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學習歐美最早的實踐者之一，但他並不是一個崇洋媚外的人，他非常注重維護中國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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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師助剿這一問題上，他堅決反對列強深入長江鎮壓太平天國。在阿思本艦隊一事上，他堅決主張解散這一中國完全不能控制的艦隊。他不主張向列強購買大量洋槍，用以鎮壓太平軍，他告訴弟弟曾國荃，勇氣比武器更重要。
他所創辦的安慶內軍械所，完全不用洋匠，只用中國人。他參與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雖然在李鴻章的管理下，聘請了不少洋匠，但曾國藩始終強調要以中國人爲主。這是曾國藩和李鴻章的重大區別。李鴻章不太信任中國人的技術能力，喜歡用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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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更強調獨立自主，李鴻章更強調改革開放。兩者各有利弊。按照曾國藩的模式，中國近代化的速度將會很慢。中國工匠即便能做出東西來，也遠遠落後於時代，意義不大。按照李鴻章的模式，中國近代化的速度將會很快，但是中國會因此失去更多的利權，中國工匠也很難在這場近代化運動中學到真正有用的技術。
這個問題在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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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力引起先進技術的同時，我們是否保持了獨立自主，我們能不能自力更生，中國人是否在技術引進的過程中學到了真正核心的技術，“中國製造”如何變成“中國創造”，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