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最後結束的階段，德意日法西斯敗局已定，隨着反法西斯盟國軍事行動的發展，結束戰爭和安排戰後世界而產生的一系列政治問題需要迅速解決，特別是應該制定盟軍在反希特勒德國戰爭最後階段的協同一致的軍事行動計劃，處置戰敗的德意志“帝國”的基本原則，對日作戰，實現戰後世界國際安全問題的基本原則，客觀上愈加迫切地需要三大盟國舉行新的最高級會晤。
1944年，整個世界的反法西斯戰場的形勢，無論是在歐洲大陸、亞洲大陸還是在太平洋戰場上，都促使美、英、蘇三大盟國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積極”地準備着。
歐洲戰場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蘇聯紅軍和美英聯軍正從東西兩面夾擊德軍，一步步地把戰爭推進到納粹德國的本土。歐洲東線的蘇聯軍隊已在北起波羅的海至喀爾巴阡山之1200公里長的戰線上發動反攻，其前鋒已渡過奧得河，距柏林東部只有60公里。在歐洲西線，美英盟軍基本上粉碎了德軍在阿登地區發動的最後一次反撲，兵鋒直抵萊茵河西岸。法西斯德國崩潰在即，反法西斯盟國在歐洲戰場的勝利指日可待。”
但是，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對日作戰的形勢卻讓人頗感艱難。雖然美軍及其盟軍從1943年5月起，就開始從北、中、南和西南太平洋等方向對日軍實行逐島爭奪的反攻作戰，並且通過卓有成效的作戰正一步步地逼近日本本土。但在太平洋戰場上已處於絕對劣勢，完全陷入被動挨打局面的日軍，仍和美軍逐島展開爭奪，致使戰事異常慘烈，雙方都在漫長的島嶼爭奪戰中損失慘重。而在中國(國民黨)大陸及東南亞的大洋上日軍仍然佔據着大片陸地和衆多的島嶼。從各個方面反映的信息都是美國的政界和軍方人士深信日本在這場戰爭中敗局已定。但在亞洲太平洋戰場依然嚴峻的形勢也同時使美國感到：“前往東京尚有一段艱難與漫長的道路。擊敗德國並不意味着對日戰爭的結束。相反地，美國必須準備在太平洋從事長期與代價極大的鬥爭。”
正是基於以上的認識，美國的軍事領袖們在籌劃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作最後的進攻，以儘快結束太平洋戰爭的時候，都迫切希望蘇聯早日參加對日作戰，以便牽制日本在中國領土上的軍隊，使之不能增援日本本土諸島的作戰。正是懷着這樣迫切的心情，1945年2月，美國總統羅斯福如期前往蘇聯的克里米亞半島參加即將在雅爾塔舉行的會議。
1945年2月2日，美英兩國領導人前往蘇聯的雅爾塔途中，在馬耳他島討論了有關結束對德、日戰爭的一些問題。丘吉爾強調不宜“讓俄國人佔領的西歐地區超出必要”，對是否要執行早先通過的艾森豪威爾計劃上與美國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丘吉爾的堅持，決定把原先準備調往其它地區的一些軍隊仍繼續留駐地中海。丘吉爾矢志不做“大英帝國的掘墓人”，他認爲地中海也是英帝國的一部分。丘吉爾令其軍隊干預希特勒的內戰，必要時可以在希臘首都“象在一個被征服的城市那樣”行動。羅斯福曾抗議英國在希臘的行動，但沒有防止它。美國的專家認爲，當時正在出現的英蘇衝突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羅斯福決意要防止這種事情發生。斯大林對羅斯福表現得很尊敬，並在觥籌交錯之中加緊同丘吉爾鬥智。羅斯福充當不列顛和蘇聯之間的仲裁人，可是卻常常在一些完全合乎蘇聯心意的措施上實行退讓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