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漢武帝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
提到儒學就不得不提董仲舒，毫不誇張的說他是一個上級孔子下開朱熹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也正是他才使儒學成爲中國統治者的統治中心，對其後世的影響之深遠，是有目共睹的，董仲舒在大漢帝國的歷史上早已經不是平凡人，他在景帝時代就已經被任命爲博士，以此來表彰他的博學。此人所以在景帝時代沒有脫穎而出，全是因爲景帝始終在執行無爲思想，作爲儒學者中的佼佼者，董仲舒毫無施展之地，而到了武帝時代，他的機會纔算到來。建元元年10月，武帝下詔讓封王推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的人進長安城，這自然是武帝爲了日後建立中朝而提前熱身，就是這次普通的帝國行爲中，董仲舒被武帝從衆人中挑選出來。
武帝這個時候事實上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他只是知道這個帝國發展到今天，必須要進行一系列的改變，至於怎麼改變，這就是他向董仲舒所提出的問題，如何讓一個帝國變得更加強大，如何讓帝國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武帝的希望無非如此，董仲舒給出的回答就是我們今天常聽到的天人三策。
在董仲舒看來，一個帝國的領導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名，也就是說一定讓天下人知道和明白統治他們的這個帝國的皇帝和帝國都是合法的，他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要安心爲這個帝國效犬馬之勞，不能有別的任何想法，如何讓天下人認爲大漢帝國具有合法性，董仲舒提出了新王改制，所謂新王改制就是在一個王朝建立後，帝國的開國皇帝必須要改制，改制有兩條內容，第一個改正朔，也就是要修改曆法，第二個內容是易服色，也就是每個王朝所崇尚的顏色，秦帝國崇尚黑色，那麼大漢帝國就必須要改變崇尚黑色，而選取另一種顏色。
董仲舒在帝國已經建立了幾十年後才提出，實在是這個帝國的苦衷之一，開國皇帝高祖即使有這樣的認識，恐怕也沒有這樣的時間，接下來的幾位帝國皇帝大都在執行無爲國策，他們似乎對一個帝國還沒有最清晰的認識，無論是改革家呂后還是守成之君文景二帝，他們都把着眼點放在了經濟建設與封王的問題上，倘若董仲舒在幾十年前提出，恐怕這種想法也不會得到執政者的認可，武帝所以會認可，是因爲董仲舒提出了這個帝國最致命的弱點，幾十年來匈奴人的不斷騷擾和封王的潛在威脅，都或多或少的對長安政權的合法性提出了質疑。
這自然無需多說，即使高祖皇帝用了七年時間把自己推到了皇帝的位置上，然而皇帝一詞在中華大地上纔出現了不到30年的時間，夏商周三代的“國王制”始終還縈繞在那時的人們頭腦中，我們完全可以從秦始皇身上找到這種痕跡，秦始皇在位期間多次被人行刺，多次受到最惡毒的詛咒，恐怕不僅僅是因爲他的暴政，還因爲皇帝不被天下人所重視，高祖皇帝在稱帝后，異姓王的造反大都由高祖皇帝的陰謀推動，異姓王主動造反的並不少見，英布在高祖面前就敢理直氣壯的笑着說出“我也想當皇帝的話來”，呂后被匈奴單于羞辱，以及文景二帝在位時，吳王與周氏父子對皇帝不以爲然，可見這個帝國皇帝的合法性在很多時候都受到了挑戰，目的是不希望受到這種挑戰的，所以他很高興的接受了董仲舒這一建議。
但武帝之所以真心實意的接受，還因爲這種證明方式不僅可以證明帝國以及帝國皇帝的合法性，還可以預防一些不安分的人的不安分想法，既然這個帝國是合法的，所有皇帝也是合法的，那麼任何人都不許以任何理由來推翻這一合法性，在這一問題上董仲舒看中的是帝王的正名，而武帝看重的則是對不可知的想要對帝國挑釁羣體的預防。
當武帝正要舒一口氣的時候，董仲舒又提出了這樣一條，既然大漢帝國是合法的，那麼皇帝的權力就是神授予的，而皇帝的權力不能無限大，在使用權力的時候必須要照顧到天，天可以讓皇帝失去合法性，這不僅僅是告誡，十足的已經成爲警告，然而董仲舒的這一提議被武帝之後所有皇帝在行動上否定了，他們大權在握時，智者只是略略提到天，昏庸者則往往把天放到了一邊兒，確切的說董仲舒仍舊是希望用儒家的那套神鬼思想來對皇室的權力進行控制，可惜的是，人往往都希望天給放鬆，而不喜歡天給束縛。
這一提議不被武帝採納，還有許多年後才能被武帝用行動來證明。董仲舒緊接着所提出的策略更是讓武帝心花怒放，大漢帝國在開創時期就被另一種讓皇帝很不舒服的格局，這就是不能做到大一統，所謂大一統無非是應該由皇帝控制帝國的全部，而帝國幾十年來的發展，使得武帝不得不正視，諸王的絕對的自治讓這種願望落空，董仲舒提出整個帝國的統一，無論是領土完整還是權力的絕對都是相當重要的，這一點自然迎合了武帝的心思，爲他日後加強中央集權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董仲舒在給武帝提出這幾條建議後，最終還是搬出了他迫切的願望，那就是希望武帝可以做到尊儒，尊儒有兩點，第一就是尊重儒生，尊重他們的舉動就是建立太學，讓天下優秀的儒生都到太學裏來學習，第二讓他們所學習的科目全爲儒家學說，拋掉儒家以外的所有學說。
大漢帝國在一甲子之前對儒生幾乎沒有尊重可言，高祖皇帝曾經大肆羞辱儒生，武帝以前的朝臣大都是黃老之徒，賈誼不被認可或多或少也因爲他是儒生的緣故，大漢帝國建立在秦帝國的廢墟上，在帝國第一代領導人那裏，無論是皇帝還是丞相都不具備變革的能力，他們只能因循守舊，對於始終以一種進取姿態出現的儒生，他們始終抱以懷疑甚至是仇視的態度。在大漢帝國，儒生是不被歡迎的，即使是晁錯，雖然懂得《尚書》，然而其所提出的呈給景帝的各種主張都帶有進取的”術“的特點，董仲舒的儒家卻不是這樣，在他們看來，治國之道一旦參合人術，無疑就等於法家，而事實上大漢帝國即使在初期和武帝駕崩後乃至整個帝制時代，法家思想始終是最受歡迎的思想，董仲舒不可能不明白這個道理，他給出的提議無非是希望，武帝能給法家穿上一件溫柔的外衣，一件讓衆生忽然覺得平等忽然覺得身處溫柔之鄉的外衣。
建立太學自然只是尊儒的一個方面，董仲舒認爲，還應該把推舉賢良作爲帝國的一項制度，每兩年要推舉一次，推舉天下的賢士，這一制度被武帝認可並實施後，大漢帝國的人才選拔有了突出的表現，並且被後來的帝國所採納，董仲舒與武帝僅因此項就可以被列入偉大任務卷中。尊儒必須要尊重儒家的學說，那麼完全可以通過強制手段在整個帝國內部實行全民讀儒的政策，儒家之外的學說，即使不被拋棄，也不可能放到桌面上來講，一個帝國只能有一種統治思想，作爲皇帝也只能用一種思想來統治他的子民和維持這個帝國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
大漢帝國在一甲子之前，意識形態是黃老學說，其中又不可避免的夾雜了法家學說，這種意識形態在今天看來是不是正確已有史爲證，武帝即位，這種表面看上去已去懦弱的意識形態不可能吻合現實條件，所以必須要用一種意識形態來爲這個帝國重新指明一條路，當然無論是董仲舒還是武帝，包括一些儒家的知識分子，都在很大程度上認識到無爲思想容易導致帝國的分裂，這種皇帝與丞相爲首的百官的共同不作爲，或者是官僚羣體對一心想要進取的皇帝的干預，對於大一統思想而言絕對不是好事。
然而武帝所以要採納董仲舒的建議，還有另外的原因，武帝需要開拓，並且更有開拓精神。國家的政策已經改變，那麼最先改變的應該就是意識形態，即使這種意識形態這個時候還沒有被臣子提出，但任何帝國的識見之士已經看到了，不敢進取、忍辱負重的意識心態和行爲已經不再被帝國所接受，即使不是董仲舒提出，自然也會有人在帝國的蓬勃時期提出，意識形態需要改變。
董仲舒不但是個理論家，同時還是一個改革家，在天人三策中，他希望帝國可以做一些改變，因爲幾十年來，帝國只有在經濟上有所突破，而在許多方面仍舊是帝國初年的模樣，這顯然跟執政者的思維有關，每一任丞相甚至包括皇帝在內，似乎已經習慣了帝國初年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形態，他們不是不想改變，而是因爲他們還沒有認識到想要將帝國由保守型改變成開拓進取性，最先要改變的是政治技術與意識形態上的一切，在董仲舒看來皇室不能改變，但官僚羣體卻很容易在皇帝的鐵腕下進行改變。
多少年以後我們知道武帝在完全採納了董仲舒的提議後，大漢帝國由此而成爲以儒家爲表，法家爲裏的新儒學，這種“霸王道雜之”的理論，由於更適合帝制時代的政治需要，所以自武帝確立爲正統思想之後，2000年未改變，毋庸贅言，在帝制時代的思想建設上，武帝儼然就是一位開山鼻祖，然而無論我們用多麼平坦和華麗的言辭來爲這位千古一帝歌功頌德，隱惡揚善，由其性格所製造出來的種種對帝國的傷害卻是無法辯駁的。
用寫史的人的話而言，武帝是個“內多欲，外施仁義”的帝王，他崇尚鬼神，花大力氣想要將自己的神仙工程完工，在戰爭上他不惜人力物力四處征伐，由此而完成他“外事四夷之功”的偉業，他的宮廷生活極其腐朽，好聲色犬馬，四處尋獵，後宮美女如雲，有人在這方面特意指出：古者宮室友制，宮女不過九人……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武帝時又多娶婦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
但即使是這樣的後宮八千仍不能滿足他的願望，他經常外出獵豔，凡所知佳麗，便設法得到，淫慾至於極點，爲了縱情享樂，他大興土木，增建宮室，僅在長安城和郊區，武帝就建了離館145座，及所增建的宮苑大多建雄偉壯觀，所耗費的大量人力物力自不待言，甚至不僅在生前縱情享樂，武帝在死後也要像生前一樣，在他登基的第二年就開始爲自己興建陵墓，其陵墓稱爲茂陵，從公元前139年開始營建至公元前87年竣工，歷時33年。
漢武帝動用全國賦稅總額的1/3作爲建陵和徵集隨葬物品的費用，建陵時曾從各地徵調建築工匠，藝術大師3000餘人，工程規模之浩大令人瞠目結舌，因此茂陵素有東方金字塔之稱，事實上評價五帝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他的屢次用兵是對還是錯，在大漢王朝的歷史上就已經有過爭議，漢武帝似乎正反印正了梁啓超的那句話，惟庸人無咎無譽，大漢王朝同樣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