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爲啥稱夏啓的諸侯大會爲“享”，稱周武的爲“誓”，而稱商湯的爲“命”?我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夏啓的“享”解決的是夏族內部的權利之爭問題，而商湯的舉措則是貨真價實的改朝換代的“革命”。《周易》有：“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成湯滅夏是有文獻可考的中國古代史上的第一場“革命”，我認爲，“景亳之命”的“命”首先有這一層意思。
有人會說，周武的“武王伐紂”不也是革命嗎?是革命，但這已經不是首創了。所以善於用一字寓褒貶的《左傳》，就獨獨只給商湯的諸侯大會用了個“命”字。
其二、在數以千年計的中國古代史中，“王權天授”的思想一直佔據着統治地位。換句話說，凡揭起革命大旗的，沒有不把“受命於天”、“替天伐無道”作爲口號的，商湯是有據可考的最重視宣示自己秉承“天命”的帝王。
其三，從策略上看，夏啓側重於拿祭天享神來團結諸侯;周武側重於跟諸侯的盟誓，孟津之所以又名“盟津”，就是“孟津之誓”的註腳;商湯則嫺熟的運用了宣示“受命於天”這一策略，用向上天“請命”、“受命”，轉而拿“天命”、“帝命”對天下諸侯發號施令。宣示商湯所掀起的推翻夏桀之舉的合法性就是“景亳之命”的主題。
關於這一點古代典籍可以佐證的很多。“帝命不違，至於湯齊。”(《詩·商頌·長髮》);“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詩·商頌·玄鳥》);“赫赫成唐(湯)……溥受天命，克伐夏祀。”(《叔夷鍾》)“湯乃命湯於鏕宮，用受夏之大命……屬諸侯於薄(亳)，薦章天命。”(《墨子·非攻》)……這樣的例證很多，用不着一一列舉，由此再看《左傳》這個“命”的使用，真的十分貼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