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爲大家帶來了一篇關於朱元璋的文章，歡迎閱讀哦~
人蔘是一種常用的名貴藥材，在衆多草藥序列中，人蔘一直享有“百草之王”的美譽，被《神農本草經》譽爲“上品”之首。現代科學研究也證實，人蔘的神奇功效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在諸多方面都有着極高的臨牀應用價值，其在中藥界的地位可謂不容撼動。
人蔘以其治病強身的功效，歷朝歷代一直受到帝王貴族的追捧，把它作爲日常補品長期服用。但到了明朝初年，這種局面卻爲之一變。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底層貧苦農民，深知百姓生存不易，物力維艱。
朱元璋聽說人蔘生長於深山窮谷之中，人跡罕至之地，百姓們爲了尋找到合用的好人蔘，往往要翻山越嶺，風餐露宿，跌落懸崖或者迷路困死、或者被狼蟲虎豹傷害的時時有發生，於是心有慼慼焉，動了惻隱之心。
爲了減輕民間負擔，《綱鑑易知錄》記載，他曾下過一道聖旨：“朕聞人蔘得之甚艱，豈不勞民，今後不必進”。《明史》也記載：“太祖洪武初，卻貢人蔘，以勞民故也”。朱元璋爲了愛惜民力，明文規定把人蔘從皇家御用貢品的名單中剔除出來，不准他的子孫也就是明朝列位皇帝再吃人蔘。
如果朱元璋的話得到貫徹遵守，於國於民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一代人管不了兩代人的事，朱元璋雖然是開國皇帝，但也僅僅能獨善其身。他雖以身作則不吃人蔘，但他的子孫們當了皇帝，卻故態復萌，照舊把人蔘當作上好補品，肆意享用，終於惹來一場大禍。
在中國古代，人蔘的分佈區域與現代不同。過去人蔘主產區主要有兩個：一是山西上黨潞州一帶的太行山中，二是遼東長白山。說到這裏，有人會認爲筆者在胡說八道，因爲很多人都有一個印象：山西上黨地區的特產是黨蔘，人蔘貌似只有東北長白山纔有。其實這種印象是錯誤的。很多歷史記載證實，山西上黨地區不僅產黨蔘，在古代也曾盛產人蔘。
太行山區的高海拔地帶，森林密佈，氣候寒涼，土壤肥厚，與關外長白山區氣候頗有相似之處，完全具備人蔘生長的自然條件。在古代，上黨的太行山區一直是人蔘的主產地，其地出產的上好人蔘，自唐宋以來一直是皇家御用貢品。
早在南北朝時期，醫學家陶弘景《本草經集註》就記載“人蔘生上黨山谷及遼東”，其他地區所產“俱不及上黨者佳”。唐代《通典》記載：“上黨郡貢人蔘二百小兩”，宋代《九域志》記載：“上黨郡貢人蔘一千斤”。明代大藥學家李時珍，勤求古訓，多方考察，專門對此問題做過研究，在《本草綱目》中寫道：“宋蘇頌《圖經本草》所繪潞州者，三椏五葉，真人蔘也”，都是有力證據。而黨蔘則是清代中後期才興起應用的“新”品種。
朱元璋之後的明朝皇帝，把他的遺訓當成耳旁風，爲了延年益壽，每年都大量消費人蔘，大肆向上黨地區攤派徵收上等人蔘，給上黨、潞州地區的農民造成沉重負擔。這種行爲最終導致嚴重後果。一是導致上黨地區人蔘“參跡日漸稀少”，成了瀕危物種。二是《中國新木草圖志》記載，“潞州農民，以徵求者無厭，遂以人蔘爲地方之害，因噎廢食不復採取。”《本草綱目》也記載，“民以人蔘爲地方害，不復採取”，從此放棄栽培和保護人蔘資源，甚至故意去加以毀壞，導致人蔘逐漸在上黨地區徹底消失。
關內沒了人蔘產區，明朝皇帝們消費人蔘的習慣卻改不了。於是，關外遼東長白山的人蔘，得以嶄露頭角，瞅準這個巨大的市場真空，異軍突起迅速佔領了市場。然而當明朝帝王將相們欣欣然享受關外人蔘時，他們卻沒料到一場大禍在形成。
關外的人蔘產區，全部在建州女真的掌控之中。一代梟雄努爾哈赤，雖然野心勃勃想吞併明朝，但苦於經濟實力低下，嚴重缺乏軍費。但人蔘貿易的蓬勃興起，卻爲努爾哈赤提供了源源不斷的經濟來源。明朝有識之士指出，“奴酋擅貂參之利，富強已非一日”。人蔘成了清朝崛起的重要原動力之一。大量白銀外流，不僅讓建州女真實力迅速增長，而且加劇了明朝財政危機，動搖了明朝統治根基，最終導致了明朝的亡國大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