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瞭解：宋代官員從商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宋代官員從商的方式有哪些?
宋代官從商官員身份多樣，上至國家股肱之臣，下至地方鬥石小吏，都積極投身商海。且從商方式多樣化，官員除本人親自從商外，還利用身邊的親屬、奴婢部曲、親信從商，又或者直接與一般商人勾結從商，如此，便在一定程度上規避了官員自己從商的風險。
官員無論以何種方式從商，都可利用自己的職權之便，獲取公共資源、降低進價、免徵稅收，爲自己增加販易時的優勢。
一、官員本人從商
官吏作爲國家公權力的代言人，在行使自己的職權時，擁有着國家給予的便利條件。官員自己經商涉及的領域多樣，有榷場管理人員自己經商，有利用公共財務爲自己經商，有直接盜用公共財物進行販賣等。
對此，蘇洵在《嘉祐集》中對此感慨頗深，“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徵，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樑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
如此，官吏極大程度利用公私財物爲自己經商，從而直接獲取商業利益，成爲官員從商屢禁不止的重大原因。下文按照官員經營的商品種類對官員經商進行劃分，分爲經營一般商品和經營禁榷領域的商品，分析官員從商在此呈現出的不同態勢。
1. 從事一般商品貿易
官員從事商品貿易的種類多樣，在一般商品貿易領域，有直接利用自己資產進行租賃或借貸放息的，也有進行木材買賣、棺材買賣、商品印刷或者販賣米粟的。
有利用自己職務之便強佔私產或者勞役公共財物以謀取私利，如北宋大臣晏殊，任宰相期間廣置私產、蓋屋租賃，用以謀取私利，蔡襄針對此事進行揭發，乞求罷免宰相：“臣竊見宰臣晏殊，……唯務私家營置資產，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佔官地，蓋屋僦賃。”
雖蔡襄以強佔公地謀取私利作爲攻擊晏殊的手段，但宋代高級官員卻私置田產用以租賃，且利用職權私役公產成爲不可爭的事實。又如真宗時期邊肅，以公錢私自貿易獲利，同時還派遣官吏到邊疆賣羊，“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
有官員囤積糧食，以資謀利，如田欽祚曾在任時累積月俸所發的粟米，然後等待價高之時予以販賣，“月俸所入芻粟，多蓄之，以俟善價，而規其利”也有利用職權減免稅收然後從事貿易的，如米信、範旻、杜載、呂端、程德玄等皆以“所過免算”來減少商品稅收，同時用以販賣獲利，此處不一一列舉。
2.從事禁榷商品貿易
官員在從商過程中，也有諸多官員利用自身優勢從事禁榷行業的經營，如從事茶、鹽、酤等領域的買賣。淳熙九年趙善利用官職身份高價賣鹽，“收買客鹽，倍增市價，均配屬縣。”慶元二年，馮健私役公共人力物力賣鹽，“多役水軍興販鹽貨”，有宋一代官員從事禁榷貿易現象顯著，茶、鹽、酒等領域都有涉及，且利用自身身份優勢私役公共財物或出售時提高價位，皆成爲官員從商的優勢。
同時，“轉運使”一職應與禁榷領域相關，成爲貿易禁榷商品的一個有利職位。仁宗慶曆四年八月《長編》中有載：“司勳郎中張可久責授保信節度副使。坐前爲淮南轉運使，販私鹽萬餘斤在部中也。”節度副使張可久因爲在部中販鹽，且數量達萬餘斤，因此被貶。
也有大量官員之間相互勾結，轉運使借用官船從事私人販賣的，如仁宗天聖九年:“降權三司使、給事中胡則知陳州;殿中侍御史王沿候服闋，與僻小處知州。初則爲河北都轉運使，沿嘗就則假官船販鹽，又以其子爲名，求買酒場。”
給事中胡則曾以其子的名義，經營酒場。還有借用賣茶的名義販賣其他物品的，哲宗元祐年間殿中侍御史呂陶奏:“伏見利州路轉運副使蒲宗閔始附會李稷，以賣茶爲名，興販諸物，貪息冒賞，累次遷官。”可見，轉運使是便於進行經商的一個重要職位，無論是興販禁榷之物，還是“興販諸物”，掌有運輸之權的轉運使，都有着較大的優勢。綜上，宋代除了官員自己經從外，官員之間還相互勾結，且涉及的領域廣泛，不僅通過普通般商品謀利，還有大量官員直接從事禁榷商品買賣獲利。他們不論經營何種商品，都有可能利用身份私役公產。
一般商品領域更多以自己親自經營爲主，而禁榷領域涉及官員自身有可能負責運輸禁榷之物的官職，加上禁榷之物需要運輸的緣故，多借用公船或者附着公物進行販賣。
二、官員利用身邊的人從商
作爲官員從商方式的延伸，官員利用周邊相關聯人員進行經商，具有防範風險、便捷操作的好處。
這其中主要涉及四類人員，第一種，利用與其職權相關的部吏;第二是利用屬吏親信;第三是家庭成員;第四是利用親信等其他人員。不論是對於具有職權隸屬關係還是血緣關係，官員本身都是背後的放縱者與操控者，所以，利用相關人員經商成爲官吏從商一種常見的方式存在。
1.勾結其他官員
從商官員之間相互勾結從商的形式大多表現兩種，一是官員之間利用職位相互通融，借用公共財物用以從商，共同謀利;二是在相關收稅“關節”處，予以免算。官員之間相互勾結，藉助職務之便免去稅息，疏通關節常有之。
在範旻、杜載、呂端等被王仁贍揭發販賣木材一案中：“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稱制免算。既至，厚結有司，悉官市之，多取其直。”官員之間相互勾結以至免去息錢，等木材販運至京師便與有司勾結進行買賣，後續被王仁贍所舉報的劉知信、程德玄販賣木材案皆於此類似。真宗景德三年姚鉉鬻鉛器、賣綾羅一案中也是所過“不輸稅”。
由此可見，官員經商與關口官員勾結以至免稅成爲官員經商的重大優勢條件。又有官員利用職權以起請改變政策，從而相互勾結取利。哲宗元祐年間，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利州路轉運副使蒲宗閔始附會李稷：“以賣茶爲名，興販諸物，貪息冒賞”。
而在這之前，蒲宗閔、李稷卻上言：“取息太重，立法太嚴，遠人始病，是時知彭州呂陶奏乞改法，只行長引，令民自販茶”，要求減少茶息，讓民衆自行販賣，實則是在爲自己販茶謀取減息的機會。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右司諫蘇轍言：“卻差孫迥、李稷入川相度，始擬極力掊取。因建言乞許茶價隨時增減。”由此可見，官員事先利用自己的職權以減少成本實際是在替自己謀利，蒲宗閔與李稷相互攀附，最後都被放罷。
官員之間相互勾結共同謀利似乎成爲常見現象，太平興國二年，程德玄因“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後來被王仁贍舉報，事發後，縱容程德玄經營的相關官吏都受到了處罰，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於部下私販鬻，務升洎能並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丞。”
又有徽宗崇寧大觀四年二月十一日，有司言：“河北諸路帥司人吏與沿邊巡檢、捕盜官司兵員、管營等，上下計會，受求作弊，容縱旅客，公然搬運違禁物色，透漏盜販過界。”由此可見，官員之間相互勾結大多以職位爲基礎，有爲其他官員提供從商的便利，有相互攀附共同經營的，也有直接縱容其他官員在本轄區販賣物品的，官官相護的行爲在官員從商過程中並不少見。
2.利用屬吏親信從商
利用屬吏親信從商是官員從商過程中較爲常見的一種形態，這裏的屬吏是指與官員有隸屬關係的下級吏員，親信包含因職務關係與自己關係近密的其他人員。通過他們從商謀利，隱蔽性較高，較爲便利。首先，利用所屬吏員進行從商。
太宗即位初，張永德在太原任職時：“嘗令親吏販茶規利，闌出徼外市羊”。真宗年間，樞密直學士邊肅不僅私自用官錢從事貿易，還派遣所屬吏員進行強行賣掉牲畜，“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彊市民羊，買女口自入。”
仁宗嘉祐六年，刑部郎中蕭固差遣所屬部吏到兩浙販賣物品，“固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揮入兩浙，商販私物”。宋仁宗時，孫沔在幷州任官，直接差遣吏卒在青州與麟州之間販賣紗、絹、紙等物品，“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
由此可見，官員利用身邊部吏從商已十分常見，利用屬吏從商，除了利用自己職權的便利外，還避免了自己直接從商的風險，所以官員樂易爲之。其次，有利用親信從商的。由南北宋史書所載案例可以看出，兩宋之際有諸多官員利用親信從商的現象。
北宋初，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玉仁贍就向太宗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竹木秦、隴間，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稱制免算。”嘉泰元年，彭州知州史容，“用親隨冒請軍糧，交通關節，夾造私醞貨賣，”這些人中有的是借用親信的名義從商，有的是派遣親信直接從商，有的是以親信的名義從商，總之爲了便宜行事，利用親信從商成爲官員從商的常見方式。
可見，無論是到任之初利用屬吏從事商業活動，還是任職以後利用親信從事商業活動，都帶有着避免官員個人因直接經商而處在不利的地位的便捷性。
3.利用家庭成員從商
利用家庭成員從商，家庭成員包括家中部曲奴婢以及子女，兩者都有着密切的人身關聯性，所以利用兩者經商也成爲官員從商的一種常見方式。利用家庭成員從事買賣活動，可以以此規避責任。
仁宗天聖九年，河北都轉運使王沿：“嘗就則假官船販鹽，又以其子爲名，求買酒場”。哲宗元祐八年，右(左)朝奉大夫溫俊乂，“遣子弟載陶器入京貿易”。
嘉定八年廖視到任之初，曾多次令奴僕販賣紗布。“以臣僚言，……視到任之初，多令私僕販運紗布，貪污酷毒。”同時，利用家僕從商，家僕可能私吞貿易之利，如“夏竦杖殺奴僕”就是其中一特例，曾任樞密使夏竦，在軍中遣僕人替自己貿易，“性貪，數商販部中。在幷州，使其僕貿易，爲所侵盜，至杖殺之”，因僕人私吞從商之利，最後被杖殺。可見主與僕之之間也不完全具備信任的基礎。有些官員雖未直接從商，但指使或縱容親屬販賣，實則爲從商利益的間接獲得者。淳熙十六年，大理寺丞沈維勾結“關節”處官員，縱容子弟販鹽，，“縱容子弟，交通關節，船販私鹽，屠牛開酤。”
慶元元年，廣東運判徐楠縱容自己的子女販酒，“縱子女賣酤私醞，”。官員利用身邊人從商的方式有多種，有直接利用職權之便與其他官員勾結，有指使屬吏親信替自己從商，也有派遣奴僕或縱容親屬從商的。同時，可以看出利用他人從商的大都有着不便之處，需要“過關節”“入京”“至秦、隴間”等，所以利用身邊人從商成爲官員從商方式的延伸，較爲常見。
三、官員與商人勾結從商
官員除自己或者利用身邊的人從商外，還有諸多與其他商人勾結從商的情形。官與商勾結，使得官員不僅可以在市場行業如魚得水還可以攫取商業利益。同時，商人與官員共同謀利不僅獲得經商政策上的優惠，還可以利用此追求功名。兩者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互利共贏的官商合流局面。
商人爲依靠官員權勢而主動與其共同經營的現象較爲常見，在“樑適出李虞卿案”中，茶商欠官府四十萬緡，但因害怕鹽鐵判官李虞卿催收賬款，便與樑適勾結，借用下屬吏員之手賣茶，“京師茶賈負公錢四十萬緡，鹽鐵判官李虞卿案之急，賈懼，與吏爲市，內交於適子弟，適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
由此茶商與樑適子弟勾結，樑適藉機彈劾李虞卿，兩者互利共生。商人與官吏勾結，除了可以獲利外，還可進入仕途。紹興二十六年，侍御史湯鵬舉曾因與士大夫交結而獲得官職，“平江大儉，以賣卜爲業。交結士大夫，遂得一官。”除官商結交可以入仕外，宋代官職直接商品化，可直接進行買賣，這也成爲官商勾結的一大重要原因。
宋代臣僚對此種現象多有指摘:“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官。……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正所謂：“比年以來，爲奉使者不問賢否，惟金多者備員而往，多是市廛豪富鉅商之子。”
商與官一同經商，除了可以利用官員特權等優勢外，還可以與仕途結緣。儘管宋人在“義利觀”的改變之下，對稱之爲“末業”的商業有了不一樣的看法，但對仕途執着的追求仍是人們心中所願。
結語
綜上，官員從商的方式有多種，官員除自己從商外，還有諸多利用他人從商，或者直接與商人勾結從商的情形。
利用他人從商或者與其他商人勾結，在很大程度上都規避掉了因自己直接從商而帶來的不便，同時，商人也藉助與官結識的機遇獲得官職，官與商之間互相取便，使得宋代官員從商更爲便捷，官商融合的趨勢進一步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