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太平天國是革命，能夠推動歷史前進，那就應該肯定;如果太平天國是邪教，只會造成動亂破壞，那就應該否定。要想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探明歷史真相，讓太平天國本身作出回答。
半個世紀以來，太平天國在中國一直是一門顯學，許多有關太平軍的故事，也成爲大家感興趣的熱門話題。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多種原因，逐漸受到冷落。
最近(指本世紀初，編者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了一本書，日《太平雜說》。書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內容全都是探討或評價太平天國曆史的，作者潘旭瀾先生在書中直率地說出了自己的論點：
“洪秀全爲首的太平軍，是頭領們利用迷信發動和發展起來的一支造反隊伍。他的一套教義、教規、戒律，不但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制着參加造反者，而且斷絕了一切可能的退路。
它們的指歸，在於由洪秀全個人佔有天下，建立他個人的‘地上天國’。這種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奴隸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條規，對他控制下的軍民實行極其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性邪教。
洪秀全造反獲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爲代價的，是以數以百萬計軍民的生命、鮮血爲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的最後機遇而長期淪爲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爲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一切還被作爲一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
雖然在過去我們長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國的時候，海內外也有一些學者曾經提出過疑問和異議;但是像如此徹底的否定意見，以前還沒有見過。此論一出，有如一石擊起千重浪，南北各地報刊紛紛發表爭鳴文章，有贊成的，有補充的，有反對的，還有指爲“攻擊農民起義”的，形形色色，各類都有。
看來這場爭論針鋒相對，沒有調和的餘地。如果太平天國是革命，能夠推動歷史前進，那就應該肯定;如果太平天國是邪教，只會造成動亂破壞，那就應該否定。要想解決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探明歷史真相，讓太平天國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來，我們對太平天國總是霧裏看花，難明真相。由於種種原因，我們從辛亥革命前後開始，就不斷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國。
發展到今天，人們頭腦中對太平天國的印象與真正的歷史事實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假作真來真亦假，雖然拿得出真憑實據，想要一朝說出歷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讓太平天國恢復本來面目，絕非易事，可以說是一大難題。
太平天國曆史何以撲朔迷離
一段時間的歷史，傳聞失實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沒無聞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國這樣短短十幾年的歷史一再被人爲地修改，古爲今用的，卻很少見。
首先借太平天國曆史來“古爲今用”的是孫中山先生。他當時公開號召同盟會員、革命志士宣傳太平天國，宣傳洪秀全，藉以激發民氣，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
他又褒稱太平天國諸領袖爲“民族英雄”、“老革命黨”。1902年，他鼓勵留日學生劉成禺蒐集資料，寫出一木太平天國史來。1904年成書，定名爲《太平天國戰史》，孫中山先生爲之作序，交由日本東京祖國雜誌社出版，作者署名爲漢公。此書史實誤漏之處甚多，史學價值是談不上的，可貴之處在於公開反清，號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洪朝亡國距今四十年，典章偉績，概付焚如。”也就是說，孫先生以爲太平天國的史書與典章制度全被燒掉了，一點也沒有留下來。由此可以證明，他對太平天國本身的史料絲毫未見，對洪秀全是個什麼樣的人，對太平天國推行的是什麼樣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過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而已。
在孫先生的倡導之下，革命黨人借太平天國史事宣傳反清，一時蔚然成風。
革命黨人爲了宣傳革命，推翻清廷，儘量拔高太平天國，拔高洪秀全，只取一點，不問其餘，至於是否符合史實，當時根本不及考慮。
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滿歌》日：“地獄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滿人逃往熱河邊，曾國藩來做漢奸。洪家殺盡漢家亡，依舊猢猻作帝王;我今苦口勸兄弟，要把死仇心裏記。”這種通俗易懂的唱詞，對於鼓舞下層人民奮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於這種說法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勢難兼顧。
由於孫中山先生曾經有過拔高太平天國的事實，影響所及，國共兩黨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國的思維定勢。國民黨認爲太平天國諸領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產黨認爲太平天國諸領袖是農民起義的英雄。
1949年以前，國民黨政府一直認爲太平天國是革命的，視之爲革命前輩。其間雖然也有雜音——例如推崇曾國藩的“平亂”，大讀《曾文正公家書》，但是在正式場合，從不貶低太平天國。1949年以後，新中國把金田起義的人物定爲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頌，不得批評。凡此均對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覺得對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該推崇，並無多大疑問;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間，四人幫對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們認爲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爲，絕對正確，無可懷疑。
在太平天國中除洪秀全外，楊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韋昌輝是混入革命陣營的階級敵人，石達開是分裂主義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個大叛徒，一律該殺。好像除了洪秀全這個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國裏再沒有一個好人。
物極必反，這種極端的說法引起大家極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難道歷史上真有這樣荒唐的事?於是在四人幫垮臺之後對太平天國史研究工作重新開始的時候，聽到的已經不是清一色的歌頌之聲，各式各樣的“雜音”都先後出現了：
1979年5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史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也是一個封建政權，其封建專制的程度更甚於清朝。
1981年3月，在廣州舉行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人提出太平天國實行的是奴隸制，上層搞特權，下層講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舉行四川紀念太平天國起義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很多論文都爲石達開說話，認爲石達開的出走應由洪秀全負主要責任。
1983年3月，在南京舉行太平天國建都天京130週年學術研討會時，有論文指責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是公開推行奴隸制，人民全無自由，生產不能發展，歷史必然倒退。
後來的各種會議，對太平天國的批評意見逐漸增多。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見是一篇公開發表的對馮友蘭教授的訪問記，馮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國談了自己的想法。
他說：“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國，因爲太平天國是要推行神權政治。假如太平天國統一了中國，那麼中國的歷史將倒退到黑暗時期。”他又指出：“有人說，太平天國建立的是農民政權，這無論如何是不對的，中國在歷史上未曾建立過農民政權。”他還說：“否定太平天國必然爲曾國藩翻案，爲曾國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國，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在中國史學界對太平天國的看法逐漸發生變化的同時，臺灣史學界也有類似的情況。
總而言之，太平天國曆史的記載爲什麼嚴重失實。是由於以下這樣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來，許多政治家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國，借宣傳太平天國史事來爲政治服務，每每只取一點，不問其餘。
二、史學家本有秉筆直書，追求真理，澄清史實的責任。但是由於種種原因，也難免受到政治環境的影響，不能暢所欲言。或者是雖然說了，卻得不到重視。
三、一般羣衆對於歷史知識不甚了了，只好相信書本，以訛傳訛，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來情況有所轉變，對太平天國批評、指責的聲音已經從無到有，從少到多，這是因爲：做學問的環境相對寬鬆;逐漸開展的對外學術交流，特別是兩岸的學術交流，有利於互相切磋，探討太平天國曆史的真相;特別有利的是，近年來陸續發現一些珍貴的史料，有的來自國外，有的來自民間。這些史料是揭開太平天國曆史真相的鐵證。孫中山先生當年認爲已經“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國典章制度，絕大部分都已發現。
作爲學者的馬克思在前後不到10年的時間裏，對太平天國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顯的例證。
1853年，馬克思聽到太平軍勝利進軍的消息，萬分高興，寄予熱切的期望，想像以後東方會出現一個嶄新的中國。他在《國際述評(一)》中說：
“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八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於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予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後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麼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可惜太平天國太不爭氣，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當他知道了太平天國推行的各種暴政之後，又說出瞭如下的話：
“除了改朝換代以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
“他們給予民衆的驚慌比給予老統治者的驚慌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對立停滯與腐朽，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纔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洪秀全的歷史作用
對洪秀全的研究，重點在於他後來的所作所爲，他與太平天國這一件大事的關係。衆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國的領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國的開國之君，又是亡國之君。這其中值得認真探討。主要探討洪秀全是不是真有開國的功勞，又是不是應該負亡國的責任?
我們不妨先來看看洪秀全是不是應負亡國之責。對這方面的探討比較容易，因爲沒有什麼爭論。天京內訌以後，洪秀全宣佈“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一時興致很高。但是隨即手忙腳亂，因爲軍政大權過去都由楊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幫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親貴——洪仁發、洪仁達，寵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國事搞得一塌糊塗。
以後他的堂弟洪仁玕前來投奔，帶來了一份興國大計——《資政新篇》，他十分高興，立刻重用，封爲精忠軍師。但在討論國家大事之時，他不肯放棄半點封建特權，無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議，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
陳玉成、李秀成等將領在外苦戰，力撐危局，卻得不到他的理解與支持，動輒大罵，懲罰，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圍，形勢危急，他還縱容洪仁發洪仁達貪污勒索，壟斷糧食，發國難財。到了事無可爲之時，李秀成勸他“讓城別走”，他大發脾氣，說什麼“朕之天兵多於水，朕之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
至於他是不是開國之君?請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馮雲山在家讀書，其人才幹明白，前六人之中。謀立創國者出南王之謀。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當時太平軍全軍上下都知道，開國英雄是馮雲山。沒有馮雲山的鼓勵，洪秀全不會到艱苦的粵北和廣西去;當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廣東之時，馮雲山卻獨自到紫荊山去開創根據地。根據地已經有了規模，洪秀全還一無所知。
馮雲山在紫荊山區的活動，是以傳教的形式進行的;當時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縣告發，說他們圖謀不軌，桂平縣抓了馮雲山等人。馮辯稱是在傳教，始得脫險。因爲鴉片戰爭以後，英國人爭到了傳教的特權。
他們以傳教爲掩護才能立足。馮雲山把遠在廣州曾經在教會工作的洪秀全推爲教主，對於羣衆，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祕性;對於官府，也可以引廣東的教會爲後臺，以策安全。馮雲山出於策略上的考慮，推洪秀全爲教主，是完全正確的。
因此，洪秀全這個領袖，只起偶像作用，並不需要他真正領導。金田起義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與羣衆見面，當時領導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稱天上的基督爲長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馮雲山是上帝第三子，第二把手;楊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類推。
從金田起義到永安建國，中間經過八個月的苦戰，領導班子的情況有了變化。由於戰爭頻繁，軍事第一，能夠掌握羣衆的本地實力派楊秀清，蕭朝貴地位上升，來自廣東的洪秀全，馮雲山地位下降。爲了確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馮雲山作了讓步，退居四把手，而讓楊、蕭上升爲二、三把手，並由楊總攬軍政大權。
太平軍入南京，洪秀全一頭鑽進深宮，安享富貴，不坐朝，不見人，連一個國君的基本動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報專書《賊情彙纂》中說：洪秀全實無其人，喜慶節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個木偶。
在馮雲山支撐大局的時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楊秀清掌握大權的時代，洪秀全更下降成爲木偶。飛揚跋扈的楊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無能，只把洪秀全作爲一個木偶，一個道具對待，絲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義指責洪秀全的短處，要打屁股，經百官求告，始予“赦免”。
洪對楊積怨已深，又不甘心長期充當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聯絡了一批對楊不滿的人，採取突然襲擊的手段，殺了楊的全家，並且株連二萬餘人，殺得全城天昏地暗。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爲農民起義的領袖，奉爲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那麼，就請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農民起義的。1844—1845年，馮雲山正在努力開闢農民起義的根據地，洪秀全則在廣東老家教書，寫作詩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勸人崇正辟邪，去惡從善：歌中直指黃巢、李闖等人爲邪惡。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頗有可議之處。如果是匹夫匹婦，私生活是小節，無關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卻嚴重影響了太平天國的大局，不可不問。作爲封建帝王，多妻縱慾，廣置嬪妃，這本不足爲奇。
但是洪秀全與別人不同之處，一是在起義之初腳跟還未站穩的時候拖帶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嬪妃到了傷天害理滅絕人性的程度。請看太平天國“旨準頒行”的正式官書《天父詩》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穌在石頭腳下凡聖旨：天史曰：咐多小嬸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雲中雪飛。”其中所說天兄下凡的時間爲金田起義之後的16天，地點爲距金田十多裏的石頭腳，下凡借蕭朝貴之口說的話是：咐多(這麼多)小嬸(指洪秀全的一羣妻子)有半點嫌棄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雲中雪(刀的隱晤)飛(刀要飛，即指要殺人)。
天京宮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嬪妃當成一羣牲口，功輒打、殺，宮廷生活是一片肅殺之象。請看一看太平天國“旨準頒行”的官書《天父詩》十七、十八中所載對后妃的管教規定：“服事不虔誠，一該打;硬頸不聽教，二該打;起眼看丈夫，三該打;問王不虔誠，四該打;躁氣不純淨，五該打;講話極大聲，六該打;有喙不應聲，七該打;面情不歡喜，八該打;眼左望右望，九該打;講話不悠然，十該打。”
洪秀全對后妃虐待不僅是打，是殺，而且使用各種酷刑來慢慢消遣。《太平天國大辭典》“煲糯米”條中說，天王用來懲處嬪妃的酷刑包括“一說系用硫磺火點天燈，即《御製千字詔》：‘淫亂穢褻，硫磺燒爾’，《天父詩四百九十》：‘曬突烏騷身腥臭，喙餓臭化燒硫磺’。一說是將受刑者綁跪大鍋水中，慢火煨水升溫。至臀股煮爛而死。”在十多年中間，洪秀全通過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從她們父母手中奪來，關進天王府的深宮以供淫樂，她們有時犯了雞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爲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順眼，就可能被打，被殺(比較幸運，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燒死，燒得烏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盡剩骨。
太平天國的實質是什麼
要問太平天國究竟是革命還是邪教?這不是簡單的一句話所能回答，需要說明那十幾年中事情發展變化的過程。
我在這裏只提邪教，不提正當宗教。因爲正當宗教有教規約束，不容許成爲“叛亂”的溫牀。當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正當宗教的機構也會被邪教所利用。
在歷史上，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總不免與宗教有牽連，如漢末黃巾軍之與太平道，宋代方臘之與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與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隊伍之與白蓮教等等。其原因不難理解。在封建社會中，老百姓既不能組黨問政，也不能集會結社，只有通過宗教活動，人們才能獲得經常聚會的機會。也不論是什麼宗教，土生土長的，或是外來的皆可利用。
大致開頭是藉助於正式宗教活動，以後爲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漸轉爲邪教活動，太平天國就是這樣。洪、馮先是在傳佈基督教的掩護下，到處尋找發展機會。同時借用一些基督教教義，另創上帝教，等到後來他們與楊、蕭的力量結合，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舉動，當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從兩千年前我國土生土長的邪教，到20世紀美國、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樣百出，各有各的個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種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與正當宗教有所區別。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當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規，勸人行善，從宗教信仰上獲得精神上的寄託。既不危言聳聽，用種種災禍來恐嚇教徒，也不對教徒作空頭許諾。邪教則常以世界末日來嚇人，並許諾信教可以逃避災禍，進入天國。太平天國正是一再作出許諾，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會有“蛇虎傷人”(《李秀成自述》語)，死後墮入地獄。
二、邪教都會裝神扮鬼，特別是會吹噓教主能知天意，能與天神溝通。太平天國除吹噓洪秀全是天上派來的世界萬國獨一真主，還按廣西“降僮”的迷信習俗吹噓天父能附楊秀清之身下凡說話，天兄能附蕭朝貴之身下凡說話。
三、邪教都需要斂財。因爲正當宗教能夠公開募化，或有經費來源，邪教必須自籌活動經費，否則無法生存，無法發展。太平天國則要求人教者把全部財物交公，做得最爲徹底。
四、正當宗教只要求內部的宗教職業者遵守教規，對教徒們不作硬性要求，對許多宗教活動也只是自願參加。邪教是一種半公開半祕密的組織，爲了保證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無不對入教者加以嚴格控制。太平天國軍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聖兵”，以教規——十款天條作爲軍律，對內控制之嚴，堪稱空前絕後。
五、還有個怪現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專有，而爲正當宗教所絕無。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輕的女教徒都是他們的獵物。因爲邪教既從身心兩方面都嚴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給了教主對女教徒爲所欲爲的可乘之機。太平天國洪、楊兩個的多妻縱慾，甚至以天父天兄的聖旨作爲根據，也是夠荒謬的。
以這五項標準來衡量，太平天國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麼，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畫了等號?事情也並不如此簡單。
可以說，在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中間——如開國元勳馮雲山、石達開，如後來抱着滿腔熱誠前來投奔的洪仁殲——是極不願意讓太平天國墮落爲邪教組織的。他們冒着極大的風險，作了極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瀾，把太平天國推上正軌，可惜由於種種原因，最後都歸於失敗，壯志難酬，抱恨終天!
歷代農民起義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過邪教。邪教是一種破壞的力量，推翻舊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種建設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較聰明的領袖在取得初步勝利之後，就會斷然拋棄邪教，重用知識分子，來建立正規的新王朝，謀得長治久安。
在太平天國十多年的短促的歷史中，經過了不少波瀾起伏。開始依靠邪教以策動起事，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後來形勢發展，一再出現了可以拋棄邪教，改弦易轍的機會。
既可能按傳統的模式改朝換代，建立一個新王朝，使得士農工商各安生業;還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東方首先推行新政，實現富國強兵，建立起一個現代的新國家。只可惜機會一失，時不再來。
但是我們卻不能在太平天國與邪教之間劃上等號。如果這樣，我們將把馮雲山、石達開、洪仁玕這些志士仁人置於何地?將把成千上萬自覺地爲了救國救民而奮鬥犧牲的忠勇軍民置於何地?就是對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價的人們，我們也不忍心加以指責。
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從一場歷史大悲劇中汲取教訓，讓後人不要再蹈前車的覆轍。
思之再三，我覺得對於太平天國可以稱之爲一場流產了的革命，一場失敗了的起義，一個不應該長期延續卻可悲地一直延續到覆亡的邪教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