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民主黨人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mo Roosevelt)，以絕對優勢挫敗胡佛。在民意測驗中，羅斯福身在“偉大的”總統之列，與華盛頓和林肯平起平坐。許多美國人相信他的新政把美國從大蕭條的魔爪下解救了出來。其實，在羅斯福治下，從1933-1940年，失業率平均在18%這麼一個巨大的比例上。
一位傳記作家說，沒有誰比羅斯福對經濟更無知的了。這是明顯的。財富是怎麼產生出來的，羅斯福一竅不通。他提倡的立法，是一件由許多荒唐舉動拼就的百衲衣，有時彼此掣肘，有時甚至自相矛盾。
通過中央計劃尋求繁榮
國家工業復興法案(NIRA)(據此建立了國家工業復興總署)，是一個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它試圖保持高工資，以爲消費者提供更大的“購買力”;另一方面，它設立了幾百個法律裁可的、具有行業規模的聯合企業，准許它們設立標準工資、工作時間與最低價格。最低價格意思是：行業將大致免於以低於市場的價格競相拋售;每家企業的價格必須起碼是所規定的最低數。人爲提高的工資意味着繼續失業，高價格意味着幾乎全部的美國人都日子難過。真是了不起的復興策略啊。
羅斯福的農業政策，屬於他們自成一類的天才舉措。把另外一些貨物的價格調高還不滿足，羅斯福還撲向食品。他建議農場主削減生產，或者什麼也不生產，損失由政府補貼。他相信，減少供應將擡高農產品價格。但是，與此同時，他必得對付如此的慷慨。政府決定把相當多的已經生產出來的東西毀掉，以製造一種短缺，藉此擡高農產品價格。殺了600萬頭豬，搗毀了1000萬英畝棉花。
農業部長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把大規模毀掉作物和牲畜的做法，說成“爲舊時代掃除不平衡的生產導致的殘餘”。到底多少產量才能恢復“平衡”，華萊士想必是慧眼獨具。
在“美國農業管理署”(AAA)成立之後不久，農業部公佈了它的一項關於在那些艱難歲月中美國人食品情況的研究結果。這項研究構造了四類食品情況樣本：富足、小康、溫飽、緊急(難以生存)。結果發現，美國沒有生產足夠的食品，以養活僅求溫飽(不至於餓死)的人民。消除這場災難的最佳辦法，是把食品搞得更貴，這得需要特殊的頭腦才能得出這麼一個結論。
與此同時，有證據證明，羅斯福的這種漏洞百出的舉措繼續有增無減。1936年，“農業經濟局”報告說，就棉花而言，農場收入起碼和還不存在“美國農業管理署”的時候一樣高，甚至更高。第二個月，康奈爾大學的詹姆斯·E. 波義耳(James E. Boyle)在《大西洋報》上論證說，農管署得爲至少200萬失業者負責，特別是失業的小佃農和農場勞工。儘管農管署本意是要提高農產品價格，歷史學家吉米·鮑威爾(Jim Powell)評論說，農場主“發現自己的境況實際上更壞了”，因爲羅斯福的“國家復興總署”在強行擡高製造品的價格方面更成功，包括農場主在內的消費者都得爲此買單。
羅斯福的農業衣鉢
不幸的是，政府對農業大規模的干預從來不曾放手。甚至在20世紀80年代，儘管大家把這十年和政府削減與遵從市場原則聯繫在一起，但農業計劃每年還是吃掉300億美元，其中的2/3採取的是補貼的形式，另外1/3是消費者付出的更高的價格。這些項目背後的主要機制是價格支持：聯邦政府主動爲農場主支付每件產品一定量的錢;在這個價格上，農場主願意賣多少，政府就買多少。因此，如果聯邦政府出的價高於市場價，農場主就不在市場上賣東西了。因此，政府常常把大量各種各樣的農產品積存在自己手裏。於是就必得琢磨出，怎麼把這些東西打發掉，同時又不把價格壓下去。經常的情況是，政府幹脆把東西毀了。羅斯福的農業衣鉢一直留到了如今。
20世紀80年代，美國農業部每年下令銷燬：
★ 5000萬個檸檬
★ 10000萬磅葡萄乾
★ 10億個橘子
花生的生產配額具有把花生和花生醬的價格翻一番的效果。奶製品補貼更荒唐，美國的每頭奶牛每年得到的補貼高達700美元--埃裏克·山斯伯格教授(Evic Schansbery)指出，“這個數比世界半數人口的收入還多”。確實，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美國人的食糖價格比世界價格高500%，就是由於政府的價格補貼。這對種甘蔗的人來說當然是個好處，他們從這個政策中每年平均得到了235，000美元。但是，這政策讓消費者每年花了30億美元，把美國所有用糖的行業置於與外國生產者不利的競爭劣勢中，後者不曾被迫爲糖出這麼膨脹的價錢。
新政的另一些方面也破壞了經濟。新政的勞動法同樣增加了與社會保障有關的勞動力成本，這進一步在失業問題上雪上加霜--按照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Richard Vedder)和拉威爾·伽拉維(Lowell Gallaway)的說法，到1938年，又有120萬人失業。
經濟史家羅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論證說，“政體不穩”也阻撓了恢復。商人和投資者拿不準聯邦政府下一步要幹什麼，又會有什麼懲罰性的措施加在他們頭上，就乾脆不投資了。希格斯還指出，在20世紀30年代，長期投資特別受打擊。在證券市場上，長期債券的風險酬金巨大，表明行業領導人對未來非常不確定。希格斯從20世紀30年代蒐集的調查數據暗示，對未來的這種不確定，變成了對未來政府政策的不確定。商人對佔據白宮的那些人反商業狂熱的各種各樣的胡言亂語是很在意的。
羅斯福用《國家勞資關係法案》(即爲人所知的1935年《瓦格納法案》)，爲有組織的勞工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標準課本想當然地以爲對工會好的就對工人好(儘管現代工會的整個目的，是把人們排擠在一個行業之外，而不是爲工會裏的工人提高工資)。事實卻相反。
工會使社會貧困化的方式不計其數，從擾亂勞務市場到阻礙效率和發明的工作規則。“國家法律與政策中心”和“約翰·M. 奧林就業情況與政策研究所”聯合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在報告中俄亥俄大學的經濟學家理查德·維德爾和拉威爾·伽拉維估計，單是在過去的50年裏，工會就花費了美國經濟50萬億美元這麼一筆龐大的錢。這裏沒有印刷錯誤。“這項沉重的經濟損失，對經濟的影響不是一次性的，”研究報告解釋說，“我們的模擬結果揭示的，是這個組織在半個多世紀中的強大影響力，乍看起來這種影響力是每年發生一點點。”不令人驚訝的是，報告確實發現工會工人比會外工人掙的錢高15%;但是，報告還發現，一般的工資損失慘重，原因是經濟規模比假定在沒有工會的情況下小30%-40%。
爲什麼在一個工會數量可以忽略不計的年代(1900年只有區區3%的美國工人在工會裏)，從1860-1890年的美國，製造業的實際工資提高了難以置信的50%，從1890-1914年又提高了37%?爲什麼美國工人比有多得多的入了工會的歐洲工人日子好得多?勞工史學家和活動家在解釋這樣的問題時，將會張口結舌。在對付這樣的事實的時候，他們大多數人都避而不談。
新政的青睞者向我們保證說，羅斯福花費龐大的工程提供了工作和經濟刺激。但是，這樣的工作，是把一些人(納稅人)的錢送給另一些人，因此沒有什麼淨刺激。其實，這樣的項目肯定是壞的，壞就壞在它們把資本從私人扇面那裏轉移出去了，因此阻礙了以健康的方式來創造工作機會。經濟學家約翰·約瑟夫·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和丹尼爾·K. 本傑明(Daniel K. Benjamin)發現，花費巨大的新政項目“創造的”公共扇面的工作，是把私人扇面的工作乾脆排擠了或者實際上毀掉了而已。羅斯福設立的公共建設工程以及爲此付出的無數美元，只是吸乾了資本以贊助那些本來就鋪張浪費的項目而已，因爲這樣的項目缺乏指導着企業家投資決策的那種盈虧評價標準。
用勞民傷財的工作買選票
羅斯福的公共建設工程普遍腐敗。經濟史家已經在努力搞清楚這些項目在全國的分配--比方說，爲什麼人最窮的南方從羅斯福的“公共事業振興署”(WPA)得到的幫助最小?
許多學者注意到振興署項目在西部各州出奇的多，1932年羅斯福在這個地區的競選優勢一直微薄，他們相信政治的考慮在這些項目的分配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像加文·萊特、約翰·約瑟夫·沃利斯、吉米·F. 考奇和威廉·F. 舒格哈特二世這樣的人，相信在新政開銷與羅斯福的政治需要之間有重要的聯繫。比方說，政治因素在新政在各州的花費差別一事中佔80%。羅斯福在西部各州花的錢比在南方多--南方爲他提供了67%的選票，是因爲在政治上南方比西部穩當得多，他不大需要買南方的選票。
“振興署”的工人常常被迫支持羅斯福喜歡的候選人，改換黨派，或者爲羅斯福的第二次大選“做貢獻”。參議院的一項調查，一宗接着一宗地發現，“振興署”的僱員得到指示，如果他們不想被炒魷魚，那就得把他們薪水的一部分貢獻給這位總統的第二次競選運動;還發現，那些拒絕支持一位受寵的候選人的人，在救濟金名單上被除名了;還發現，登記在案的共和黨人，被要求在救濟金登記簿上寫自己是民主黨人，爲的是保住工作。
在羅斯福當政的年月，這些無論如何不是政治訛詐的獨一無二的例子。標準課本提供了水門事件和尼克松濫用職權的全部細節(確實應該這樣)，但是關於作爲此類勾當的先驅人物的羅斯福，卻隻字不提。芝加哥貧窮的神父詹姆斯·吉利斯(James Gillis)主辦的保羅會天主教廣播電臺，批評羅斯福的法院改組計劃，美國通信委員會就把這電臺的執照拿走了。早在1935年，羅斯福就要求聯邦調查局開始對各種各樣的保守組織進行調查，在那十年的後半段，還祕密地蒐集證據(當然是一無所獲)，要證明反對美國參與二戰的“美國第一委員會”的那些顯赫成員拿了希特勒的錢，這個委員會也被照習慣污衊爲納粹和叛徒。
想起美國曆史上有那麼個時候，還是叫人心裏熱乎乎的，其時像羅斯福新政的那種項目，根據憲法，實際上遭到了批評。20世紀30年代，最高法院也有足夠多的大法官，堅持對憲法進行誠實的解釋，像《國家工業康復法案》和《農業調整法案》這樣的計劃實際上被宣佈爲違憲。
不需要說，法院的裁決激怒了羅斯福。他公然指責高法的“九個老傢伙”，說他們對憲法的解釋只適合於“騎馬生臭蟲的舊時代”。但是，除了指責，他還走得更遠。1937年，羅斯福建議：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凡是到了70歲的，如果不辭職或者退休，那就要補新的法官。由於當時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有六位都過了70歲，那麼這項建議立法將允許羅斯福另外加六位大法官到最高法院中。
起先，這位總統試圖聲稱他的計劃僅僅是有意爲年老的大法官提供幫助，但是連他自己的一些支持者都遭到了這個明顯的謊言的羞辱。最後，羅斯福對自己的意圖更加直言不諱：他相信目前的大法官班子和過時的法學牽扯不開，對憲法的一種更靈活的看法需要引進到最高法院，以確保他的新政項目。
對這項計劃的反對是強烈的，甚至羅斯福的許多民主黨同伴也反對。謝天謝地，這個法案被駁回了。但是，羅斯福對法院的恐嚇或許已經發生了效果。特別是，有人懷疑總統的壓力可以解釋爲什麼歐文·羅伯特(Owen Roserts)大法官突然在自己的決定中對這個政府變得友好得多了。然而，原來羅斯福畢竟有機會影響法院，哪裏需要如此粗魯的操作。在其後的四年裏，這位總統有本事在法院裏填了七個空缺，有人辭職了，有人退休了，有人死了。
新法院是個什麼樣子
一旦羅斯福在這個新法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新法學是個什麼樣子呢?參看一下1942年的“韋克特訴費爾本案”。法院裁定：在自己的地產上爲自己家用而種小麥的農場主，落在“州際商業”這個名堂之下，在憲法的州際商業條款之下服從聯邦的管理。家產的小麥，用法院的話說：“爲種植小麥的人的需要所提供的小麥，將以其他方式反映在自由市場的購買行爲中。在這種意義上的自家種植的小麥，就與商業中的小麥進行競爭。”有人爲自己供應小麥，由於他不是從市場上買的這小麥，他因此就影響州際商業。在這個標準下，任何東西都有資格影響州際商業--因此就得服從聯邦政府的管理。
法院成了爲聯邦政府的行動提供合理性的工具，成了把各州置於俯首聽命境地的工具。在1939年的“古林訴華萊士案”中，法院暗示聯邦政府可以把它的權力擴大到任何可能對“全民福利”有好處的領域。
那麼，如果新政不曾把我們救出大蕭條，什麼東西救了我們?有些人，包括許多教授，被迫承認新政的失敗--說二戰救了我們。二戰是一個美國經濟大繁榮的時代，這場戰爭把這個國家從大蕭條中拯救了出來，這種說法都成了傳統智慧的一部分。顯而易見，這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那麼總搞戰爭會是個好主意。想想所有那些不得不去生產原料、製造飛機和裝配導彈的人們吧。
歷史學家已經把戰爭期間達到的那些真實的產值數字搞出了不少。但是，這些增長，大多數歸於軍備與武器的製造，以及給軍人的報酬。這樣的生產，與普通人的需要是不搭界的。把資本和其他資源轉移到消費者不會買的貨物上，消費者的日子更難熬了。在1943-1945年之間，大約五分之一的勞動力--包括軍隊、爲軍隊服務的平民僱員、在軍需品行業中工作的人，以及失業者--都既不生產任何生活消費品，也不生產資本貨物。當然，這還不是全部;一直是60%的稅金用於資助不生產消費者需要的東西的活動，而這種活動佔到40%。所有這一切都等於物質財富的急劇損失。
