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門德爾斯提出一個“原始工業化”的概念，意指“傳統組織的、爲市場的、主要分佈在農村的工業的迅速發展”。宋史學者葛金芳認爲，宋代已經出現了這樣的“原始工業化”。一個最能體現宋代“原始工業化”的例子是鐵的產量。由於煤礦的規模化開採及應用於鍊鐵，北宋的鐵產量表現出飛躍性的發展勢頭，一些學者因此認爲宋代發生了一場“煤鐵革命”，而英國要到十六世紀的工業化早期才產生類似的“煤鐵革命”。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爲3.5~4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相信有7.5~15萬噸，葛金芳也認爲宋代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而到十八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量纔有14.5~18萬噸。
宋朝政府對礦冶業的開發具有一種近乎資本家的熱情。不但設有專門勘探礦產的專業技術人員，也鼓勵民間探礦、報礦，報礦人甚至可優先承包礦場的開採(但對寺觀、祠廟、公宇、民居、墳地及近墳園林下面的礦產，不許報礦，即使報礦，政府也不得開採)。由於政府採取積極的礦產開發政策，宋代的礦場數以萬計，“監務礦井，殆幾萬計” 。
宋朝的礦場多實行私人承包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烹煉，十分爲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 ，礦坑開採出礦，只需向官府繳納20%的稅，其餘的產品可自主銷售，利歸自己。這叫做“二八抽分”，無疑是一項可以激發民間採礦積極性的制度，北宋礦冶業的繁榮應歸功於此。
“坑冶，利之所在，有礦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戶，皆四方遊手，未有齎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付，令烹煉到銀銅入官” 。礦冶業以誘人的收益，吸引了無數的冒險家、遊手，有些礦山居然聚集了十餘萬人，“信州鉛山縣出銅無筭，常十餘萬人採鑿 ;“(韶州)岑水聚浮浪至十餘萬，所收銅已患無本錢可買” 。爲防止民間私鑄銅錢，宋朝要求礦坑的銅由官方收購，但由於韶州的銅產量太大，地方政府居然缺乏足夠的本錢來收購。
有意思的是，那時候即使是沒有本錢的平民，也有機會承包到礦坑。那些搜尋礦苗的人，“未有齎錢本而往者”，居然大多數都不帶本錢。那麼開礦的本錢從何而來?由政府提供貸款，“一行用度，以至燈油之類，並許召保，借支官錢應付。候烹煉到寶貨，先行還官錢，餘充課利” 。意思是說，礦冶戶若無本錢，可向政府預借啓動資金，包括燈油這樣的採礦用品，等到煉出礦產品，再歸還政府本錢，以後的利潤則歸礦冶戶所有。
爲鼓勵民間貸款開礦，政府還承擔了放貸的風險：若“開採不成，及無苗脈，或雖有而微細，其所借官錢並與除破，即不得過三次” 。礦冶戶如果採礦失敗，可不用償還貸款;只是三次開採失敗後，即失去貸款資格。後來政府覺得礦冶戶獲利太大，又提出利潤分成，這樣，作爲出資人的政府與礦冶戶之間，結成了新型的股份關係，或者說，政府這時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貸款方，而是相當於風險投資人了。
後來的明太祖朱元璋顯然就喪失了這種對於礦業經濟的興趣。曾有官員上書請求設立官營鍊鐵工場，朱元璋說：“今各冶鐵數尚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五千家於鐵冶之中也。”將上書人杖責，流放海島 。宋明政府，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氣質。
跟明代政府不一樣，宋朝政府對發展手工業、工商業表現得興致勃勃，除了積極採礦，還在京師及各州縣設立了無數個官營手工業場，包括鑄錢監(鑄幣廠)、軍器作坊與作院(兵工廠)、鹽場、鹽井監、酒務(釀酒廠)、麴院(製造酒麴的作坊)、造船務、紡織院、染院、磨坊(糧食加工廠)、茶磨(茶葉加工廠)，等等。這些官營手工業場僱傭的工匠，多者達數千、上萬人;製造出來的產品，也不僅僅用於政府消費，還投入市場，使得這些手工業場具有了企業的性質。這也符合“原始工業化”定義的標準之一：爲市場而生產。
宋代官營手工業雖然發達，卻不是獨霸天下，民營的手工業也呈現出繁榮氣象，並且在礦冶、陶瓷、紡織、造紙等行業搶佔了主導地位。北宋時，梓州有“機織戶數千家” ，學者估計當時全國機戶當在十萬戶上下，許多機戶還僱傭有織工;徐州附近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個民營礦場，礦主“皆大家，藏鏹鉅萬” ，各自僱傭了一百多名礦工採礦;四川的民營企業家開鑿“卓筒井”製鹽，“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 。“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論者津津樂道的僱傭勞動，其實早在北宋時已經相當常見。
民營手工業的生產效率，顯然要優於官營手工業。如宋代的造船業，當以福建最爲發達，而福建的造船業幾乎是民營造船廠的天下，官營造船廠並不興隆，造出來的船隻也不如民間造船的精緻。又如宋仁宗年間，開封商人杜升、李慶等六家工場承包了晉州的煉礬業，從晉州的官營礦場購買生礬，運至京師汴梁，煎煉成熟礬出售，生意做得紅火火。
河東路轉運司眼看着煎煉熟礬這門生意很賺錢，便在晉州“官置鍋鑊，自煎熟礬”，成立官營煉礬工場(煉礬務)跟民營企業家爭奪市場。官方的染指雖然導致杜升等六家煉礬工場“積壓礬貨，出賣不行”，但民營企業家無疑更熟悉市場，幾年下來，幾乎將官營的煉礬務打垮：慶曆元年至三年，杜升等六戶的納稅額分別爲十一萬貫、十四萬貫、十五萬貫;而晉州官營煉礬務的年收入只有五萬七千貫、四萬二千貫、四萬七千貫。
可惜後來宋政府爲挽救虧損的晉州官營煉礬務，決定收回六家民營煉礬工場的承包權，“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衷私重煎，只令晉州煉礬務一面重煎，收辦課利”，由晉州煉礬務壟斷經營煉礬業。杜升、李慶等六戶不服，聯名起訴河東路轉運司，要求河東路轉運司停止侵權行爲。歐陽修奉旨調查這一糾紛，認爲河東路轉運司違約在先，“官自煉礬出賣，見一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因此，他反對將煉礬工場收歸官營，建議“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承包額)” ，由六戶繼續承包晉州的煉礬業。
卻不知歐陽修的意見是否獲朝廷採納。但民營手工業的勢頭已不可遏止，成爲推動宋代“原始工業化”的巨大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