尋常。張守竟然改變初衷，不僅沒有殺他，而且留之軍前驅使。就這樣，安祿山得到機會進入唐朝的邊防軍中，從而得到機會施展他的聰明和機智。這成爲他人生道路的一次重要轉折。
軍旅生涯與人生的第二次轉折
步入軍旅以後，安祿山成爲一名捉生將。善於洞察局勢的安祿山也許看清了，捉生將要比他互市牙郎的營生更有利可圖。捉生就是活捉兩番的人口。同他一起做捉生的還有一個同鄉叫史思明。他們以活捉的兩番人口作爲戰績。由於他對地形和山川十分了解，常常以三五人騎馬出去，會抓回數十人。節度使很驚奇，給他增加人手，而他也常常更加成倍地完成任務。很快，因爲行必克獲，安祿山做到了偏將軍。安祿山的驍勇贏得了節度使張守的賞識，遂養爲義子，以軍功任衙前討擊使，並被授以員外左騎衛將軍的職銜。張守把他當成了養子，表明他們之間的關係更親近了一層。
安祿山一如既往地倚靠對付契丹、奚的功勞作爲他進身的資本。有時爲了邀功，他不惜用欺騙手段誘殺兩番人衆，“常誘熟番奚、契丹因會，酒中實毒，鴆殺之，動數十人，斬大首領。函以獻捷。”(《安祿山事蹟》捲上)同樣，爲了獲得更多邀功請賞的資本，安祿山也有時會主動出擊，但這往往會冒很大風險。開元二十四年(736)，已經擔任平盧將軍的安祿山出討契丹失利，就險些丟了腦袋。本來可以處置他的節度使張守卻給朝廷上奏，請對他處以斬刑，實際上心存僥倖，將球踢給了朝廷。宰相張九齡看得明白：“守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也認爲不應免死，堅持殺他。還是唐玄宗“惜其勇銳，但令免官，白衣展效”，沒有殺他(《安祿山事蹟》捲上)。這第二次死裏逃生，使安祿山有驚無險，得以重整旗鼓。到開元二十八年(740)，也就是他38歲的時候，重新擔任了平盧軍兵馬使，再次成爲藩鎮之中的高級將領。從此以後，他不僅知道了如何創造功績，而且深深體會到了皇帝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威。經歷了這次死裏逃生以後，安祿山才真正開始走上了發跡的快車道。
皇帝寵遇和個人經營
安祿山38歲以後的個人發展，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能夠得到皇帝的恩遇上。爲了能夠準確得到朝廷動態，安祿山按照慣例派親信在京城的進奏院(類似辦事處)探聽消息。事實證明，這一思路確保了他的步步發跡。他是如何做的呢?概括說，至少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賄賂朝廷官員、攀附宰相，依靠衆人的讚譽推美，營造個人發跡的政治環境。
開元二十九年(741)，河北採訪處置使張利貞到營州考察，任平盧軍兵馬使的安祿山對張利貞及其隨員厚贈金帛，結果使張利貞回朝覆命之時對他大加稱讚，第二年，40歲的安祿山就被任命爲平盧節度使。過了兩年，又兼任了范陽節度使。天寶五年(746)，吏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黜陟使監察河北，安祿山又如法炮製，和當年“厚賂往來者，乞爲好言”一樣，結果席建侯在向朝廷的報告中力稱安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這些皇帝的親信大臣“並言其美”，皇帝對安祿山的寵信就“意益堅不搖矣”。尤其是他後來媚事宰相李林甫，得到了更大的發展空間，獲取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所謂：“右相李林甫與祿山交通，復屢言於玄宗，由是特加寵遇。”(《舊唐書·安祿山傳》、《資治通鑑》)實際上，在這一時期，大量胡人成爲唐朝邊防軍戰士，對擔任邊帥長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軍將及節度使能有效統馭番兵;另一方面，則要勝任守土安邊之職。盛世之下內地不聞金鼓，不習攻戰，漢族將帥數量相對減少，能夠爲朝廷所用的將領更是寥若晨星，番兵番將成爲邊地唐軍的重要構成，統領邊軍的節度使多由胡人擔任，遂勢不可擋。安祿山身兼三鎮節度使，也正是這樣一種形勢之下的必然結果。舊史中把安祿山之叛歸罪於李林甫重用番將的建議，實際上天寶年間重用番將乃是天寶軍事體制變動的結果，是邊疆防禦局勢的要求。李林甫即使首先動議重用番將守邊，也是由於這一客觀形勢所迫。只是安祿山這一胡人能夠得到重用，與李林甫等人的推美是有直接關係的。
第二，利用掌握的權力進一步創造政績。
安祿山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作用和價值就是要讓朝廷確信他可以確保唐朝東北邊防的安全。爲了“以邊功市寵”，他常常利用欺騙手段誘殺“兩番”。如歷史記載：安祿山前後十餘度欺誘契丹，酒宴之時酒中放莨菪子，預掘一坑，待其昏醉，斬首埋之，皆不覺死，每度數十人。甚至不惜有意侵掠兩番，製造事端，惡化邊境形勢。天寶四年(745)三月，唐以宗室之女賜公主名嫁於契丹、奚，實行和親，雙方關係趨於緩和。但因兩番不堪安祿山屢事侵掠，遂於當年九月“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安祿山事蹟》捲上)。這樣，安祿山有了出兵的理由，也就有了立功的機會。本來，東北邊帥身兼“押兩番使”，綏靖兩番、確保東北邊境安謐乃其職守，安祿山卻借之成爲他仕途騰達的階梯，其陰毒殘忍與狼子野心可見一斑。更可悲者，唐朝廷卻把安祿山視爲東北的“萬里長城”，在封賞詔書中盛讚他“聲威振於絕漠，捍禦比於長城”。直到叛亂前夕，唐玄宗還對他寄予厚望，說“東北二虜，藉其鎮遏”(《資治通鑑》)云云。安祿山正是利用東北邊防之勢，挾兩番以邀其功，一步一步博得了朝廷的信任、玄宗的恩寵。從安祿山天寶元年(742)正月擔任平盧節度使之後官職勳爵的晉升遷轉，就可領略到這一概況。從這層意義上說，是唐朝的國策造就了安祿山。當安祿山揚起東北的煙塵時，皇帝所倚賴的“萬里長城”反而成了推倒“長城”的人。
第三，利用進京朝覲的條件，極力贏得皇帝的歡心。
安祿山看準了唐玄宗對東北形勢的態度，明白自己身當守邊重任，向皇帝表達忠心十分必要。因此，安祿山總不失時機地以個人的方式向唐玄宗傳達這種信號，除了時常地進獻貢物、俘虜以表明東北的安定外，安祿山很會利用一切有利條件表忠售奸。進京覲見時，他總是會用很肉麻的話表達忠心。在宴會上，安祿山進奏：“臣生番戎，寵榮過甚，無異材可用，願以身爲陛下死。”唐玄宗以爲“誠”，甚是憐愛。在唐玄宗面前，安祿山反應敏銳，回答皇上的提問，有時還不乏詼諧。安祿山長得很胖，晚年益肥，腹垂過膝，自秤得350斤。安祿山每行，必有左右擡挽其身，方能移步。有次朝見，唐玄宗指着他的大肚子開玩笑：“胡腹中何有而大?”答曰：“唯赤心耳!”詼諧中很確切地表達出自己對皇上的赤誠忠心，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安祿山贏得皇帝的歡心，最著名的有三件事可說。
第一件是他當庭跳“胡旋舞”。胡旋舞是唐朝時西域傳入的一種樂舞。據說舞者要在一小圓上“縱橫騰踏，兩足終不離於子上”，舞姿十分奇妙、引人入勝。有人描繪說，舞者在鼓樂的伴奏下，舉展雙袖，翩翩起舞，若迴雪飄飄，左旋右轉，令人目不暇接，其速度之快就如車輪飛奔、旋風狂吹。精通音樂的唐玄宗對此十分喜愛，安祿山也練就一副好身手，每當玄宗興起，令其作胡旋舞，都能得心應手，“其疾如風”，令許多專門的伎人都爲之汗顏。要知道，安祿山身體肥胖，行走都不甚方便，爲了討得皇帝的歡心，竟能一絲不苟地完成難度極大的胡旋舞，其心可知。詩人白居易《胡旋女》還曾借事詠懷：“天寶季年時欲變，臣妾人人學團圓。中有太真外祿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祿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黃河疑未反。”
第二件是天寶六年(747)初春的朝會上，安祿山不拜太子。當時，唐玄宗把太子李亨向安祿山作了引見，他卻沒有以禮拜見。衆人都覺驚訝，勸促他趕快行禮，安祿山拱手而立，根本不正眼看太子，還說：“臣不識朝廷儀，皇太子何官也?”唐玄宗曰：“吾百歲後付以位。”他答以：“臣愚，知陛下不知太子，罪萬死。”乃行禮再拜。其實，這是安祿山藉口不知皇太子而向皇帝表達忠心。
第三件是天寶六年安祿山請做楊貴妃養兒，此舉得到皇帝的准許。這一年他45歲，比楊貴妃年長十六七歲。安祿山朝見，必先向貴妃行禮而後再拜見皇帝，唐玄宗很奇怪，他答曰：“番人先母后父。”時楊貴妃得寵，宮中稱爲“娘子”。楊貴妃以安祿山爲子，宮中稱之爲“祿兒”。安祿山每次入京朝聖，遂可自由出入禁中，有時與宮人調笑，也毫無避諱，有時與貴妃對食，甚至通宵不出，以至於有許多緋聞傳播。安祿山請做貴妃養兒，博得了唐玄宗的更大恩寵。當時，唐玄宗對他出入禁中從不生疑。天寶十年正月，楊貴妃爲安祿山做洗兒禮時，他還興致勃勃地前往觀看，並高興地按照宮中洗兒禮的規矩賞賜他們。
安祿山起兵反叛之前，不僅身兼三鎮節度使，有親王的封爵，還兼領河北、河東地方行政長官，同時兼羣牧使、閒廄使，能夠控制邊地牧場和馬匹，職權滲透到隴右(西北)地區。妻子爲命婦、兒子得恩賞，京城之內賜豪宅，平日美饌珍饈，更是無以復加。安祿山所得封賞、爵位、官職、恩寵、身份，在當時的國家體制下，是任何一個胡人都無法與之比肩的。
概括安祿山的發跡之路，我們注意到他具備幾個明顯的特徵：一是基於種族出身和經商的本性，他在唐朝邊疆地區找到了發展的土壤。安祿山充分利用和發揮自身的才智，在唐朝的東北地區獲得了巨大成功。二是洞悉仕途之上的遊戲規則，把個人才華和皇帝的需要有機結合起來，使皇帝信任自己是一個可以倚賴的“萬里長城”。三是巧妙地利用中央朝廷的關係尋求代言人，積極營造個人發展的政治環境和條件，善於把握機遇，順利進入高層視野併成爲皇帝的“寵兒”。四是緊緊抓住皇帝對自己的信任，充分利用了與楊貴妃的“母子關係”討得皇帝的歡心，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他沒有叛亂之前，安祿山一直是唐玄宗信任的邊疆守將，那些奏稱安祿山有不臣之心的人，唐玄宗都下令押送給他處理。
安祿山從唐朝的邊疆守將走上叛亂進而與皇帝分庭抗禮，不是朝夕之事。這與安祿山自身的經營有關，也與唐朝國家政治、軍事、經濟形勢有關，不可一言以蔽之。在安祿山的行動還能遵循帝國政治體制的基本準則時，即使朝廷施加的恩寵再深，似乎也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他最終走上了叛亂，後世評論他的步步高昇，就視同爲盛世的“怪胎”、“妖魔”。無論如何，是當時的歷史條件給安祿山這樣的野心家和投機者提供了舞臺，這樣的人能夠發跡並且能夠紅透北部邊疆乃至映照到唐朝中央朝廷，正給我們思索大唐帝國從太平盛世走向動亂和衰敗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